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開放相輔相成，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成功實踐。當前，改革步入深水區，不少領域開始攻堅克難“啃硬骨頭”，有必要進一步加大開放力度促使改革向更深層次推進。《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我國對外開放將掀開新的篇章。

　　一方面，金融業開放將尋求更大力度的突破，確保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另一方面，制造業開放力度加大，汽車行業外資限制放寬在即，相關舉措也將在年內落地。與此同時，包括全面實施負面清單、加大知識產權保護、擴大進口等開放舉措均在醞釀出臺。

　　金融業開放力度超預期 具體措施和時間表明確

　　大幅放開金融業成為本輪對外開放的一大亮點。博鰲亞洲論壇明確提出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其中包括確保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同時加大開放力度，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業務范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等內容。

　　11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分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更是宣布了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具體措施和時間表。易綱還表示，目前滬倫通準備工作進展順利，爭取于2018年內開通。

　　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燕武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指出，此次金融業開放力度大超預期，這意味著未來五年將基本上全線放開金融市場的投資限制。這些舉措揭開了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新篇章，也標志著金融業對外開放進入了深水區。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熊園告訴記者，本次大幅開放金融業傳遞了兩個信號，一是大國自信，我國有能力有信心把金融業開放尺度放得更大；二是我國希望通過開放倒逼改革，從而補齊我國金融業短板。

　　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志剛看來，外資金融機構或外資控股放開帶來的“鯰魚效應”將推動國內金融業的改革創新。“金融業擴大開放具有三大意義：一是有助于中國金融業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引入更多金融機構會加快金融行業洗牌，從結構上改善中國金融業效率。二是有助于將中國的高儲蓄轉換為更加有效的投資。三是可以提升金融服務質量，更好滿足投資者和金融服務消費者的需求。”

　　王燕武則認為，金融業大幅擴大開放，將吸引更多境外資本進入中國金融業，滿足金融機構資金需求，降低債務杠桿水平，改善經營管理能力，促進行業整體競爭力提升；同時，還會促進金融業對外業務增長，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惠及其他行業的外資引進和利用。

　　金融業擴大開放是否會沖擊國內金融體系？對此，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徐洪才回答稱，我們有信心不會被沖擊。“我國金融體系今非昔比，很多金融機構在全球名列前茅。當然，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方面，我們還有很大潛力，境外機構金融創新的水平、能力、風險控制等方面還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東艷也指出，這次提出金融業大幅開放，可能會為金融行業帶來一定外部競爭的挑戰，但現在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實力還是很強的，所以中國有信心通過服務業的開放創造更多的市場機會，同時也為我們服務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動力。

　　不過，專家也指出，對于金融業對外開放可能帶來的風險同樣不能掉以輕心。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長董希淼認為，金融對外開放，不但要“跑得快”，還要“走得穩”，要把握好金融業開放的節奏和力度，防范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

　　王志剛也指出，要把握好開放的節奏和路徑，把握好金融風險和金融監管能力間的平衡度。一方面，金融監管部門要進行宏觀和微觀審慎監管的結合，平衡好創新和風險的關系。另一方面，國內金融機構要加快內部改革，全面提高消化風險的能力。“未來金融開放的路徑取決于這兩方面的改革步伐，需要統籌考慮和積極穩妥推進。”

　　如是金融研究院執行總裁朱振鑫認為，未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我國金融開放力度勢必會逐步加大，增加外匯靈活性、引導跨境資本有序流動等值得期待，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徐洪才也告訴記者，金融業開放是分步實施，下一步將繼續制定并出臺具體開放細則。

　　易綱在回應金融業開放是否會受到沖擊的提問時指出，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歡迎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投資和運作，我們將平等地對待國內資本和外國資本。在幾年之后，我相信中國市場會更具競爭力，金融業的服務能力會進一步提高，會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里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我們的監管環境也會更好，金融安全程度也會加強。

　　制造業開放再出發 汽車股比放開在即

　　相比開放相對滯后的服務業，我國制造業開放時間較早，程度也比較高，目前已基本開放，保留限制的主要是汽車、船舶、飛機等少數行業。博鰲亞洲論壇上釋放出明確信號：這些行業已經具備開放基礎，下一步要盡快放寬外資股比限制特別是汽車行業外資限制。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指出，要全面放開一般制造業。

　　以汽車業為例，改革開放之初，為了保護自主品牌汽車的發展，采取了“市場換技術”的思路，外資汽車制造廠商在國內遍地開花，國內車企大都選擇了中外合資的道路。目前，我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汽車生產和消費國，新能源車發展也很迅猛。據統計，2017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均接近80萬輛，同比增長均超過53%。

　　我國汽車外資股比最高不超過50%的限制，源自1994年由國務院印發的汽車工業產業政策中“生產汽車、摩托車整車和發動機產品的中外合資、合作企業的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的規定。并且明確規定，“外國企業同一類整車產品不得在中國建立兩家以上合資合作企業”。在2004年版、2009年版汽車產業政策中，也都延續了以上兩項限定政策。

　　近年來，包括汽車等制造業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方向早已明確，此前國家層面多次作出部署，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等部門也早已著手論證研究。外資車企在華布局新能源汽車市場的政策也已經有所松動。2017年6月份，關于完善汽車投資項目管理的意見發布，放開外商成立合資的純電動車生產企業，可以不受兩家的數量限制。此后，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指出，將在2018年6月前在自貿試驗區范圍內開展放開專用車和新能源汽車外資股比限制試點工作。

　　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對《經濟參考報》記者指出，我們希望通過外資開放來帶動中國汽車工業和本土企業的發展，從目前來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國汽車市場的成熟度以及國內企業的競爭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到了這一階段，再保留外資股比限制的意義不大，放開股比限制不會對中國汽車工業造成太大威脅，吉利還并購了沃爾沃，這已經是一個相互參與的進程了。

　　朱振鑫對記者指出，實踐來看，我國自主汽車企業發展較好的大多是民營企業，如吉利、長城、比亞迪等，在與外資車企的直接競爭中不斷進步。放開股比限制，對國內車企也不是洪水猛獸，而是激發其提升規模、效率和技術的一劑良藥。

　　北京大學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蘇劍也對記者指出，長期來看，充分的良性競爭將有利于技術擴散和吸收，通過競爭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能推動我國自主品牌的健康發展。

　　全面放開是不是意味著一下子沒有任何限制了？開放的路徑應該如何設計？對此，有專家認為，應該會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例如在自貿試驗區范圍內率先探索。也有專家認為，可以根據不同行業的情況來推進。對于新能源車和傳統汽車是否需要在開放程度上進行區分，專家也持有不同意見。

　　蘇劍表示，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汽車業發展水平存在差異，選擇同時放開股比限制可能會造成較大沖擊。選擇先試點再推廣的路徑，通過邊學習經驗邊放開的形式，能夠使不同地區因地制宜地放開股比限制，使負面影響最小化。與此同時，需要將傳統汽車業和新能源汽車予以區分。由于新能源汽車屬于新興行業，我國新能源汽車與國外同行業相比，不存在明顯的競爭劣勢，因此，與傳統汽車業相比，受到的沖擊更小，開放步伐可能更快。

　　屠新泉則認為，中國的傳統汽車業已經很成熟了，新能源汽車也有相當的競爭力，中國企業應該有信心和能力去和外資企業開展公平的競爭。除此之外，新能源不僅是產業問題，還涉及環境保護問題，新能源領域的開放有利于環保目標的實現。

　　朱振鑫也認為，汽車股比放開先試點再推廣的必要性不大，可直接推廣。他分析指出，現階段，汽車股比放開對傳統燃油車合資公司影響不大，經過多年的競爭，中外車企的市場占有率已相對穩定，但在新能源可能會有很大的變化，像特斯拉等掌握核心技術的國外車企，由于擔心技術外泄，一直堅持以獨資的方式對外投資，股比限制阻礙其在華投資，一旦股比放開，特斯拉有望盡快在華投資建廠。“盡管如此，個人認為，沒有必要對新能源汽車和傳統汽車進行直接區分，但可以對新能源設置一定的篩選標準，切實保障優質的高新技術企業進入中國市場。”

　　總體而言，“全面放開一般制造業，與整個中國制造業的發展狀況以及國際環境高度相關并且一致，也體現出我們做強實體經濟、穩定制造業、推動一般制造業升級的明確傾向。”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桑百川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經過長期的工業化進程，我國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制造業體系，制造業的產業配套功能非常齊全。當今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同時在新的工業化革命過程中也存在發展的機遇，越來越多的中國制造業企業謀求利用全球資源，包括和外資進行有效的合作，來推動全球的競爭力提升，夯實中國制造業的基礎。

　　改善投資環境在路上 新版負面清單將出爐

　　近年來，我國一直在不斷地擴大對外開放，不斷地放寬市場準入，更加重視保護知識產權。據世行報告，中國的營商便利化程度在過去五年中上升了18位，2017年我國吸收外資超過13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再創歷史新高。中國仍然是外商投資的熱土。

　　據商務部介紹，過去五年，中國兩次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外商投資限制性措施縮減了65%，只剩下63條。其中限制類條目35條，禁止類條目只有28條。我國先后設立的11個自貿試驗區，已成為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試驗田。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經過三次調整后，最新的負面清單相關限制性措施和第一個清單相比，已減少一半。目前，外國投資者特別關注的資信調查與評級服務、會計、審計、電子商務、新能源汽車電池制造、軌道交通運輸設備制造等領域，已經全面對外開放。對于金融、新能源汽車、加油站等12個領域，開放路線圖也發布在即。

　　業內預計，以服務業開放為重點的新一輪開放中，自貿區和自貿港有望率先探索新開放領域，例如進行金融業開放的先行“風險測試”，繼續擔當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行者。而自由貿易港將成為繼自貿試驗區之后，我國開放層次更高、營商環境更優、輻射作用更強的開放新高地，這對于促進我國開放型經濟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記者了解到，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將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要求，落實包括建設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提升投資便利化水平，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等舉措。還將構筑開放平臺，提升各類開發區發展水平，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

　　東艷對《經濟參考報》記者指出，博鰲亞洲論壇上已經明確了外商投資負面清單上半年出臺等時間表，這顯示了我們開放的決心。負面清單是投資管理體制的一個方式，也體現了我們和國際規則接軌的誠意，為投資者創造了更明確的預期和更好的法律法規環境。之前自貿試驗區已經公布了幾版負面清單，實際上，清單的長度是在不斷縮減的，這也體現了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開放的步伐也會越來越大。

　　王燕武指出，經濟增長模式要實現從粗放型增長向創新型增長的轉變，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必不可少。這有利于促進專利研發投入，激勵創新活動發展，實現內生自我增長的技術進步，同時，也有助于緩解國際輿論對于中國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壓力，消除外來投資者的擔憂，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流入。

　　在他看來，當前優化外商投資環境的核心和關鍵在于：第一，進一步放寬對外資進入領域的限制，全面落實實施國民待遇，既不排斥外資，也不優待外資，內外資平等一致；第二，要做好對外資合法收益的保護工作，鼓勵其再投資利用，但也不阻止其獲利回流，需要進一步在外商持有資本自由流動方面做出相應安排。

　　王志剛也對記者表示，未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全面提升外資營商環境。一是簡化行政審批流程，提高對外資的審批服務質量。二是要加快構建一個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秩序。在市場準入等涉及市場主體經濟活動的規章、規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上都要從公平競爭的角度來進行制度和政策設計。三是要做好監管。開放不意味著對外資沒有監管，必要的監管還是很重要的，要充分考慮外資企業和行業特點，做到精準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