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輸出一人致富一家”到“一人創業致富一方”——

　　2月4日，立春日，陽光明媚。德陽市中江縣縣城里，大街小巷都是人頭攢動——又到了當地人調侃“上街看‘車展’、看‘模特’”的時節。

　　這個143萬人的人口大縣，有近50萬人外出務工。因此，一到春節返鄉時，全國各地車牌云集、潮流服飾登場，成為每年的慣有節奏。

　　就在這天，中江縣縣委書記周新設了一個座談會，與在外創業的中江籍企業家茶敘。而縣城10公里外，富興鎮漢卿村的農民企業家劉海林，設了40桌流水席，邀請在外務工的“鄉友”敘舊。

　　看似無關的兩個活動，強烈地傳遞了同一個邀請：“返鄉創業”。

　　據記者觀察，上世紀90年代外出打拼的“漂一代”在上述活動中反饋積極，無法割舍的故土情結，讓他們更樂于返鄉，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感情回報的預期超過了投資回報。

　　隨著交通等基礎設施改善，四川縣域經濟快速發展，“漂一代”的成功者們，也開始被家鄉人寄予不一樣的期望：過去盼他們做地方招商引資的紐帶，如今更期望他們成為返鄉創業的新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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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出潮頭正“轉向”市長：要做“追趕太陽的人”

　　劉文是上海德陽商會會長，一家在滬紡織企業負責人，但他從不忌諱談自己的出身：中江縣馮店鎮平梁村一名石匠之子。

　　承襲祖業，初中畢業后，他自己也敲過三年石頭。但在1991年，19歲的他奔赴廣東打工，成為中江縣外出打工潮的“先驅”。彼時，要“趕一趟成都”都要乘七八個小時的車。

　　1992年春天，“南巡”講話發布，中國打工潮全面興起。越來越多的中江人背起行囊，踏上外出之路。

　　劉文遠赴廣東不久，劉海林也丟掉殺豬匠的“舊業”，帶著妻子歐陽清華，背上蛇皮口袋包裹的被褥，心懷忐忑地走向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與劉文同鎮不同村的王開東，則踏上了相反的方向：他到山西大同做了一名礦工。

　　自那時起，中江的青壯年勞動力傾巢而出，南下或北上。而同一時期出現的公務員辭職“下海潮”，也被裹挾其中。東莞市秀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肖登伍，就在那時告別縣上的機關單位，到廣東的鞋廠謀到一份管理差事。

　　時代造就了因緣際會，部分“漂一代”憑借勤勞和才智走向了成功。龍臺鎮人賀志玖擁有三家企業，生意做到了澳大利亞；低調的劉海林夫婦，承包了廣東江門17個不銹鋼餐具工廠的拋光業務，是這一領域的“隱形冠軍”。

　　“輸出一人，致富一家。”中江在嘗到“勞務經濟”好處的同時，也不得不吞咽外出務工人員長期離鄉背井、拋家別子帶來的“苦果”。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夫妻離異……此類社會問題在當地尤為明顯。

　　反思現狀，近年來，中江的發展思路轉向了“一人創業，致富一方”。該縣投資促進局局長艾永權就將一項工作提上日程：邀請成功的“漂一代”們返鄉再創業。而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和結構調整，也使地方訴求獲得了經濟層面的支撐。

　　去年8月，四川出臺支持農民工和農民企業家返鄉創業的實施意見，劉永好等知名川商發出“歸來”邀請，出鄉潮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呈現“調頭”之勢。就在這一年9月25日，中江縣啟用了全市第一個“返鄉民工創業園”。

　　啟用儀式也是“德陽創客·凱城匯”的啟動儀式。德陽市長趙輝出席，登臺朗誦了詩歌《追趕太陽的人》：“當另一些腳步，在大地每個角落發出同樣的回響，那躁動于內心深處的太陽正噴薄升起。”

　　一市之長為創客代言——這在“漂一代”的朋友圈中激起了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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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愁”與“激情”共振地方：招商引資的春天來了

　　劉海林已經49歲了。連被他帶去江門打工的“80”后外甥李建，都已經在當地購置了房產、安定下來，他卻仍選擇租房。

　　“不是錢的問題。”劉海林透露，僅去年一年他在江門賺的錢就超過了300萬元，“我堅信自己一定會落葉歸根。”現在“歸根”的時候到了：他制定了一份“跨行業養牛”的返鄉計劃。

　　這遭到了許多親友的反對：“投資大、風險高、收益低，前景不看好。”但劉海林很清楚，自己的出發點，首先不在于投資回報——拋妻別子外出多年，直到孩子讀初中，他才有能力把他們接到身邊。這種離別之痛，時刻在他心里激起一種責任感：不能再讓投奔他而來的三四百名老鄉，重蹈這個覆轍。

　　2月4日，流水席結束后，劉海林邀請外出務工者、包括在他手下的打工者，參觀“劉氏農場”，800余頭肉牛正茁壯成長。“你們修好圈舍，加入合作社，我提供飼料和技術，大家一起致富。”他在人群中高聲推介。

　　有鄉親私下議論，認為他在廣東的生意失敗了。事實上，劉海林說，經濟下行壓力目前并沒有對他的拋光業務造成多少實質影響。每到月底，他按時飛回廣東收貨款、發工資，再帶著賺到的錢回來投入到農場。

　　“如果能賺到跟出去打工一樣多、甚至更多的錢，為什么還要出去？”劉海林認為，他有義務為那些跟隨他的鄉親找到“新路”，為此，他甚至把26歲的兒子“拴”在了農場。

　　在這方面，王開東與劉海林產生了強烈共鳴。

　　挖過煤，進過工地，待過車間，漂泊18年的王開東回到故鄉時，帶著150萬元積蓄以及所掌握的瓜蔞種植和烘烤技術。他在幾個村流轉了數百畝耕地和林地，做回農民。后來，他的瓜蔞合作社帶動農民190戶，種植面積上萬畝，每畝年純收入達到2000—3000元。

　　劉文也做好了回來投資的打算。盡管過去十幾年，他的家族已經先后有50多個人去了上海，“故鄉”的指向已經不再明確，但是“漂一代”植根故土的濃郁情結，讓他與家鄉藕斷絲連。

　　艾永權與劉文已經非常熟識，以前中江赴上海招商，常依靠劉文幫忙張羅聯系企業。但當時招商成果仍然不佳，他坦陳，“光講感情畢竟不行。”

　　但如今，中江通了高速路，成德同城化加速，縣域區位發生重大改變，“在外創業者這兩年才更樂意回來看看。”多種因素疊加，他認為：中江招商引資的春天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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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住“鄉友”靠政務服務走得長遠還是靠創新

　　官方統計顯示，中江農民工創業園已吸引32家企業入駐，所有企業法人代表均為外出務工人員，可吸納540余人就業。“各位在外打拼多年，最看重什么？到底是不是幾減幾免的優惠政策？”中江縣委書記周新與企業家座談時，拋出一個問題。這背后，隱含著另一個命題：如何才能讓這些創業企業家回得來、留得住、能賺錢，避免農民工創業園“曇花一現”？

　　商人們喜歡講故事。北京德陽商會副會長謝強舉了個例子：北京市要把石材產業整體搬遷，唐山市聞訊后，專門設立了招商辦公室，向企業承諾所有的執照、證件都由政府代辦。“我們企業拿到了兩套辦公室，進去一看，里面連拖鞋都準備好了！”

　　劉文也對這種“保姆式”服務深有體會。“我們公司建廠時，真沒跑過什么規劃局、建設局、政務中心，開發區設有園區處，代辦一切手續，不收一分錢，甚至不吃你一頓飯。”

　　企業家唐大文進一步補充，“內地辦個身份證需要幾個工作日，沿海時間更短，甚至會送上門來。”

　　“政務服務環境好了，政府辦事效率高了，這才是最重要的。”周新總結。

　　四川海涯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李成，已經投身返鄉創業。這位趟著石頭過河的創業者認為，返鄉創業也是創業，政府和企業都必須正視失敗的風險，“尤其是，不能把沿海淘汰的產業和技術轉移過來。創業要想走得長遠，把奉獻家鄉的理想變成現實，就需要依靠創新，無論是管理創新還是技術創新。”

　　劉海林養牛，就吃過被動創新的苦頭。“最初采購別人的飼料，價格開始還正兒八經的，后來忽高忽低，品質忽好忽壞，成本自然不可控。”

　　他被迫成立配料室，從五糧液等酒廠拉來酒糟，親自鉆研制作復合飼料。“我們的獨家配方飼料，統一向合作社成員提供，保證了肉牛喂養的安全。”這樣摸索著，劉海林還總結出了圈舍飼養密度、早晚量體溫等養殖技巧，將死亡率控制在1%以內，實現年總產值2000萬元。

　　賀志玖同樣對農業情有獨鐘。他見識了澳大利亞發達的農業，“那里華人圈最富有的一個人，不是從事礦業，而是種棉花。”結合他在國外學到的農業自動化經驗，他決定在中江做一個標準化、機械化養殖牲畜的嘗試，實現自動送水、送飼料、沖洗圈舍。

　　看著越來越多的“鄉友”，正在進軍農業領域，劉海林欣慰中帶著一絲不安。他擔心自己的后代不會延續這份土地上的事業。為此，他每個月都要召開家庭會，對兒孫們講：“憑良心做事，不能好吃懶做，要善始善終。”

　　□本報記者 張守帥 朱雪黎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