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具有豐富的內容，是對新常態下“經濟工作怎么干”的系統性、全鏈條部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的具體內容，可概括為處理好重大關系、完成重點任務、實現重要轉變和構建政策框架。這些內容緊緊圍繞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新任務、新要求，既有對經濟運行中重大關系的深刻理論思考，又有對經濟工作實踐明確具體的指導，涵蓋了轉方式調結構的主要方面，是對“經濟工作怎么干”的系統性、全鏈條部署。

處理好重大關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龐大的系統性工程，涉及多方面關系問題。處理好這些關系，是理論創新、提高認識的過程，是統一思想、凝聚共識的需要，也是保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正確道路上推進的必然要求。習近平同志提出過供給側結構改革涉及的若干重要關系。比如，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他提到供給和需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政府和市場、當前和長遠等4個關系。2016年3月8日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湖南代表團審議時的講話中，他提到加法和減法、當前和長遠、力度和節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場等5個關系。2017年1月22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他強調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短期和長期、減法和加法、供給和需求等4大關系，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大關系的首次系統性論述。在處理這些重大關系過程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既統籌兼顧又突出重點，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堅持、運用和深化。

1.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認為，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原則。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重點是發揮好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是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主要著力點，也是補齊制度短板的主要主力點。這是因為，經過20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因此，習近平同志強調，“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必須完善市場機制，打破行業壟斷、進入壁壘、地方保護，增強企業對市場需求變化的反應和調整能力，提高企業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競爭力。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更多發揮政府作用，不是簡單下達行政命令，而是要在尊重市場規律基礎上，用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投資方向，用法治規范市場行為。

在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上要消除一種誤解，即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搞新的“計劃經濟”。恰恰相反，過去正是由于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得不夠，政府干預過多，導致市場不能及時出清，引發各種結構性矛盾。比如，一些沒效益的“僵尸企業”，有些地方非要硬撐著給貸款、給補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通過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新形勢下的完善和深化，決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同時，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明確政府權力邊界，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通過“放管服”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環境保護等基本職責。

2.短期與長期的關系

在經濟管理實踐中，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一直是各國決策者面臨的一對突出矛盾。有的事短期有好處，但可能損害長遠發展。有的事長期來看是對的，但可能解決不了當下的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立足當前又著眼長遠，強調從化解當前突出矛盾入手，從構建長效體制機制、重塑中長期經濟增長動力著眼，明確不同階段的目標與任務，在戰略上堅持穩中求進，搞好頂層設計，把握好節奏和力度，綿綿用力、久久為功；戰術上抓落實干實事，注重實效，步步為營。

短期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這五大任務相互關聯，環環相扣。去產能、去庫存，是為了調整供求關系、緩解工業品價格下行壓力，也是為了企業去杠桿，既減少實體經濟債務和利息負擔，又在宏觀上防范金融風險。降成本、補短板，是為了提高企業競爭力、改善企業發展外部條件，增加經濟潛在增長能力。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特別是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必然帶來一些沖擊，而且這些沖擊很可能會從經濟領域延伸到社會領域。針對這個問題，習近平同志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出現的短期陣痛是必須承受的陣痛，不能因為有陣痛就止步不前。要合理引導社會預期，盡量控制和減少陣痛，妥善處置企業債務，做好人員安置工作，做好社會托底工作，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長期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在培育新的動力機制上做好文章、下足功夫，著力推進體制機制建設，激發市場主體內生動力和活力，形成經濟的新增長點。如何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習近平同志強調，“一是市場要活，二是創新要實，三是政策要寬”。“市場要活，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主要靠市場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創新要實，就是要推動全面創新，更多靠產業化的創新來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長點”，“政策要寬，就是要營造有利于大眾創業、市場主體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只有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才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3.減法與加法的關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減少低端供給和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和中高端供給。這就必然要求做好供給結構的加減法，處理好減法與加法的關系。

做加法就是要引導增量，加快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產品，為經濟增長培育新動力。緊緊圍繞經濟競爭力的關鍵、消費升級方向、供給側短板、社會發展瓶頸制約等問題，統籌部署創新鏈和產業鏈，全面提高創新能力，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同時，要補短板、惠民生，增加社會急需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縮小城鄉、地區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加大脫貧攻堅力度。

做減法就是要主動減量，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實現優勝劣汰。相對于做加法，做減法困難會大一些，涉及失業人員再安置、利益格局再調整等問題，也會在短期內影響地方經濟增長，但但必須做下去。做減法的當務之急是斬釘截鐵處置“僵尸企業”，堅定不移減少過剩產能，為優質企業騰出寶貴的實物資源、信貸資源和市場空間。

無論做減法還是做加法，都存在方法論的問題。方法正確，二者相互配合，往往事半功倍；方法不對頭，二者互相競爭甚至互相沖突，往往導致資源損耗和浪費。習近平同志指出，“無論做減法還是做加法，都要把握癥結、用力得當，突出定向、精準、有度。做減法不能‘一刀切’，要減得準、不誤傷。做加法不要一擁而上，避免強刺激和撒胡椒面，避免形成新的重復建設。要要把調存量同優增量、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同培育新興產業有機統一起來，振興實體經濟”。

4.供給與需求的關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認為，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二者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給；沒有供給，需求就無法滿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

在供給與需求關系問題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既突出供給又關注需求，強調要消除一種誤解，即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實行需求緊縮。供給和需求兩手都要抓，但主次要分明。當前我國經濟周期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轉化成結構性問題。因此，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把提高供給質量作為主攻方向。同時，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要營造穩定的宏觀環境，在需求政策上既不能搞強刺激，也要防止出現順周期緊縮。

完成重點任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根據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處于不斷豐富和完善中。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了“三去一降一補”等五大重點任務。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拓展和深化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形成了涵蓋實體經濟、農業、房地產、金融、公共服務等國民經濟主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任務體系。今后，隨著老任務取得突破性進展、老矛盾很大程度緩解乃至解決，同時新矛盾、新問題凸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必將繼續發生新的變化。比如，服務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預計成為未來一個時期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

1. 著力振興實體經濟

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習近平同志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向振興實體經濟發力、聚力。不論經濟發展到什么時候，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發展、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我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也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

振興實體經濟，就要堅持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擴大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習近平同志強調，“要樹立質量第一的強烈意識，下最大氣力抓全面提高質量，用質量優勢對沖成本上升劣勢。要開展質量提升行動，提高質量標準，加強全面質量管理，促進公平競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管理，遏制以降低質量為代價的惡性競爭。要引導企業突出主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形成自己獨有的比較優勢，發揚‘工匠精神’，加強品牌建設，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強產品競爭力”。

振興實體經濟，就要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既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也注重用新技術新業態全面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習近平同志指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任務，必須在推動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上來一個根本性轉變，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性發展。要深入研究和解決經濟和產業發展亟需的科技問題，圍繞促進轉方式條結構、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等方面需求，推動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推動產業和產品向價值鏈中高端躍升”。“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創新、企業創新、市場創新、產品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等，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振興實體經濟，就要建設法治化的市場營商環境，加強引進外資工作，更好發揮外資企業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習近平同志強調，“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不會變，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障不會變，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服務的方向不會變”。“要創新和改善利用外資環境，高度重視保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高度重視保護知識產權，對內外資企業要一視同仁、公平對待，努力保持我國利用外資在全球的領先地位”。

振興實體經濟，就要優化產業組織，提高大企業素質，在市場準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創造條件，使中小微企業更好參與市場公平競爭。當前這個階段，要更加重視發揮中小微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讓他們成為振興實體經濟的生力軍。習近平同志指出，當前要重點解決五個問題，“一是要著力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可靠、高效、便捷的服務。二是要著力放開市場準入，凡是法律法規未明確禁入的行業和領域都應該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凡是我國政府已向外資開放或承諾開放的領域都應該向國內民間資本開放。三是要著力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支持建立面向民營企業的共性技術服務平臺，積極發展技術市場，為民營企業自主創新提供技術支持和專業化服務。四是要著力引導民營企業利用產權市場組合民間資本，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場競爭力強的大企業集團。五是要進一步清理、精簡涉及民間投資管理的行政審批事項和涉企收費，規范中間環節、中介組織行為，減輕企業負擔，降低企業成本。”

?2.推進“三去一降一補”

“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以貫之的重點任務。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習近平同志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各地區各部門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重點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不能因為包袱重而等待、困難多而不作為、有風險而躲避、有陣痛而不前，要樹立必勝信念，堅定不移把這項工作向前推進”。從實踐看，2016年和2017年“三去一降一補”任務的側重點不同。

去產能，總體要求是抓住處置“僵尸企業”這個牛鼻子，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創造條件推動企業兼并重組，妥善處置企業債務，做好人員安置工作。2016年以鋼鐵、煤炭行業為重點，全年退出鋼鐵產能超過6500萬噸、煤炭產能超過2.9億噸。2017年則要再壓減鋼鐵產能5000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以上；同時要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5000萬千瓦以上，以防范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提高煤電行業效率，優化能源結構，為清潔能源發展騰空間。

去庫存，總體要求是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房地產庫存。2016年去庫存主要在大城市進行，三四線城市庫存仍然較多。2017年強調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促進三四線城市和特大城市間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高三四線城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吸引力。

去杠桿，總體要求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2016年將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作為重中之重，要求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工作，完善全口徑政府債務管理，改進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辦法。同時，要加強全方位監管，規范各類融資行為，抓緊開展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堅決遏制非法集資蔓延勢頭，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妥善處理風險案件，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2017年則要求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推進資產證券化，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加大股權融資力度，強化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財務杠桿約束，逐步將企業負債降到合理水平。

降成本，總體要求是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打出“組合拳”。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業稅費負擔、社會保險費、企業財務成本、電力價格和物流成本等六類成本，2016年國務院出臺減稅降費、降低“五險一金”繳費比例、下調用電價格等舉措。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提出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各類中介評估費用、企業用能成本、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等五個重點，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了全面清理規范政府性基金，削減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少政府定價的涉企經營性收費，繼續適當降低“五險一金”有關繳費比例，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用能、物流等成本等降成本的五項重點任務。

補短板，總體要求是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各地發展水平不同，補短板重點不同。從全國來看，要在七個方面下大氣力：一是加大脫貧攻堅力度，確保完成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目標。二是解決好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三是增強創新能力，提高經濟發展科技含量。四是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力度，培養更多優秀企業家、創新人才、高技能人才和新型職業農民，提高勞動者素質。五是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加強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做強做大綠色經濟。六是補齊產業鏈條短板，培育發展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加大傳統產業改造力度。七是加強基礎設施薄弱環節，增強網絡效應。2016年和2017年都將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補短板最重要的一項任務。2016年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240萬，易地扶貧搬遷人口超過240萬。2017年要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完成易地扶貧搬遷340萬人。

3.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6年3月，習近平同志在參加全國人大湖南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新形勢下，農業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明確要求，將其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2017年2月5日，中央發布一號文件《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系統部署。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整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一環，也是我國農業農村自身發展思路的重大轉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上，緊緊圍繞市場需求變化，以增加農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給為主要目標，以提高農業供給質量為主攻方向，以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為根本途徑，優化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注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可以用“農業供給側結構調整+改革”這個公式來理解，包括結構調整和改革兩大板塊。結構調整包括“三調兩強”，即調優產品結構，突出“優”字；調好生產方式，突出“綠”字；調順產業體系，突出“新”字；強化科技支撐，創新農業技術體系和技術路線；強化基礎支撐，補齊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短板，增強農業農村發展后勁。改革的核心是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實現三大激活，即激活市場，讓農產品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激活要素，創新資源要素配置機制，喚醒農村沉睡資源；激活主體，加快推進農業經營體系改革，激活各類人才到農業農村創新創業。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根本上要實現三個轉向。從過去主要著力于解決供給不足轉向更注重質量、效益和可持續發展；從過去主要著力于生產結構轉向更注重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經營結構，促進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農村增綠；從過去主要著眼生產力范疇轉向更注重體制改革機制創新，激活農業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

4.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是我國面臨的重大結構性失衡之一。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既抑制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關系到經濟持續平穩增長，關系到緩解實體經濟成本上漲，也關系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習近平同志指出，“建立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要充分考慮到房地產市場特點，緊緊把握‘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深入研究短期和長期相結合的長效機制和基礎性制度安排。”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分類調控、因城施策。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庫存較多的三四線城市要把去庫存和促進人口城鎮化結合起來，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擴大房地產需求。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短長結合、供需兩端發力。短期，重點是需求管理，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支持合理自住購房，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中長期，重點是供給管理，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引導投資行為，合理引導預期，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要調整和優化中長期供給體系，實現房地產市場動態均衡。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明確政府與市場各自的功能。要以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健全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加快住房租賃市場立法，加快機構化、規模化租賃企業發展。加強住房市場監管和整頓，規范開發、銷售、中介等行為。要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加強棚戶區住房改造，繼續發展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因地制宜、多種方式提高貨幣化安置比例，加強配套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

實現重大轉變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我國經濟發展思路和工作著力點的重大調整，是對新常態下“經濟工作怎么干”的系統性、全鏈條部署。習近平同志指出，“新常態怎么干？具體來說，要努力實現多方面工作重點轉變。”

一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點轉向更加注重提高質量和效益。習近平同志指出，“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要的，但抓經濟工作、檢驗經濟工作成效，要從過去主要看增長速度有多快轉變為主要看質量和效益有多好。”

二是穩定經濟增長的著力點轉向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同志指出，“在‘三期疊加’大背景下，影響經濟增長的突出問題有總量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更為突出。在有效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總量和結構變化的情況下，穩增長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

三是宏觀調控的實施方式轉向更加注重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心理預期。習近平同志指出，“宏觀調控要注重引導社會心理，實現反周期目標。善于把握消費和投資行為背后的市場預期和社會心理，考慮市場主體行為特點，增強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加強同市場行為主體的溝通融合，加強宏觀政策國際交流，在提高宏觀調控科學性的同時，提高宏觀調控藝術性。”

四是產業結構的調整路徑轉向更加注重加減乘除并舉。加法就是發現和培育新增長點，減法就是壓縮落后產能、化解產能過剩，乘法就是全面推進科技、管理、市場、商業模式創新，除法就是擴大分子、縮小分母，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回報率。習近平同志指出，“在不少行業產能已達到峰值的條件下，產能不減、價格疲軟，長此以往，優質企業也會被拖垮。”必須通過加減乘除并舉，推動產業發展邁向中高端，全面提高供給滿足需求結構變化的能力。

五是城鎮化的推進模式轉向更加注重以人為核心。習近平同志指出，“推進城鎮化要回歸到推動更多人口融入城鎮這個本源上來，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既可以增加和穩定勞動供給、減輕人工成本上漲壓力，又可以擴大房地產等消費，同時也是縮小城鄉差距、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推進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之策。”

六是促進區域發展的戰略轉向更加注重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空間均衡。習近平同志指出，“既要促進地區間經濟和人口均衡，縮小地區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差距，也要促進地區間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縮小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差距。根據主體功能區定位，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七是保護生態環境的政策轉向更加注重促進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習近平同志指出，“保住綠水青山要抓源頭，形成內生動力機制。堅定不移走綠色低碳循環發展之路，構建綠色產業體系和空間格局，引導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八是保障改善民生的思路轉向更加注重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精準幫扶。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在經濟發展基礎上持續改善民生，特別是提高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推進教育公平。實施精準幫扶，把錢花在對特定人群特殊困難的針對性幫扶上，使他們有現實獲得感，使他們及其后代的發展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九是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轉向更加注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習近平同志指出，“要重視和善于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政府集中力量辦好市場辦不了的事，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環境保護等基本職責。”

十是擴大對外開放的方向轉向更加注重高水平雙向開放。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內外需協調、進出口平衡、引進來走出去并重、引資引技引智并舉，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構建“1+5”的政策框架

“1”即一個根本思路。根據對中國經濟階段性本質特征的深刻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鮮明提出了宏觀調控思路的根本轉變，即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將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從擴張總量轉向優化結構，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方式轉向穩中求進的深化改革方式，從短期增長為目標轉向長期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突出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5”即五大政策支柱。包括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等具體要求。

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財政政策要積極有效，預算安排要適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在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的同時，主要用于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保障政府應該承擔的支出責任。貨幣政策要穩健中性，適應貨幣供應方式新變化，調節好貨幣閘門，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在增強匯率彈性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產業政策要準，就是要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制造強國建設、加快服務業發展、提高基礎設施網絡化水平，形成新增長點。堅持創新驅動，注重激活存量，著力補齊短板，加快綠色發展，發展實體經濟。

微觀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場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做好為企業服務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營造寬松的市場經營和投資環境，鼓勵和支持各種所有制企業創新發展，保護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合法利益，提高企業投資信心，改善企業市場預期。營造商品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市場環境，破除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提高有效供給能力，通過創造新供給、提高供給質量，擴大消費需求。

改革政策要實，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完善落實機制，把握好改革試點，加強統籌協調，調動地方積極性，允許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發揮基層首創精神。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抓好改革舉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斷見到實效，使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社會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線。更好發揮社會保障的社會穩定器作用，把重點放在兜底上，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務。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楊長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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