衰落的共青賽龍老廠區。

　　盡管共青城賽龍已倒閉4年，但一紙報道仍讓“賽龍之死”重回鎂光燈下。

　　關于賽龍死因的口水戰已沸反盈天多日，但位于共青城工業園區的共青城賽龍老廠卻格外寧靜，偌大的廠區空無一人，部分機器已出現了斑駁的銹跡。

　　距離一公里外的賽龍新廠，曾經熱火朝天的工地已經徹底寂靜，孤零零地豎立著三棟未完工的宿舍樓和幾排廠房，吊塔已出現生銹的痕跡，部分地塊已被當地居民整理成菜地。

　　在多位接近賽龍公司人士看來，“共青城賽龍”從崛起到倒閉，與“政府之手”關系密切。在當地政府資金及用地支持下，賽龍一度達到營業收入20億元，年納稅超億元。然而，當市場環境突變，支持減少時，“賽龍神話”終于破滅。

　　賽龍曾被給予“法定”之外的優待

　　公開資料顯示，共青城是一座非常年輕的城市，其前身是1955年上海青年志愿者創建的共青社，2010年設共青城市，是全國唯一以共青團命名的城市，人口僅20萬。

　　對于年輕的共青城市來說，招商引資是從其2010年設市之初就重視并大力發展的頭等大事。

　　據當地媒體報道，設立之初，共青城市即確定了招商引資的發展戰略。2010年12月，共青城開發區黨委書記李曉剛主持召開項目推進會時要求，全區上下要全力以赴推進項目建設，多上項目，快上項目，上好項目，上大項目，努力開創開發區項目建設的新局面。

　　李曉剛此前對媒體透露，2010年項目建設取得了重大成效。主要表現在引進了一大批好項目，截至2010年11月份，共引進項目48個，簽約資金229億元；啟動建設了一大批好項目，截至11月份，據統計80%項目已經開工，目前整個投產項目14個。共青城設市同年，共青城賽龍便被作為優質企業引入。此項目7月份簽約，9月份投產。

　　深圳賽龍高管王某告訴新京報記者，正是看到了共青城市非常特殊的地位和巨大的發展前景，2010年9月，共青城賽龍公司成立，代小權擔任董事長、首席執行官。

　　新京報記者獲取的投資合同書補充協議顯示，當年，共青城為了吸引賽龍進駐，給予了賽龍巨大的優惠。

　　雙方約定，共青城賽龍投產之日3年內，除享受國家有關稅收優惠政策外，增值稅地方留成部分，由共青城市政府從專項資金中給予80%的獎勵扶持，之后5年減半扶持，共青城賽龍高管兩年內免個稅。

　　作為賽龍進駐的對價，共青城市政府承諾通過銀行或融資平臺，幫助共青城賽龍解決2億元的融資。

　　在工業用地方面，共青城市政府提供500畝工業用地給賽龍，且在共青城賽龍注冊成立一周內，啟動掛牌程序，確保賽龍摘牌。而土地使用權款項，需要在共青城賽龍獲得土地使用權一個月內，一次性全額扶持共青城賽龍用于基礎設施建設。

　　同時，共青城市政府提供200畝優惠商業用地，用來配套專家、客戶休閑會所、住宅等商業開發。其中，100畝商業用地與500畝工業用地連成一片。

　　起初，共青城賽龍進駐后，首先使用共青城工業區的一個現有廠房進行生產，并啟動新廠建設。共青城賽龍用500畝工業土地作為抵押，由共青城財投公司提供融資數億元。

　　公開資料顯示，共青城財投公司成立于2008年，注冊資本2億元，由當地國資局100%出資，是當地政府融資平臺公司。

　　對遠道而來落戶的賽龍，共青城市政府甚至還給予“法定”之外的特殊優待，但后來又被法院認定為無效條款。

衰落的共青賽龍老廠區。

　　記者得到的一份判決書顯示，某共青城賽龍前高管在和公司勞動合同訴訟中稱，根據原告與共青城市開放開發區管委會的《補充協議》約定，高管人員2年內免征個人所得稅。而法院對這一協議并不認可。法院稱，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個人所得稅以所得人為納稅義務人，以支付所得的單位或者個人為扣繳義務人；免納個人所得稅的事由應由法定，“非因法定事由免納個人所得稅的條款均是無效條款”。

　　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共青城賽龍發展迅速，在當地用工一度超過3000人。當地政府審計數據顯示，共青城賽龍2010年9月正式投產，2010年實現主營業務收入3.54億元，凈利潤0.07億元；2011年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0.88億元，凈利潤0.19億元；2012年實現主營業務收入20.18億元，凈利潤0.68億元。

　　此外，共青城賽龍的納稅也迅速增長，2010年共青城賽龍納稅僅601.28萬元，2011年共青城賽龍公司納稅合計為43518407.69元、2012年共青城賽龍公司年納稅合計為102380661.00元。

　　在給共青城當地帶來利稅的同時，共青城賽龍也帶動了當地的就業。賽龍本身用工需求強，又帶動了一批配套企業落戶，把共青城市就業都帶動了。

　　共青城出租車司機查先生告訴新京報記者，其妹妹、侄女以及嫂子以前都在賽龍公司上班，當時賽龍公司效益非常好，工資高于其他公司，總能及時支付。賽龍的進駐，帶動了一大批公司的進駐，連出租車行業效益都被帶好，自己經常送客人到賽龍公司。

　　在運行老廠的同時，共青城賽龍還在共青城設立房地產公司，并在工業區建設新廠。

　　“這個新廠從2011年開始建設，我們公司已經參與了，主要負責員工宿舍樓的建設。”新京報記者探訪發現，共青城賽龍新廠區占地數百畝，目前三棟宿舍樓以及廠房主體已經建成。一位胡姓債權人告訴新京報記者，當時新廠建設熱火朝天，賽龍公司的工程款項大體能及時支付。

　　此后一直到2012年（倒閉的前一年），賽龍也是共青城市政府重點支持骨干企業。共青城市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其2012年的工作重點是“以更實的舉措做強骨干企業”，其中提到“重點支持賽龍通信與摩托羅拉合作，研發智能手機，開拓國際市場，力促主營業務收入達到80億元以上，上繳稅收2億元以上”。

　　危機始于突失摩托羅拉訂單

　　與共青城市政府的親密合作并沒有維持太久，“黑天鵝”降臨。

　　2012年，谷歌收購摩托羅拉，不久摩托羅拉宣布停止生產手機。這瞬間將位于中國江西共青城的這家地方明星企業推入不測境地。在完成了此前獲得的兩年摩托羅拉的訂單后，深圳賽龍失去了其最大的客戶。

　　據與共青城賽龍一脈同源的深圳賽龍前員工徐某回憶，2011年左右，深圳賽龍獲得摩托羅拉的訂單，由此走上其發展“巔峰”。該員工稱，摩托羅拉要求其供應商有自己的生產工廠，從而完成從整機設計到手機生產一條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深圳賽龍才開始在共青城設廠。

　　在徐姓員工的記憶中，2012年底，就感受到公司可能面臨困境，“2013年過年時，公司沒有發過節費”。

　　失去了摩托羅拉這個客戶的深圳賽龍，規模已經擴大了。2013年上半年，新的訂單無法填補失去最大客戶的損失。“2013年6月左右，公司開始少發薪水，”徐姓員工對記者稱，“公司發郵件給我們，通知先發二分之一的，之后又降低到三分之一。”

　　2013年上半年，深圳賽龍做了一系列自主研發，到5、6月份的時候，超薄機項目獲得成功，也獲得了訂單。“但當時公司資金鏈出現問題，有訂單，但是已經買不起生產材料。”一位當時在流通部門工作的員工介紹。

　　“當時他還是很有信心的，不相信公司會死，并由人力部門出具了欠薪證明，承諾有效期至上述欠薪發放為止。”徐姓員工稱，代小權一直說現在沒有錢，但是會找到錢恢復生產，能夠翻身。

　　疑被銀行抽貸數億元

　　突失大客戶后，更大的危機接踵而至。

　　據代小權代理律師謝民介紹，2013年10月，共青城金融機構以賽龍公司訂單縮減為由突然收緊貸款，共抽減“賽龍系公司”5億人民幣貸款。

　　據代小權方面描述，2013年12月，江西財經大學金融學院系主任詹政，調任共青城任副市長。詹政找到了代小權，以賽龍曾向“政府”（即財投公司）舉債為理由，停供賽龍在當地的銀行貸款。

　　2015年的一份《共青城市人民政府關于市政府領導分工的通知》顯示，詹政的職責是：協助市長負責金融、保險和私募基金工作；分管金融辦；聯系駐市各金融機構以及保險機構。

　　對此，詹政進行了否認，共青城市政府也否認主動抽貸。“共青城賽龍2012年起摩托羅拉的訂單驟降，其很多銀行貸款都是用信用證或訂單做抵押，故銀行縮減其貸款規模。”當地政府稱。

　　11月2日，新京報記者探訪財投公司，試圖尋找背后的真實原因。探訪發現，財投公司位于共青城市財政局三樓，三個辦公室，數十名員工。

　　財投公司主要靠發行地方債融資。其中在2016年發行債券8億元。作為共青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國有資產經營的主要實體，財投公司主要職責是對共青城市內土地進行開發和投資。天眼查數據顯示，目前財投公司已經對外投資了14家企業，并曾借款給多家公司進行資金周轉。因貸款未及時歸還，財投公司還曾將共青唐人服飾有限公司、江西省摩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賽龍未完工的新廠。

　　這家實為政府融資平臺的“財投公司”曾給了賽龍大量的借款。在賽龍遭遇經營危機的時候，共青城市政府擔憂這筆錢無法順利收回。

　　在對媒體的回應中，共青城市政府對此并不諱言，表示，由于賽龍公司欠下了大量貸款和政府融資平臺（即財投公司）的借款，生產經營又異常，政府擔心企業破產倒閉后，貸款和借款沒有著落，才被迫介入企業重組。

　　在賽龍被“抽貸”之際，全國性的地方債清理方案正在落地的過程中，在地方融資平臺大舉清理的背景下，地方再融資渠道也隨之收緊。

　　銀行減少貸款后，直接導致了賽龍公司的困局，其老廠房自2013年10月停產，新廠房停建。“當時，我們突然得知消息，賽龍公司被斷貸了，此后我們再也收不到工程款。”據胡姓債權人表示。

　　貸款一停，當時前后9億人民幣的海外訂單無法完成，價值近5億人民幣的原材料癱瘓在廠房，資金鏈瞬間斷裂。

　　對于銀行縮減貸款原因，共青城市當地一位政府官員還進一步向媒體透露，賽龍依托摩托羅拉訂單，2012年摩托羅拉訂單大幅減少。共青城賽龍有一筆3000萬元銀行貸款到期，需要過橋資金。當時銀行答應通過過橋資金繼續放貸給共青城賽龍，共青城賽龍找到一家金融中介高息借款3000萬元，結果還貸之后，銀行收緊了信貸，其他銀行得知此事后，也收緊了貸款。

　　“當時，代小權公司的過橋貸款是由我們公司提供的，不過不是高息，年化利息不到10%。”前述金融機構負責人周先生向新京報記者出示了代小權的還款協議，這筆過橋貸款由當地銀行介紹，其本人因此與代小權認識，整體感覺代小權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人。“如果不是詹政等政府官員在其中打壓，我的3000萬，代小權早就還上了。”其稱。

　　被指欠債7.36億，當地政府否認搞垮賽龍

　　在最初對“賽龍之死”的報道中，共青城前副市長詹政還被代小權方面指控：曾在賽龍面臨重要重組的過程中，向賽龍方面索要股權。

　　對此指控，共青城市政府和詹政本人方面都予以否認。

　　就在“賽龍之死”被報道并不斷發酵的第二天，共青城市政府通過微博回應。該微博稱，共青城賽龍已停產4年，截至目前，“僅在江西省內負債就達7.36億元”。以此反駁外界關于政府“搞垮”賽龍的說法。

　　共青城市政府在這則澄清微博中披露了“審計報告”稱，經審計，共青城賽龍2010年9月正式投產，從2010年到2013年，公司實現主營收入為42.23億元，凈利潤累計虧損3.07億元。“賽龍公司嚴重資不抵債、資產負債率超過200%。”

　　詹政本人通過多家媒體回應稱，賽龍公司四年前就已經是“僵尸企業”，不僅如此，賽龍的投資屬于“空手套白狼”。新京報記者試圖聯系詹政，但其電話多次撥打均處于無人接聽狀態。此外，新京報記者將諸多問題整理成采訪函，致函共青城市宣傳部，截至發稿未獲回應。

　　共青城市政府和詹政本人的說法同樣無法得到證實。在對深圳賽龍員工的采訪中，深圳賽龍方面多位前管理人員告訴記者，2013年共青城賽龍并未停產，而是仍然正常維持。“2014年，我去過共青城賽龍，幫過公司出過貨。我最后一次到共青城賽龍出貨是2015年初。”一位深圳賽龍前管理人員稱。

　　不過，在媒體隨后對此事的調查中，共青城賽龍被發現在2013年10月前已出現債務問題，當時資金鏈或已斷裂。據統計，共青城賽龍具有246條風險信息。

　　出租車司機查先生告訴新京報記者，賽龍倒閉后，其妹妹等全部失業，被迫外出務工或返回鄉下務農，其出租車收入也有所減少。

　　“目前賽龍還欠我們近千萬，公司才是最慘的，三位大股東把全部身家性命壓在了工程上。”為了保護建成的員工宿舍，胡姓債權人一個人留守，并在宿舍前開辟了一塊菜園。

　　■ 延展

　　重組屢敗 疑云待解

　　政府債權不受損失是當地考慮重組方案時關注重點

　　在賽龍員工眼中，正是共青城賽龍拖垮了深圳賽龍。據共青城官方給出的說明，共青城賽龍最多時有工人3000名。

　　新京報記者從共青城官方獲得一份說明材料稱，共青城賽龍投產后僅從事手機SMT貼片生產，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

　　這個說法遭到曾在深圳賽龍負責手機生產的王姓員工的駁斥。

　　“我去過多次共青城賽龍，當時共青城賽龍負責手機加工，包括最終出貨，并不僅僅是貼片。”

　　共青城市前副市長詹政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責代小權拿的訂單都是虧損的，比如別人報價30美元，他報價15美元。

　　多位賽龍員工則對此進行了反駁，徐姓員工稱，通過摩托的訂單，已經證明公司的品質和能力，就算利潤薄一點，也不是虧損。

　　一名在采購部門工作的員工稱，部分訂單都是對方公司先交定金，公司再發貨的，“如果對方不信任你，怎么會先交定金”。

　　對于共青城市政府所說的共青城賽龍2013年10月就停產，王姓員工也不同意：“2014年，我去過共青城賽龍，幫過公司出過貨。我最后一次到共青城賽龍出貨是2015年初。”

　　在深圳賽龍的前員工眼中，臺灣信億的重組是他們知道的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共青城市提供的說明材料稱，2013年10月到2014年9月，賽龍陷入困境后，引入了臺灣信億科技進行自救，由臺灣信億向賽龍公司提供運營資金及原材料采購款，臺灣信億收取一定的報酬及資金占用費。

　　徐姓員工稱，臺灣信億2013年10月參與重組后，把之前公司拖欠員工的薪水都發了，“這意味著2013年10月之前離開的員工，薪水都結清了，但之后留下的，則在重組失敗后繼續拖欠。”

　　員工們認為，重組失敗的一個原因是，進來的重組方，無論是臺灣信億還是后來的奇虎360，看重的都是深圳賽龍這邊的研發能力和研發人才，而不是共青城賽龍這個深陷債務泥沼的加工廠。但是共青城市則肯定不會答應這樣的重組方案。

　　近日，共青城市一位副市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共青城賽龍的重組前提是政府債權不受損失。

　　目前賽龍面臨的更多的難題是，在多次重組失敗后，由于薪水無法發放，研發團隊所在的深圳賽龍核心研發人員幾乎都走完了。

　　“在不斷地欠薪下，高管到員工都離開了，團隊已經散了。”付廷2015年初離開了深圳賽龍，當時，公司已經拖欠了其7個月的薪水。

　　付廷描述了他最后一次到共青城賽龍的場景：2014年底，當時覺得自己以后應該不會再過來了，就讓共青城賽龍的人帶我去看看我們的廠房。

　　“我站在宿舍樓前問，這塊地一直到哪里？身邊的人介紹，從這里望過去，你能看到的地塊都是我們的。”

　　付廷還專門到建設的宿舍去看，“當時想，從最初的100多人，后來做這么大，真是不容易。然后想想現在這個樣子，我就在樓前哭了。”

　　10月31日下午，新京報記者也探訪了付廷最后去的那個產業園：只剩下三棟小樓、未完工的廠房和兩米多高的雜草，以及被周邊居民臨時修整出來的一塊塊菜地。

　　“賽龍當年在深圳是很有名的。”深圳市半導體協會秘書長蔡錦江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蔡錦江稱，對于深圳賽龍現在的狀況，不單純是政府的原因，和行業本身也有關系。“整個行業利潤率下滑后，企業間都在比拼政府補貼，紛紛到欠發達的地區，通過獲得政府的財政、土地補貼來抵消上升的成本。政府的支持就處于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