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創新，是十八大以來經濟理論創新的系統集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堅持了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基本原則，在四個重大問題上實現突破與創新，將“新常態”、“新發展理念”、“穩中求進”等十八大以來的經濟理論創新統合成為有機整體，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到新階段、提升至新境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與供給學派等西方經濟學說存在根本區別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提出后，不少觀點將其與西方供給學派等學說聯系在一起，用這些學說的觀點和主張加以解釋和評價，忽視、混淆甚至淹沒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自身科學的內涵、完整的框架和嚴密的邏輯。事實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與供給學派等學說存在根本區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自主創新成果。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

目前，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的誤讀主要源于：一是上世紀80年代的供給學派，這是一些人最常與供給側結構性理論相提并論的學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誤讀最主要的來源；二是供給學派影響下的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三是上世紀50、60年代的拉美結構主義理論。需要從理論背景、思想方法、政策主張等方面，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與這些學說進行深入比較，以便認識清楚其中的根本區別，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的創新性與自主性。

1. 理論背景存在根本區別

供給學派形成的背景是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西方國家出現大規模“滯脹”，經濟增長接近停滯的同時又發生高通貨膨脹，傳統凱恩斯主義在解釋與應對“滯脹”時效果不盡人意，一些學者開始反思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針鋒相對地提出供給學派的主要觀點。主要是：強調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應該從供給著手推動經濟發展；增加生產和供給首先要減稅，以提高人們儲蓄、投資的能力和積極性。這就是供給學派代表人物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線”，亦即“減稅曲線”。此外，供給學派還認為，減稅需要有兩個條件加以配合：一是削減政府開支，以平衡預算；二是限制貨幣發行量，穩定物價。美國里根經濟學和英國撒切爾主義是供給學派理論的大規模實踐，里根經濟學以減稅為標志，撒切爾經濟學以去國有化為顯著標志，核心都是要解決“滯脹”問題。

拉美結構主義形成的背景是“二戰”后世界形成“中心—外圍”的經濟格局，拉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十分落后、工業體系很不健全的形勢下要完成工業化，同時不希望成為發達國家的原材料輸出地和經濟附庸，因此提出了通過國家干預和大規模投資等措施突破各種瓶頸性約束，通過進口替代戰略保護幼稚工業發展，從而實現依附性經濟向獨立民族經濟轉變的戰略思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提出的背景和要解決的問題與這些理論根本不同。一方面，我國既沒有“滯”的問題，也沒有“脹”的危險，而是面臨“四降一升”的突出矛盾，面臨如何適應新常態、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問題。這與供給學派的理論背景存在根本區別。另一方面，當今世界，垂直化產品內分工是經濟全球化的顯著特征，“中心-外圍”經濟格局不復存在，各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我國已經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通過國家干預和進口替代并非現階段迫切的任務。這與拉美結構主義的理論背景存在根本區別。

2.思想方法存在根本區別

對任何理論而言，思想方法都是核心和靈魂。思想方法的不同，將決定理論邏輯、理論內容和理論進路的根本差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在思想方法的科學性方面明顯超越供給學派及其影響下的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也明顯超越拉美結構主義。這突出體現在對供給與需求、政府與市場這兩對關鍵關系的處理方面。

一是供給與需求的關系。供給學派注重供給而忽視需求，承襲薩伊定律的主張，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但忽略了薩伊定律這一主張的關鍵前提是貨幣中性，即貨幣本身不存在價值，不會離開流通領域被貯藏，生產要素貢獻者獲得貨幣報酬后會全部進行消費和投資，這樣生產出一種產品就一定會帶來對另外一種產品的需求，資本積累會迅速轉化為生產投資。該前提在現實經濟運行中不可能得到完全滿足，供給就不會自動等于需求，只注重供給而忽視需求就可能造成生產過剩，引發經濟衰退和蕭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同時適度擴大總需求，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相對寬松的需求環境和政策環境。這種供需兩端發力又將供給端作為矛盾主要方面的思想方法，堅持了“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是科學的思想方法。

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供給學派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認為市場會自動出清，政府干預會破壞市場的自然秩序，是自由主義理論在經濟領域的典型體現，卻忽略了市場存在失靈領域，政府作用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拉美結構主義走向另一個極端，重視國家干預而忽視市場功能，夸大進口替代和保護主義的作用，導致后來勞動生產率低下、市場競爭不充分等弊端日益暴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強調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現階段主要是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與供給學派和拉美結構主義相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清晰地認識到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各自的優勢與劣勢，根據兩種機制的不同特點賦予合適的功能，推動二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這準確把握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本質，既符合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又符合我國國情和發展階段，是科學的思想方法。

3.政策主張存在根本區別

減稅是供給學派的核心政策主張，此外再輔以削減政府開支和限制貨幣發行量。美國里根經濟學和英國撒切爾主義是供給學派主張的大規模實施，但由于其政策措施的非系統性，導致在一定程度緩解了“滯脹”困局的同時，帶來貧富分化、社會不公等更加尖銳的問題，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用改革的辦法推動結構調整，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遠不只是一個稅收和稅率問題，必須通過系統完整的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舉措，來解決供給側存在的問題。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提出“1+5”的完整政策框架，既在宏觀上要“穩”、又在微觀上要“活”；既要適度擴大需求、又要防范財政金融風險；既調動企業積極性、創造優質生產力，又注重包容普惠增長、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與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相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舉措在系統性、科學性、人民性等方面遠遠超越，是解決錯綜復雜的中國經濟問題的正確良方。

進口替代和保護主義是拉美結構主義的主要政策主張。與其根本不同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強調開放發展，主張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供給結構調整要在開放中進行，深化改革也要發揮開放的促進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強調，必須堅定不移實施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實行更加積極主動地開放戰略，堅定不移引進外資和外來技術，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類規則，才能更好地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邁向中高端，才能為富裕產能找到更廣闊的市場出路，才能更好地以擴大開放促進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進擴大開放，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間。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繼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四個重大問題上實現創新與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普遍原理與中國經濟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這一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部分，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指導思想。其主要內容包括：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共同富裕作為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建立健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等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繼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主要內容，同時深刻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特征與長期趨勢，在四個重大問題上進行了理論創新與突破，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發展到新階段，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升到新水平。

1.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理論的創新與突破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根本任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核心與首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需求，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原則的明確遵循，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鮮明繼承。

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間，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側重于“量”，側重于通過規模擴張解決短缺經濟條件下總供給不足的問題。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放和發展的生產力，不是規模數量型的生產力，而是集約效率型的生產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實現的發展，不是鋪攤子上項目粗放式的發展，而是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多次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同時，我也反復強調，我們要的發展是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要的是以比較充分就業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資源配置效率為支撐的發展。”“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要堅定不移堅持，同時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從強調生產力的“量”向強調生產力的“質”轉變，從強調發展的速度向強調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轉變，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重大原則的創新與深化。

2.對政府與市場作用理論的創新與突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認為，在深化改革、推動供給側結構調整過程中，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于市場與政府關系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推進和突破。

一方面，將市場機制的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開放以來，關于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漸進探索的過程。十二大闡述了“計劃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三大明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十四大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的同時，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個表述一直延續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個字的變化，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新的成果，標志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習近平同志指出，“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

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不是更多發揮政府作用。習近平同志指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發揮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要通過轉變政府職能，彌補市場失靈，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優勢，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關鍵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該放給市場和社會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該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堅決扭轉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現象。”

3.對供求總量與結構理論的創新與突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運用唯物辯證法深刻把握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供求關系，不僅著眼于總量平衡，更著眼于結構匹配，對供求關系的認識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過去，我國經濟實踐中既出現過“短缺經濟”現象，也出現過“過剩經濟”現象，但都是就供給與需求的總量對比而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認為供需不僅存在總量是否相當的問題，而且存在結構是否匹配的問題。我國目前的產能過剩，本質上是結構性過剩，是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變化所致。因此，多數中低端領域出現過剩的同時，不少中高端領域仍不能滿足需求。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必須推進供給側改革。”

以此認識為基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提出“有效供給”這個重大命題，明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就是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對供需結構關系的深入把握和“有效供給”概念的提出，是關于市場經濟條件下供需矛盾認識的質的飛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

4.對宏觀調控理論的創新與突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實現了宏觀調控思路和方法的重大轉變。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結束普遍短缺狀態后，經濟出現波動時人們一般從需求側加以解釋；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的兩次應對經驗，也使人們逐漸習慣了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需求管理措施刺激經濟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將宏觀調控的重點和著力點扭到了供給端，明確提出需求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為供給側改革創造較為寬松的宏觀環境，旗幟鮮明地反對“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堅持穩中求進的方法論，在防止經濟大起大落的前提下推進供給側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與結構調整。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思路和方法的重大轉變，是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重大創新，對世界各國宏觀經濟管理實踐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是十八大以來經濟理論創新的系統性集成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進行了系統性經濟理論創新，初步確立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這個框架結構完整、邏輯清晰，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問題意識和實踐導向。其主要內容包括：第一，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把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第二，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引導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提出引領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政策框架。第三，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問題導向、底線思維，發揚釘釘子精神，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

在這一套理論創新和政策創新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是徹上徹下、聯通各環的關鍵樞紐。這是因為，“新常態”是背景，主要解決“經濟形勢怎么看”的問題；“新發展理念”是指導，主要解決“經濟工作怎么干”的指導思想問題；“穩中求進”是總基調，主要解決“經濟工作怎么干”的方法論問題。只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有關于“經濟形勢怎么看”的探索與思考，又有“經濟形勢怎么干”的任務與舉措；既有形而上的理論創新，又有形而下的實踐與政策創新，是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主要舉措，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主要抓手，也是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主要載體，是將“新常態”這個背景、“新發展理念”這個指導思想、“穩中求進”這個方法統合成為有機整體的系統集成式重大創新成果。這一理論的提出和不斷完善，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取得重大突破，發展到新階段，提升至新境界。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楊長湧）

您也可以關注我們的官方微信公眾號（ID：ctoutiao），給您更多好看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