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火熱的TMT、電商等領域，王煜全一概不看。他在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到美國去，投做硬科技的中小型科技創新公司。王煜全堅信，下一輪全球創新的浪潮來自美國的中小型科技公司——這是他長期觀察傳統行業得出的結論。2007年左右，王煜全開始做個人天使投資，在這之前，他是全球咨詢公司Frost & Sullivan中國區總裁，一直關注各個傳統行業，“前幾年慢慢發現傳統行業發生了很大變革，小公司涌現出大量科技。從長遠來看這是個大趨勢，硬科技將改造各個傳統實體產業。”

　　基于這個觀察，自2013年始，海銀開始到海外投資。投資的細分領域包括大健康、電子產業、人工智能和機器人、虛擬現實、新能源等。投出的前兩個項目是盲人眼鏡和中風急救設備。

　　王煜全認為他們做這件事有先天優勢。主要表現在，和Frost & Sullivan一直保持良好關系，海銀可以使用其數據庫和全球2000位分析師、咨詢師資源，而在海銀創業初期，代表項目還不多時，Frost & Sullivan還為其擔當過背書者的角色。同時，海銀自己也在繪制全球科技產業地圖，以此打基礎。

　　目前，海銀已投資了將近20個海外項目，其中兩個成功上市。初步證明，這條路可行。

　　他坦承，海銀投資的公司，在國內很少被提及，“去海外投先進科技，這是中國人沒干過的事，就連美國這么做的VC都不多，因為背后有很高的風險。”在美國，這種情況也差不多，更受關注的西岸VC都以彼得·蒂爾為目標，希望投到下一個Uber、Airbnb、Facebook。 “我們不想當西岸VC，不希望自己多有名。我們希望投的公司成功。”王煜全希望在這一波創新型科技公司里，找到商業化成功的好苗子。

　　選擇這條路，還和王煜全的投資觀點有點關系。在他看來，互聯網投資的賭性太大。 “O2O是趨勢，那各個VC都一定要投一家，反正總有一家勝出，至于是誰，沒人知道”。

王煜全(受訪者供圖)

　　如果說互聯網投資存在“賭人”的風險，那么王煜全的風險在于“賭科技”——一項科技常常被另一項所取代。他喜歡這種方式的“賭”，因為在他看來，判斷技術比判斷人更純粹。

　　投錢進去，只是起點。對海銀來說，投后也十分重要，“海銀做的80%的事都不是VC的本業”。他們主要解決美國公司與中國企業的對接問題，比如，如何將美國的研發能力和中國的制造能力、市場需求結合起來。除了尋求回報，王煜全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全球正在發生很多變化，如果中國企業家能適應這些變化，真正和先進科技企業對接，未來30年中國經濟會非常好；如果不能掌握這些變化，等美國那些企業長大了，生態成熟了，會對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沖擊。”

　　創業家&i黑馬近日采訪了王煜全，聽他講講自己是怎么“出海”做VC的。以下是王煜全口述，經編輯：

　　創新不來自500強了，一定來自小公司

　　要投一個能拿出來說的好項目，三年五年沉淀免不了。人家老牌基金，成名已久，歷史業績往那一擺，我們新基金就沒機會了。但中國海外投資剛剛興起，在那邊見不到太多中國投資人。而且中國人到海外投資還有很多誤區，比如喜歡扎堆硅谷投互聯網、混華人圈，這都是我們比較反對的。美國最優質的項目，尤其是有很強專利壁壘的項目，其實并不在硅谷。

　　我們以投美國中小型科技創新公司的硬科技項目為主。當下全球出現一個新的潮流，就是硬科技正在改造各個傳統的實體產業，這個潮流和中國目前的發展需求最為匹配。我們國家一直支持科技升級，實際上主要指的是制造業，但現在成效不大，我們認為，這一波全球創新潮流讓國內制造業升級看到了曙光。

　　另外我關注美國中小型科技公司很多年了。它們近些年發展很快，一個重要原因是，1980年，美國通過了《拜杜法案》，規定高校科技可以向公司轉讓。30多年過去了，大量小公司每年從高校拿科技成果，做孵化，已經形成了一個規模和機制。我和北京大學薛兆豐教授一起寫了《全球風口》這本書，專門講了“積木式創新”，意思是小公司孵化先進科技，通過外部順暢的協作，就可以具備大公司的能力，實現快速發展，從而改變全球科技產業。我覺得這是未來幾十年乃至一百年里最重要的變革。

　　也就是說，500強不再是美國創新的排頭兵了，不再是中國企業合作的首選目標了。小公司的制造能力不比500強差，甚至擁有一些500強都沒有的科技。

　　長期來看，這是一個大趨勢。而且中國在這一輪全球小公司創新的浪潮里，有很大的話語權。

王煜全(受訪者供圖)

　　為什么這么說？這輪浪潮需要市場、資本、制造能力三個條件，這都是中國能提供的。

　　中國人有機會在全球新變局里進行全產業布局，從業務上支持全球的創新公司，這樣的成功更有意義。我們希望更多人看到全球的機會，大家一起出去把握住它。一方面你能夠和世界科技前沿接軌，未來一定很光明。另一方面，你能為推動全球創新做點貢獻，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機會。

　　時間紅利：在估值出現拐點的前兩年投進去

　　在硬科技這個概念下，我們關注的具體細分領域有很多。有大健康，包括醫療器械、手術機器人、生物科技等。有電子產業，有人工智能、機器人和虛擬現實。還有新能源、航空航天、新材料。另外還有金融科技，每一輪革命都會出現與之相適應的金融創新，上一輪革命是以跨國企業工業化大生產為代表的，就有摩根這樣的財團為其服務，這一輪創新是協同式的，就需要區塊鏈模式，去中心化的金融機構。

　　我們在美國投的第一個項目是盲人眼鏡，全盲的盲人戴上我們的設備，就不會撞到障礙物了，也可以識別一些簡單的交通標志。

　　這個項目正要往國內轉移，和殘聯有不少合作。但還有很多事要做，首先就是要在國內完成注冊，另外我們也在討論在中國合資生產。我們爭取把研發的一部分搬到中國來，避免中國只是負責低端的生產環節。

　　我們第二個項目也是醫療器械：中風的急救設備。在原有急救方法的基礎上，戴上這個設備，病人全身癱瘓的幾率和死亡率都會低很多，而痊愈率會增加。

　　在航空航天領域，我們投資了美國XCOR航空航天公司。航天進中國不容易，因為美國政府限制出口。但航空沒有限制，像我們投資了一家輕型飛機制造商，去年年初就拉它跟吉利談成了合作，吉利已經戰略投資了它兩輪。我們也在幫它開拓中國市場。吉利戰略投資完后猶豫要不要量產，因為中國低空不開放，感覺沒有市場，我們就幫忙聯系了沿海一些地方政府，反應都不錯。

　　投資美國高科技公司有一個明顯特點：要在估值拐點前兩年投入。因為科技成果從實驗室到市場化至少需要5到8年甚至10年時間，一開始估值上升得很慢，一旦量產完成，拐點到來，估值就會迅速上去。我們要在拐點前兩年投進去，幫它實現這個拐點。等它完成量產，打開全球市場后再投，它會貴很多，我的價值也會小很多。

　　很多人問我們投VC的哪一輪，我們不分輪。因為一個小公司，可能A輪就到拐點了，但一些大公司都F輪了還沒到拐點。我不在乎它到底是哪輪，一般在產品研發接近完成的時候，我們就會和他們談。

　　我們做的80%的事都不是VC的本業

　　中國想用好由這一輪創新浪潮產生的話語權，不容易。

　　第一得找得到這些中小科技公司。它們散落在各地，不在硅谷，也不參加路演。我們怎么找？一方面可以使用Frost & Sullivan的數據庫和全球2000位分析師、咨詢師資源。另外我們自己在繪制全球科技產業地圖。慢慢心里就有數了，知道這個高校在哪方面領先，誰是頂尖高手，什么是科技發展的未來。我們還要在全球招募100個科研專家，和我們一起看全球科研進展。

　　第二你得熟悉他的語境，順暢溝通。中美雙方的背景和想法很不一樣，來自兩個國家的企業在談判時，有大量潛臺詞。中國人比較強調市場，就想著讓人趕緊把專利交出來，趕緊生產趕緊賣，甚至說，你能不能明天給我，我后天就生產。但美國小公司特別關心知識產權，因為這是它的命脈，它被侵權的話基本就死了。所以絕對不能低估美國小公司的知識產權訴求。

　　如果你不能打消對方的顧慮，那他根本就不敢給你。

　　第三，中國企業家要積極走出去跟他們談，你的優勢在于你來自中國，從這點上說，你比美國VC更有優勢。

　　這三點在具體落地時也會碰到各種問題，包括怎么在地方落地，怎么尋求地方政府支持，中國基金怎么配合融資等等。

　　我們原來設想在國內找一個理想的合作伙伴，全都委托給他，我們就可以放手不管了。但后來發現找不到，那你就得分解任務，誰幫你融資，誰負責落地生產，誰解決市場問題。

　　這事兒看著簡單，但沒5到8年孵化不出來。有人說，美國科技那么領先，拿到中國一宣傳，還不好對接合作伙伴嗎？

　　文化背景不一樣，很多事都不相同。

　　比如，我們有一個醫療器械的項目注冊要定類別。醫療器械分三類，三類醫療器械是植入人體的，也是必須嚴格控制的醫療器械，如果被定為三類，那引入國內就要花更長時間。這個項目我們在國際上都被定為二類，但國內一直把我們定為三類，一直也沒人告訴我們為什么，我們也沒看到什么相關規定。后來問了好多人才知道：進口醫療器械一律都按三類分。

王煜全(受訪者供圖)

　　這種事特別多，你只有在行業里混久了才能“悟”出來。

　　美國人對我們做的事是認可的，《福布斯》報道過我們，認為我們在搭建中美科技企業的橋梁。他們覺得這不是VC干的事。

　　其實海銀做的80%的事都不是VC的本業。我們1/4時間做全球市場研究，1/4時間在中國做宣傳，1/4時間幫企業在中國對接，剩下的時間才做點VC的本業。每個企業來中國，我們都義務幫他做PR，對接投資人，對接中國企業家。

　　我們也在給中國的創投人士做培訓，教大家怎么進行國際合作。但有些中國企業往往直接說，你不用跟我分析過程和方法，就說這企業是不是特好，能不能投？這就有點急功近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