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1839年，龔自珍在辭官南歸的途中寫下了該詩，179年后的今天，最難落戶的北京城開始“不拘一格求人才”了。

北京日前發布了《北京市引進人才管理辦法（試行）》，對科技創新、文化創意、國際交往中心建設、金融、體育、教育衛生、高技能等7類人才的引進加大力度。

北京的這紙文件，標志著肇始于2014年的城市人口爭奪戰終于全面爆發了。

很多讀者以為這次城市人口爭奪戰是在去年的二線城市中開打的，其實并不然。

早在2014年5月份，廣東省就開始全面放寬本科以上學歷畢業生落戶，并且進一步放寬直系親屬投靠條件。除廣州、深圳兩個特大城市的老人投靠子女有所控制外，其他各地直系親屬間相互投靠（夫妻投靠、子女投靠、老人投靠）均全面放開，隨時辦理。

雖然同年4月，無錫和南寧也發布了新的落戶政策，但他們的落戶政策都是與購房掛鉤的，有點救樓市的味道在里面。

廣東的戶籍新政并沒有與購房掛鉤，因此可以說是廣東打響了全國城市人口爭奪戰的第一槍。

為什么會打響人口爭奪戰？提出這個問題，我不禁想起了1861至1865年間的美國南北戰爭，持續4年之久的內戰其實就是美國的城市人口爭奪戰。北方工業經濟的崛起需要大量的工人，而南方的種植園經濟束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奴隸制的存在使得和平的人口爭奪戰不得不被暴力的戰爭所取代。

出師之名是人道主義，解放黑奴，但無利不起早，出師之利顯然是爭奪他地人口，發展當地經濟。

150年后的中國，各大城市間也開始上演了和平但不平和的人口爭奪戰。與美國人口爭奪戰的單純起因不同，我們人口爭奪戰的起因稍微復雜一些。

概括來講，大致有如下四個原因：

1

第一，“空間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的風險顯現。

從2006年到2014年，持續時間長達8年的城市住宅用地供應量以高達人口增量3倍以上的速度進行城鎮化“大躍進”，使得“空間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一些中小城市空城、鬼城的風險日益顯現。

隨著2014年樓市的分化，一些政府意識到政府主導城鎮化的風險，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人的城市化”方向上來。

2

第二，勞動力人口開始下降，老齡化問題凸顯，人口紅利消失。

我國的勞動力人口自2012年以來，已經連續6年下降了，并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沒有重新上漲的態勢，增量不再，勢必要進行存量爭奪。

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長達幾十年至一百多年，如法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國用了80年，美國用了60年，而我國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的速度還在加快，這已是有目共睹。

不同國家老齡化進程

3

第三，城市間的流動人口開始減少。

2013年和2014年，全國流動人口每年都增加800萬以上，總數達到2.53億，但2015年居然下降了568萬，2016年繼續減少了171萬。

上海從2015年開始出現外來人口凈流出，最難落戶的北京則是從2017年開始出現外來人口減少的現象，這都是2000年來第一次。

4

第四，人們的生育意愿下降，人口危機顯現。

前段時間有一篇“刷屏文”指出，我們還是被“人口雪崩”的數據嚇壞了：2017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了63萬人，這一數據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預測還要更低；2017年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只有12.43‰，這一數據比日本的出生率還低，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到了5.32‰的驚人低生育水平。

事實上，即使在人口紅利持續釋放的21世紀，城市之間的人口爭奪戰就已經悄悄地在進行。根據北京城市實驗室（BCL）街道精度的數據研究，2000年時全國39007個鄉鎮街道的平均密度為873人/平方公里，到2010年則上升到977人/平方公里，人口增長的趨勢延續，但是這10年間依然有33%的街道人口密度出現了下降，而出現大幅增長的街道僅有9%。

這說明即使是在我國城鎮化“大躍進”過程中都一直伴隨著集聚效應和分化的現象，這當中城市邊界的增長并不是普惠，而是零和博弈。

這個現象將會在未來人口紅利趨緩的過程中日趨明顯，爭奪存量人口，搶占剩余人口紅利，將成為今后城市間的新常態。

肇始于2014年的廣東，燎原于2017年的西安、南京、重慶、成都、鄭州，高潮于2018年的北京的這場轟轟烈烈的城市人口爭奪戰必將愈演愈烈，就在筆者寫稿之日，朋友圈里先后有人分享了兩篇文章。

一篇是廣東省委組織部、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等13個部門近日聯合出臺了《關于加快新時代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創新發展的若干意見》，意見里提到，廣東省準備了63億資金要在5年內搶奪5萬名博士和博士后。

另一篇是寫西安“人才新政”推出當天落戶8000人，3天遷入1.5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