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驅動的創新

牛津互聯網學院的互聯網治理和監管教授Viktor Mayer-Schonberger說，互聯網時代帶來了一個新的監管挑戰。監管機構知道如何處理一家規模和業務范圍大得足以主導市場的公司，如一家大型汽車制造商。但在數字時代，網絡效應——越多的人使用網絡，它的價值越大——也能導致市場集中。

谷歌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隨著谷歌從用戶那里收集越來越多的數據，它的搜索結果也變得更好，而這又吸引了更多用戶。這實際上讓競爭對手很難去挑戰谷歌。“那些能獲得大量數據并用這些數據去學習的大玩家正發展得越來越好。”Mayer-Schonberger說。

什么能打破這這種市場集中？歷史上，新想法或創新可以瓦解現有玩家。“那就是有創造性破壞力的想法，”Mayer-Schonberger說，“我們可以用創造性破壞來應對市場集中。”通常，人類的聰明才智以及保護這些想法的專利制度會催生顛覆性的創新。但是“如果人類的聰明才智不再是創新的源泉了呢？”今天，機器正在從數據中學習，以激發創新，例如使用反饋數據來提高教學成果的教育系統。“實際上，這正在發生。”Mayer-Schonberger補充說。

數據已成為導致市場集中的一個常見原因，機器正在利用這些數據進行創新。Mayer-Schonberger說，也許有一種方法能打擊這種市場力量:讓壟斷者與競爭對手分享這些數據。監管機構可以要求超過一定規模的公司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數據，公司規模越大，分享的數據越多。“我們可以規定，相比小公司，市場份額更大的大公司必須分享更多的數據，”他說，“你必須與行業里任何想要這些數據的人分享。”哪部分數據該分享是隨機的，這是關鍵，因為數據應該是異構的。

以創造“網絡中立”概念著稱的哥倫比亞法學院教授Tim Wu補充說，創新看起來是一個反復無常的過程，且呈周期性。他指出，每隔20年到30年會出現一個顛覆性的創新，無論是個人電腦還是收音機，它們都打破了現有格局。這會導致一個“開放時代”，其中許多創業公司進入市場。下一個階段是“早期統治黃金時代”，其中少數公司會脫穎而出。

Wu說，由于這些占主導地位不久的公司最關心的是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是推動真正的創新，市場會出現停滯。打擊數字壟斷者的一個方法就是假設他們降低了創新速度，即使沒有直接證據表明他們正在打壓競爭對手。Wu提到，一些新聞報道說創業公司避開了Facebook的業務領域，因為它們不想和這樣的社交網絡巨頭競爭。“（面對這樣的巨頭）就算沒做錯，創業公司往往也會在想法階段就已經放棄了。”吳說。

沃頓商學院法律研究與商業道德教授兼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教授Herbert Hovenkamp說，保持數字市場競爭力的方法之一是更多關注產品差異化而不是市場份額。相比汽車制造等傳統行業，在科技領域，各公司占有的市場份額更不穩定——人們可以迅速將注意力從一個網站或APP轉移到另一個上。“在數字市場，市場份額的彈性要大得多。只要有需求，銷售額可以在幾個月內翻3倍和5倍。”他說。

Hovenkamp認為，產品差異化會帶來更多競爭。例如，Match.com可能是最大的約會APP，用戶最多，但它并沒有吸納入所有單身人士。有些人喜歡約某個種族的人，所以會使用其他約會APP。這些小眾APP確實增加了約會市場的競爭，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想要同樣的東西。“不同的約會網站提供不同的功能，吸引不同的群體。”他說。

算法能做到公平嗎？

算法，或指導機器做事的一段段代碼，理應會讓程序更高效。但鑒于它攝取數據并不斷訓練自己，結果可能變得刻板而不公平。例如，如果一個算法發現來自某個族群的低收入貸款申請人往往有更高的違約率，那么它可以訓練自己剔除這一類人。然而，“你根本不知道那些你不愿意給貸款的人會不會還貸——除非你貸款給他們。”賓夕法尼亞大學計算機和信息科學教授Michael Kearns說。

Kearns說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將算法設計成兩個內部玩家之間的零和游戲。一個是學習者，它攝取數據來學習，然后作出決策，比如是否批準一個貸款。另一個是監管機構，它審查決策，看是否存在被歧視的子群。“這些都在代碼里，”他說，“這個游戲變得平衡，任何模型從預測意義上來說都是最準確的，同時也能公平對待所有子群。”

沃頓商學院技術與數字商業教授兼市場營銷教授Kartik Hosanagar表示，很多決策受到算法的驅動，但人的選擇也是一個決定性因素。“很多人將關注點放在算法上，但我要指出的是這不僅涉及數據和算法，也涉及人，以及如何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例如，算法讓人們個性化他們的Facebook體驗，只加志趣相投的朋友。“當涉及那些讓我們形成觀點、決定我們如何在民主社會中使用自己的話語權的新聞和媒體時，上述做法尤其有問題。”

網絡安全也變得更難落實。冰箱、微波爐、洗衣機和烘干機等日常設備的電腦化 意味著黑客有更多的入侵途徑，結果可能是危險的。著名的安全專家、哈佛大學的Bruce Schneier說，在過去，黑客入侵個人電腦意味著隱私、機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可能會喪失；現在，當汽車遭到黑客攻擊時會出現真正的生命和財產風險。

“這就是有人毀掉你電腦上的電子表格從而讓你丟失數據與有人弄崩你的心臟除顫器從而讓你失去生命的區別，”Schneier說，“CPU、軟件、攻擊代碼都相同，但后果卻截然不同。這就是我們正在進入的世界，但沒有引起太多關注。”例如，只要一臺連網的DVR正常工作，人們可能就不會關心它是否會成為一個攻擊工具。

還有另一個風險。Schneier說，電腦公司通過更新來修復軟件故障，但這意味著有一個專門的團隊負責修補軟件并向用戶發送軟件更新。例如，家電制造商一般沒有這樣的團隊。通常，他們聘請外部開發人員來做這事，這些開發人員在項目結束后會離開，因此并沒有不斷的更新來修補軟件以對抗病毒。

另一個危險是，在一次軟件故障中，所有受影響的計算機都會出現故障，當許多車受到影響時情況就變得特別危險。“電腦化的汽車將表現得非常好，但一出問題就會殃及所有，”Schneier說。他認為，為應對增加的網絡安全風險，可以進行更多的監管，而無論技術人員是否準備好。

“我認為政府監管即將到來，且是大規模的監管，”他說，“無論硅谷喜不喜歡，監管即將到來。自由放任自然好，只要關系不大。當你的東西會殺死人時那就有關系了。賭注太高了。”

編譯：鄧桂華。本文來自knowledge，原文——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internet-policy-20-years-later-u-s-get-right/?utm_source=kw_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2017-12-19。創頭條（Ctoutiao.com）獨家稿件，轉載請注明鏈接及出處。投稿郵箱：tougao@ctouti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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