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我們真不是高干子弟
他說
不是高干子弟誰有車?
你告訴我誰有車啊?

于揚遞過來的名片上,寫的是「易觀智庫首席客服代表」,詞面意思是服務「員工、客戶、投資人」,而更隱秘的解釋,源于圣經中那個最廣為傳誦的故事。
在「最后的晚餐」前,門徒還在爭論誰為大。顯然,他們的思維和眼光仍然停留在世界的標準上——極力為自己爭取權力,以期統治、管理和支配他人。耶穌沒有進行指責批評,反而身體力行,為他們洗腳,用愛服事他們,包括最后出賣了他的猶大。
與博望志四個小時的交流中,于揚將自己打開,朋友眼中悶騷的他,在二十多年的記憶閘門開啟后,滔滔涌動的是年少成功的紈绔,被神揀選的號啕大哭,經歷病痛折麼的絕望以及骨子里對技術的極客追求。
九十年代
在創辦易觀之前,于揚是一個「賺錢賺得厭煩」的主兒。那是九十年代,他像極了影視劇里的人物,年輕、富有、恣意,只不過,最早撬動財富杠桿的工具,不是他自我標榜的技術,而是文科生擅長的公關文案工作。
90年代初,從北航電子工程專業畢業后,于揚被分配到一家國有的計算機研究所。但由于不適應那邊的工作氛圍和復雜的人際關系,無法施展拳腳,他選擇離開體制,進入商海,一猛子扎進了中關村創業大潮。
最開始,他賣過電腦,于揚記得聯想當時就在樓下,自己常去楊元慶那兒拿貨來賣,那時候聯想的第一臺586電腦剛剛面世。而后,從給剛剛入華的外企進行技術文檔的翻譯起家,于揚陰差陽錯又歪打正著的進入到了公關行業。
1993年,和幾個同學一起,他正式注冊了北京博能圖文技術有限公司,那時,王志東剛剛創辦四通利方,六年后才有新浪,馬云還在杭州做翻譯社,李彥宏正在美國念計算機碩士,馬化騰也剛剛從深圳大學畢業。
抓住了改革開放后外企入華的第一波機會,高質量的市場服務公司短缺,從翻譯、到廣告禮品、公關活動,博能公司業務繁忙,供不應求,當時惠普、IBM、英特爾等都是他們的客戶。
1994年,公司高管就人手一輛車,多是二十多萬的桑塔納、捷達等老三樣,有一次,于揚開車在友誼賓館門口右拐的時候,掛倒了一個清華大學的教授,老人被扶起來以后頗為氣憤,「你們這幫高干子弟,開車怎么不注意點?」
「我說我們真不是高干子弟,他說那不是高干子弟誰有車?你告訴我誰有車啊?」
于真不是高干子弟,他只是有錢了。
「我們是北京城(改革開放后)第一波有錢人,應該能排到很靠前的位置。」
他們常去動物園附近的莫斯科餐廳聚餐,這家以「老莫」名號出現在大量文學作品中,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代表著尊貴與時尚的餐館里,年輕的富人們一頓飯就能吃掉一千多塊錢,與之對照的一個背景是,當時大部分工人月工資也不過兩三百。此外,他們會購買昂貴的機票去周游列國,歐洲、澳洲、美洲走一個遍。
這批人開始初嘗將「生意」做成「企業」的滋味,在物質尚未極大豐裕的年代,個人財富的快速增長并未轉化出與之匹配的購買力,這可能多少令年輕人心態失衡,甚至會出現「賺夠了」這種錯覺。
同時,出于中國商人特定的不安全感,1999年于揚嘗試給博能引入職業經理人,打算全家移民去加拿大。但在那邊住了沒幾個月,他就厭倦了整天釣魚、燒烤的生活,對他來說,「不能剛30歲就去養老吧」。
財富可能會成為盔甲,但絕不可能成為頂上皇冠。
回國前,他就攛掇在機械部當處長的楊彬下海,最開始想讓楊接管博能的市場研究,但楊不樂意,二人干脆合計著弄個新項目,但必須要和技術結合。
楊彬拋來最早的商業計劃書后,于揚很是興奮,那時候他們商量闖到什么程度才叫成功,于說,要做互聯網一個創新領域的第一,他深信技術是重要的驅動力。
走窄門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馬太福音
于揚的父親畢業于北大物理系,在國防系統工作,他是大院里長大的孩子,身高體壯的他「從小沒當過老二」,曾經替弟弟出頭,把欺負他的孩子腿給打斷,然后回家再挨父親的棍棒,也曾為爭「老大」,從三層樓跳到沙土地上,導致右腿半月板至今還碎在膝蓋里。
「可能受小時候那種英雄氣概灌輸,你要做難的事兒,做好了才牛逼,這種情結從商業角度可能很難理解,它不是要做一個能賺錢的事兒,按北京話,要有面兒。」
博能時期,對事業的不熱愛與不自豪,是于揚始終沒能克服的障礙。他清楚地記得早年一位客戶打電話管他要「公關小姐」時自己內心的尷尬,但在于揚眼里,這不是一個簡單對服務業的疏離感,或者對他人誤解的過度反應,他介意的核心在于,其所熱愛的IT技術,在公關業務中無從施展。
有個階段,于揚甚至會在酒桌上逮人就問,我這輩子就這樣了么?那我學了技術,編程,用不上了?
變數最終來自楊彬,一個懂分析,一個懂技術,倆人一拍即合,易觀應運而生,于揚也籍此重新出發,「但真正做起來發現,商業模式沒有,2000年我們成立后不久,納斯達克就崩盤了。」
二人拼命想往技術驅動的方向努力,但發現不行,沒有人能理解技術能帶來什么,更別說讓人掏錢了,如此易觀又返回去,做起了傳統市場研究,日子并不好過,第一年,公司現金流就差點斷了。
轉折點在于美國知名咨詢公司Gartner入華甄選合作伙伴,幾輪考核后,易觀從12家公司中脫穎而出,拿下訂單,解了燃眉之急。
同時公關市場競爭也日趨激烈,花精力在一個自己不熱愛的事兒上,于揚接受不了,于是在2002年,他把已經走下坡路的博能賣掉了,專心投入到市場咨詢和分析業務上。那一年,互聯網終于迎來春天,中國網民數量飆升至5910萬。
最初五年,于揚和易觀的伙伴們主要是給Gartner做「貼牌代工」生意,按照合同契約,不能打自己品牌。2005年,他們與Gartner分道揚鑣,核心理由是兩家公司在方向上產生了分歧,「他們看好IT,我們看好互聯網」。
事實上,從2003年起,包括電子商務、網絡游戲、視頻網站、社交娛樂等行業在內,中國互聯網應用全面開花。
2008年6月中國網民數量達2.53億,首次大幅度超過美國,躍居世界首位。2009年,移動互聯網興起,2012年,移動互聯網用戶首次超過PC用戶,到2013年底,中國網民規模突破6億,其中手機網民占到80%。
這個過程中,易觀也從易觀咨詢變成易觀國際集團。2010年楊彬領銜易觀亞太先行成立子公司,承接最傳統的咨詢業務,2012年,于揚又創立了新的子公司易觀智庫,主打信息數據服務,并在當年率先提出了互聯網+的概念。
被神揀選&重生
從最早接觸計算機開始,于揚就是堅定的互聯網信徒,而今他更愿意分享的是對于基督教的信仰。
從2006年起,他就被太太灌輸基督信仰,一直被督促著去教堂、看圣經,但于揚始終沒有在意。直到2013年5月的一個雨天,被太太邀請在家聽一位澳大利亞牧師講話錄音,當聽到其中有關「你有很多包袱,你應該交給神」的講述時,于揚突然控制不住,抱著妻子嚎啕大哭。
「突然電光石火一般,就打中我了,與其說是你信他,不如說是他揀選了你。」
原北京電視臺著名主持人姚長盛是于揚交往了十來年的朋友,在他看來,于是一個固執的人,「一直很順,并且沒有什么弱點」,這種人如果不是在某一刻被一種巨大的力量推倒的話,不可能表現出這種狀態。
「他肯定聽到了什么聲音,是你未曾親歷過,而且無法體會的。」
但「基督必需先受苦,后得榮耀」,于揚并未就此獲救,幾個月后,他被濕疹纏身。
「從腿一直到全身,很痛苦的過程,基本晚上睡不好覺」,為了防止自己把身上撓得鮮血淋淋,他必須要在手上套著襪子才能睡。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于揚不能洗澡,他突然發現,當病痛來襲,一個人原來觸手可及的快樂都會被剝奪。為了防止抓撓,每晚必須將手腳牢牢捆住,有幾個晚上,他睡夢中會覺得是撒旦在跟自己講話,「你撓吧,撓了就舒服了。」
試過各種治療方法也不見效,在去醫院體檢的過程中,被發現賁門潰瘍,活檢之后,醫生拿著化驗結果找到他,「你的家屬在么?」——更大的災難來襲,賁門潰瘍癌變,概率上,得了這個病的人,5年內80%都「走」了。
一邊是生命進程驟然縮短帶來的心里威脅,與此同時他還像困獸一樣忍受濕疹的折磨。即便進行禱告,將近半年的生活中也未見到任何曙光,于揚開始懷疑神的力量,甚至出現了自殺的念頭。
事后,牧師曾對于揚說,當時從其眼中看到的,只有死亡和絕望。
生病的一百多天里,于揚的驕傲被完整地打掉,在姚長盛的印象中,朋友因為擾人的病痛在承受磨難,「你覺得止于這一番就完了,但后面還有比這更糟糕的事情,你說你作何感想?」
當時于揚的體重從84公斤掉到70公斤,用公司同事的話講,這個1米88的大個子走過來,像筷子套里只有一根兒筷子,晃來晃去。
幸運的是,手術成功,但切除掉的病灶要被拿去檢驗,以明確后續治療方法。此時,于揚面對的可能性大約有「已擴散」與「未擴散」兩種,可令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最終出現了第三種結果。
活體檢測顯示,病灶消失,換句話說,白挨一刀。主治醫師都無法解釋,術前活檢結果經三人復核,絕不存在誤診,他給了于揚一個科學上唯一的可能性,即在那次活檢時,僅存的一點病灶,被隨機夾走了。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未經任何治療的情況下,術后恢復過程中,久治不愈的濕疹完全褪去。
那個在科學上或然率近乎于零的說法,自然說服不了于揚,他的父親如今年過八旬,這位物理專業出身的老人,年齡越大越相信高維空間的存在。
于揚也相信,但那尚存在于科學證實的范圍之外,對于自己的神奇經歷,他只有一個理解,——「神跡」。
壯志未酬
經歷了人生至今的最大磨難,于揚獲得重生,事業上,他也著手給公司做手術。搬家到距離集團不遠的一處小型寫字樓里,他帶領200來號人,組成了一個更加互聯網范兒的企業。
新的辦公室有些獨特,于的辦公桌沒有配椅子,只有一組待客沙發,這是他想要的,「必須這樣才能Fight,站著隨時走,直接喊人進來」,墻上的十字架在局促中顯得很通靈。
與集團時期相比,剝離出來的子公司內部的變化從上到下,始于于揚個人。姚長盛對老友的評價是,跟王石身上的變化一樣,只是比那位大佬早了一些。
這種轉變在于揚身上最直觀的表現是,他越來越樂于聆聽,「不斷在聽的過程中點頭,跟你交流,說話也愿意follow你了。」姚認為,于揚在新一輪的宗教洗禮中,更加西化,紳士、有教養。
易觀智庫分析師王傳珍記得,每次在公司里迎面遇到老板時,對方都會報以一個非常Nice的微笑。在企業內部,則出現了大量的自治文化,易觀智庫公司前臺有一個榜,用來收集需求和內部競標,在其他企業那些通常由行政部門推進的內部產品,在這里全憑興趣,便可有效執行。
于揚說,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情,最重要的還是你的內心。他希望能夠始終保有創業的激情,未來三年,他希望團隊人數能始終控制在200人,超過這個需求的業務盡量外包,能用技術的,絕不增加人力。「人一多了之后,每個人都要心理按摩,而且還可能面臨監管的疏忽。」
從互聯網化到互聯網+,進而化之,現在于揚掛在嘴邊的概念是大數據。
當政策導向采用他提出的概念之后,于在公關層面的形象,愈發類似一個觀察家甚至預言家。但在他個人看來,并不喜歡被貼上此類標簽,他認為,自己的言論僅僅是數據生意的經驗而已。
未來隨著世界比特化加速,機器決策會越來越多,所以三年前于揚給易觀智庫的定位就是為機器決策來供油,油是什么?數據。他想要打造大數據時代的美孚或殼牌。
對于易觀智庫來講,無論是通過傳統研究,還是用大數據技術,或者未來用到其他智能科技手段,這些都是隨著社會發展成長所用的決策工具。
去年易觀智庫獨立引入了第一輪融資,數千萬人民幣到賬半年多,卻一分沒花。
「公司本身持續有收入和利潤。」于揚解釋說,之所以引入外部資本,主要是三點考慮:
第一,是融資源。引入了六家機構,開放那么多份額是希望以此為杠桿去撬動更多的資源,可以和融資方投的其他企業形成上下游的合作。
第二是定價。給團隊的期權進行定價。
第三是做儲備糧。防備競爭對手的突襲。
2015年11月,楊彬任職的北京易觀亞太在新三板掛牌上市。在這位老搭檔看來,「于揚是有野心的,是希望通過互聯網能夠推動一些創新,而不是每天想著今年的收入、利潤,想的是一個挺大的事兒」。
于揚在生活中是個騎平衡車上下班、喜歡出國帶著無人機、對黑科技如數家珍,最想嘗試從飛機上跳下來的極客。在多年老友姚長盛眼中,技術男于揚適合干一個實驗室,「他對于自己前端的表現不是太滿意,就跟一個演員似的,說,哎呀,我其實最擅長的是編劇。」
簡單理解,于揚的終極目標可能是做人工智能。當然,在合伙人眼中,這塊業務的投入回報看起來會很漫長并有不確定性。
「我不是沒見過錢的人,我不care」,于揚的事業目標僅僅為了榮耀神,現在他的追求只有六個字:健康、智慧、喜樂。
「有人問夢想,我的夢想就是想在北京建一個萬人的教堂,讓更多的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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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于博望志(文:丁小桿兒,攝影:丁小桿兒,采訪:丁小桿兒、小肥人兒、劉瓊宇),已獲得授權發布,由一起上編輯整理。轉載時,請注明轉載來源及作者姓名。如有其它需求,請聯系我們(微信號:LC-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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