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來，南京頻頻放大招吸引人才——先是進一步放寬了人才落戶門檻，允許取得研究生以上學歷或年齡在40周歲以下取得本科學歷的畢業生直接成為南京人，再到對外地來寧面試的每個高校畢業生一次性給予千元面試補貼。

值得注意的是，想方設法導流人才的并非南京一家，諸如武漢、成都、西安、長沙等城市紛紛向畢業生拋出橄欖枝，“送戶口”“送房補”“免費租借辦公區”等政策層出不窮。不經意間，越來越多的二線城市加入到人才爭奪戰中，并漸漸進入白熱化狀態。

人才流動的重大轉向

一直以來，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一線城市，憑借發達的經濟條件、完善的基礎設施、優質的公共服務與廣闊的發展空間，吸引著人才的持續流入。此外，北上廣深名校云集，直接增加了高素質畢業生留在當地就業的可能性。

與日俱增的人才流入，直接帶動了一線城市經濟社會的快速崛起，而城市的發展又吸引著更大體量外來人口的進一步流入。

但一枚硬幣有其兩面，人口的規模效應可以拉動城市經濟發展，但過量的人口增長也帶來了交通擁堵、房價上漲、水資源短缺等問題，這些既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也讓居民生活品質大打折扣。

為此，北上廣深均將控制人口規模作為破解“大城市病”的重要途徑，并在各自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明確了到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標：北京2300萬人以內，上海2500萬人以內，廣州1550萬人以內，深圳1480萬人以內。

然而，2016年四個城市的人口分別達到2173萬、2420萬、1404.35萬和1190.84萬，除了深圳之外，北上廣的城市人口上升空間已經十分有限（參見圖1）。

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一線城市的落戶門檻越來越高。以北京為例，自2014年起，北京市對高校應屆畢業生的引進指標（即落戶指標）逐年縮減態勢明顯，2015年進京指標尚且將近9000人，到2017年已降至6000人。北京市人社局更是公開表態稱，將堅持“兩嚴控一支持”引進畢業生，即按照新版城市總體規劃，對落戶指標實施“總量封頂”。

目前來看，一線城市的人口控制已經初步有了成效。2018年年初，北京與上海分別召開的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的消息顯示，2017年京滬的常住人口雙雙出現下降，這在1978年以來還是首次。需要說明的是，人口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北京、上海的城市競爭力降低，很大程度上還是主動為之的結果。

既然一線城市落戶政策持續收緊，讓越來越多的人才華無處安放，那么自然會流向二線城市。于是就出現了二線城市間的“搶人大戰”。

搶人大戰究竟在搶什么？

其實早在2017年，武漢、成都等許多強二線城市就已經陸續出臺招才引智政策，旨在搶奪流向二線城市的優質人才。而今年，這場“搶人大戰”的熱度絲毫不減，反而愈演愈烈。

為什么突然之間，這些城市對人才趨之若鶩了呢？

答案便在于，人力資本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日漸突出，而各個城市也對其愈加重視——說白了，二線城市搶的不僅是人，更是高質量的人力資本。

所謂人力資本，是指依附人體體力和智力所具有的勞動（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價值總和。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提出，由此也將資本分割為兩類：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二者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有所差異的。在物質財富較為匱乏的發展初期，經濟的增長主要依靠物質資本投入的不斷增加；而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物質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相對減弱，人力資本在這一階段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斷增大。

作為一種“活體資本”，人力資本具有更大的增值潛力和空間，任何的工作、任何的科技創新、任何的增加經濟效益的行為，都需要人的參與。

憑借其獨有的創新性與創造性，以及對生產要素的協調作用，人能夠將等量的資源轉化為更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因此人力資本無疑更適合作為區域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支撐。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也佐證了這一點。

具體來看，人力資本至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有效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增長：

第一，人力資本擁有比物質資本更高的投資回報價值。眾所周知，以基礎設施等固定資產為代表的物質資本投資具有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而逐漸走低的投資回報率也確實在發生，一個直觀的證據便是全社會資本形成總額與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的差距越來越大（參見圖2）。相比之下，通過教育、健康來投資積累人力資本，不僅可以提高勞動力質量，更能夠帶來以創新為核心的無形資本，而無形資本的增值幅度顯然是更為廣闊的。

第二，人力資本可以顯著提高區域生產效率。一方面，人力資本可以基于自身對各種生產要素的協調來保證物質資本高效運作，進而提高產出效率并作用于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才素質的提高，可以大大加快新技術研發及應用的速度，進而促進生產力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因此，人力資本也被視為“經濟增長的引擎”。

第三，人力資本的積累可以彌補勞動總人口數量下降的影響。在經濟社會老齡化程度日趨加深時，適齡勞動人口的減少已是不可逆轉。但是通過人力資本的不斷積累，可以提高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力質量。勞動人口愈加出色的業務水平和實踐經驗，可以抵消由于體力衰退而對生產效率帶來的負面影響。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經濟總體上經歷了長達近40年的要素驅動型增長，除了以基礎設施投資為代表的物質資本投入外，無限供給、價格低廉的勞動力格局也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成為促進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而今，劉易斯拐點已至，人口紅利消失的同時，物質資本邊際回報率下降，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未來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創新驅動，而人力資本剛好是創新的“載體”。尤其是在知識經濟和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越發強大，諸如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這也客觀上形成了國內市場上對人力資本的巨大需求。

當北上廣深很多領域的人才趨于飽和，發展空間不再如往昔那般大時，二線城市必然不會錯過如此良機。而優質的人力資本爭奪，正是二線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突破口。

搶人戰背后是二線城市的崛起

當人們把目光聚焦在一線城市時，也許未曾留意到二線城市也在飛速發展著。數據顯示，繼天津、重慶、蘇州后，2014年～2017年，杭州、成都、武漢、南京、青島、長沙、無錫七個城市經濟總量也相繼進入“萬億俱樂部”，且經濟增速始終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參見圖3、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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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GDP，二線城市的綜合實力也在不斷攀升。比如位于長三角城市群的杭州，近10年來的GDP實際增速均超過全國與上海，這背后很大因素是浙江民營企業活力的支撐。此外，杭州有阿里巴巴和網易，趕上了互聯網發展的風口，依托優勢產業完成了突圍，特別是在G20峰會后，杭州煥發了“新一線”城市的活力，而2022年的杭州亞運會無疑又將引領城市的下一撥發展。

再比如武漢，自2014年經濟總量邁入“萬億俱樂部”后，它在中部核心、交通樞紐、科教重鎮等方面的潛力正在逐步得到發揮。在2017年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中，武漢是我國唯一位列榜單前十的中西部城市。

也正因為如此，二線城市才有了足夠的底氣去爭搶人才，很多二線城市對于人才的吸引力，與北上廣深相比已經不遑多讓。

獵聘發布的《2017年二季度人崗爭奪戰及職場流動力大數據報告》顯示，2017年上半年，全國主要城市人才凈流入率排名中，杭州人才凈流入率（地區人才凈流入率=該地區人才凈流入人數/該地區人才流動總人數×100%）最高，達到11.21%，明顯高出其他城市（參見圖5）。與之相應的，2017年杭州市常住人口達到946.8萬，比上一年增長28萬，創下歷史新高。

事實上，國家的政策也正在向二線城市傾斜。在2017年確定的“國家中心城市戰略”城市名單中，除了北上廣深外，杭州、成都、武漢、南京、鄭州、青島、西安等城市均位列其中。該戰略不僅將上述二線城市提到了新的高度，更是充分肯定了它們對所在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可以預判的是，在不久的將來，隨著全國各地的進一步發展，或許會有更多的二線城市崛起，這無疑比一線城市的前景更令人振奮和期待。

或許正如吳曉波所說：

“中部崛起，中部能力的提升，東南沿海向中部地區進行產業轉型，在2018年將呈現非常顯著的特征。來自于中部城市的企業家，不必再羨慕東部的這些企業以及投資經營環境，互聯網已經把信息抹平了，高鐵已經把城市與城市、區域與區域之間的距離、物流的距離和人口流動的距離壓扁了。中部地區的產業優勢和能力以及后發效應，在未來幾年里，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特征。”

你的選擇是哪里？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如今的二線城市留人政策早已不再僅僅局限于高端技術人才。近千萬的大學畢業生同樣是備受青睞的對象，政策著力點也放在了畢業生最為關心的戶口、住房、創業扶持等多種實際需求上，“零門檻”落戶、購房租房優惠、現金補助等措施基本成為“標配”。

其實對于年輕人來說，城市最珍貴的東西往往就是無限的可能性。

近幾年，“逃離北上廣”的風浪曾經甚為流行，然而風平浪靜后，不少年輕人還是選擇“逃回北上廣”。究其原因，不是生活成本更低、物質回報更實惠的小城市不好，而是年輕人無法忍受未來變化的無限可能被小城市的安穩生活日漸消磨。

對于二線城市來說，倘若只提供了“確定性”卻沒有什么“可能性”，一眼就能望到幾年后甚至幾十年后的生活模樣，恐怕結局便會是好不容易引入的人才又流回到一線城市。

讓人慶幸的是，今天的二線城市，硬實力與軟環境日趨完善，已經能夠為人才提供足夠的筑夢空間，給他們提供實現夢想的可能——而這些，恰恰是對人才最強大的吸引所在。年輕的朋友們，你們會選擇二線城市安家立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