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深圳賽龍突死之謎”引發廣泛關注。文中稱，因共青城政府一系列行為，導致賽龍資金鏈斷裂，企業陷入困境，創始人被逮捕。隨后，共青城發表文章予以反駁，認為賽龍本身經營有巨大問題，創始人亦存在行為不端，在當地政府幫助無果后陷入困境。

事實真相還未水落石出，現在斷言各方責任過失如何，自然為時尚早。但此事引發的關注，恐怕并不僅在一城一市一企一人之境遇，而是因其中政企關系究竟有何問題，其關鍵矛盾源于何處，雙方正常聯系到底應該如何。這些牽涉的面其實非常之廣，問題的答案，涉及當前國家經濟改革中的重大乃至核心議題。

由于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地方政府出于經濟上的擔心就對公司進行“強制管理”，這能站得住腳嗎？須知，無論是在一開始招商引資中輕許承諾，或者在接下來以政府身份提供擔保及其他政策優惠，使企業變成政府“附庸”，都是違背政府根本職能，也違背中央一貫要求的，當然也違背了市場化的基本規律。當地方政府自己對企業經營介入過深，把別人的債當成自己的債，把別人的錢當成自己的錢，企業將難以作為企業好好運營，風險與日俱增，而政府同樣將自己置于危險境地。

政府與企業之間，還有一層金融機構相聯系。而所謂地方債風險的關鍵，本就是地方政府不應以自己的信用擔保建立相關金融平臺。企業經營如何、信用如何，是金融機構放貸的評判標準。但當地方政府涉入過深，很容易在開頭忽視風險盲目放貸，而后來仍舊忽視風險盲目抽貸。若金融機構成為政府“下屬”，極易放大本身的風險，也放大企業和政府的風險，從而加大系統性風險的產生。

若地方政府想要完成一系列對企業的掌控，就難免會在司法系統、財政系統內不斷各種上下其手，將中央的財政款項通過企業的名義隨意“調撥”，將已經明確的法律法規變成自己完成“小目標”的隨意手段。即使微觀企業和個人違法犯規，仍然需要用合法程序來進行解決，給社會公平正義的示范。如若不能如此，又怎可能有市場秩序？更不要說，當一地政府中某些人權力過大，私心膨脹，甚至上欺瞞中央、下糊弄百姓，各種尋租、腐敗必然出現，不但侵犯個人權益，也實際上侵犯國家權益。

盡管中央三令五申要降低企業制度性成本，要為企業投資和正常運營創造良好環境，要簡政放權，盡管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但有些地方依然看重GDP數字，進而想通過插手企業實現政績目標，甚至暗度陳倉、以權謀私。在接下來的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如何協調政企關系的矛盾就成為重點。過去，我們談市場要發揮基礎性作用，后來講要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強調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不尊重基本的市場規律，那就不是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反而變成瞎發揮、亂發揮，變成破壞市場秩序、破壞社會公平，這是違背中央精神的。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因此，有必要以法律法規為準繩，以保持社會公平以及市場秩序為目標，做到政商交往公私分明，政企關系界限分明，地方政府不要為了GDP就總想著親自上陣，而應充分理解“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意義，進而營造良好的政治生態、經濟生態和社會生態。(作者是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