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干巋然不動，樹葉卻時落時生。

春節，是人們帶著自己回到過去的最好時機。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在拿現在自己的生活和過去生活的自己對比，或沾沾自喜，或垂頭喪氣，喜憂參半的情緒因為故人聚集而產生碰撞。從城市回到鄉村的短暫幾天，幾乎每一個相遇的人都會互相打聽對方過去一年過得怎么樣，未來一年有什么新項目可以開展。與過去相比，每個人都在盡一切可能搜求改變的機會。然而，至于怎么改變，誰也沒有確鑿的想法。

事實上，尋求機會就是創業的最初起源。在鄉村，這并不是多么新鮮的事情，由于鄉村缺乏城市的就業崗位，因此，當農業機械化讓鄉村里的人們從土地里解放出來以后，他們無法獲得城市居民那樣的地域優勢，從而無法實現相對穩定的就業。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外出農民工1.68億，但在《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統計的6.19億的鄉村人口面前，仍是比例小的那一部分。

對鄉村居民而言，只有一小部分勞動力以農民工的身份進城謀生，被動地參與城市的改造；那些留居鄉村的大多數人所面對的是業已結束的農業時代——生產力的提高讓耕地對他們的依賴減弱，同時，與生產力的提高相伴而生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又促使他們不得不找尋各種混雜的營生。

因此，鄉村所面對的并不是城市意義上的創業。在鄉村，人們并沒有像城市那樣把創業列為朝陽似的冉冉升起的新風，對鄉村和鄉村居民來說，更換一種勞作的方式、琢磨一種致富的方法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一切皆有可能，一切也皆為謀生。

時下，城市流行的創業熱情并沒有全面感染到鄉村，在一個技術驅動的時代進行創業，鄉村始終是被動的參與者，就像盡管鄉村和鄉村居民已經體驗到互聯網＋帶來的消費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可是究其根本，這些改變傳遞到鄉村的時候已經是標準化的商品。城市化和交通發展的相輔相成讓物流的時間成本大大縮短，某種意義上，全國甚至世界范圍內的淺層次供需關系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改善甚至解決。不過，如果把這種程度的供需改善看做難以抵擋的創業創新浪潮全面深入鄉村，未免過高也過早估量了鄉村的創業和創新能力。

雖然現在的鄉村和城鎮已經擺脫了農業的時間束縛，但是與城市的服務產業化相較而言，鄉村和城鎮還沒有徹底與自己過去的生產方式告別，傳統的生活方式既不允許，現實的生產關系也不支持它們翻天覆地的轉型。

在城市，創業是由內而外的，它是一種技術驅動的理論情緒，也許城市早已完成了支撐生活再造的公共系統，因而城市的創業自開始就帶有一種改變生活、改變世界的“壯舉”，換言之，發生在城市里的創業無一不帶有自嗨的高度敏感體質，就像社會試驗一樣，在嘗試中犯錯，在犯錯中獲得更多可能。

回到鄉村，生產的慣性決定了創業的穩定屬性，也就是說，鄉村的一切改變都建立在滿足生活需求而不是滿足生活方式的需求階段，以至于發生在鄉村和鄉村居民身上的創業就變得小心翼翼了——對短期利益精打細算，對長遠價值避而遠之。

可以說在城市創業更有氛圍、更具活力，但論及創業的生命力，鄉村要優于城市。這是因為城市創業更廣泛地涉及公共利益，所以對參與創業的個人而言，哪怕是失敗了，資本或者政府都有對其補償的可能；而鄉村的創業者就沒有這么幸運了，某一項營生一旦無利可圖甚至失敗了，除了他和他的家庭，沒有外在力量介入為他承擔。

不論城市還是鄉村，創業都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魔力，它們的不同在于城市創業的魔力是主動探索，而鄉村創業的魔力是摸索求生。兩種截然不同的現實影響并決定了創業的社會情緒反饋和市場決策態度。

雖然“目前農民工已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然而，就像《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的那樣，“受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影響，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2.3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不管怎么說，鄉村和城市在對待創業和創新的所有這些差異、所有這些區別，分路而行的原因在于對生產資料的不同傾向。

關于創業的意義和價值，從來都是對生產關系的梳理——樹干巋然不動，樹葉卻時落時生。根本上，不論垂直性還是精細度，以智慧、服務功能為方向的城市創業都要勝于根植在鄉村創業肌理深處的生產產生價值的勞作方式和勞作態度；當然，根深蒂固的生產產生價值的鄉村創業也在城市化的過程中釋放它的魅力價值，很久以前，它的生產就已經開始反哺到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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