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具有深刻的內涵，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

（一）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本質特征進行創造性的重大判斷，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前提

（二）緊緊抓住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這個關鍵，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

（三）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原則的堅持和深化

（四）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五）深化改革、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途徑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具有豐富的內容，是對新常態下“經濟工作怎么干”的系統性、全鏈條部署

（一）處理好重大關系

（二）完成重點任務

（三）實現重大轉變

（四）構建“1+5”的政策框架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創新，是十八大以來經濟理論創新的系統集成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與供給學派等西方經濟學說存在根本區別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繼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在四個重大問題上實現創新與突破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是十八大以來經濟理論創新的系統性集成

（全文24000字，為方便閱讀，按文章結構分成三篇同時發布。以下為第一部分，包括五個小節，長約6600字。）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具有深刻的內涵，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的科學內涵，可概括為一個重大判斷、一個理論范式和三個基本要求。一個重大判斷，即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本質特征做出創造性的重大判斷，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前提。一個理論范式，即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范式理解其總體內涵，緊緊抓住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這個關鍵，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三個基本要求，即以滿足需求為最終目的、以提高供給質量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為根本途徑，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邏輯。

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本質特征進行創造性的重大判斷，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前提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隨著國際國內條件的重大變化，我國經濟發展呈現諸多新情況、新特征、新問題，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就是“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面對這些現象，從理論高度深刻認識其產生的根源和機理，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本質特征，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事關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事關我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能否順利實現，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十八大后，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本質特征的認識經歷了不斷探索和深化的過程。2013年，中央認為我國經濟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階段，對經濟形勢進行了理論上的概括和歸納，初步回答了“怎么看”的問題。2014年，中央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總結了九個趨勢性變化特征，進行了系統的理論論述，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關于經濟形勢“怎么看”的認識，也為經濟工作“怎么干”初步指明了方向。

2015年，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認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結構性失衡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及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等“三大失衡”。其中，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是根本。正是由于供給結構主要滿足中低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與中等收入群體擴大、消費加快升級和人口老齡化等帶來的需求變化不相適應，導致普遍產能過剩、企業盈利能力下降，促使很多增發的貨幣資金在金融系統自我循環，或進入房地產市場進行投機，帶來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失衡的同時，推高了實體經濟成本，使回報率不高的實體經濟雪上加霜。這些關于經濟形勢的重大判斷，在“三期疊加”和“新常態”基礎上更加明確、更加具體、更加深入，對我國經濟階段性特征的認識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將我國經濟面臨的矛盾與問題主要歸因于結構性因素而不是總量性因素，主要歸因于供給側而不是需求側，主要歸因于供給結構調整滯后而不是需求不足，需要極大的理論自信和理論勇氣。這是因為，從國際上看，“二戰”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一直是主流，主要經濟體習慣于從需求側解釋經濟波動，也習慣于從需求側進行宏觀經濟管理，其間雖有供給學派等的沖擊，但凱恩斯主義的主導地位沒有根本動搖；從國內看，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國結束短缺經濟后，遇到經濟波動，人們一般認為是需求不足導致，是周期性問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我國采取了大規模需求刺激措施，就是源于這個認識。在這樣的國際國內主流認識背景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一反成見，打破了從上到下的慣性思維，廓清了關于我國經濟的重大認識誤區，實現了理論創新與飛躍。

緊緊抓住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這個關鍵，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體內涵，可以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范式來理解。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提的供給側改革，完整地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結構性’3個字十分重要，簡稱‘供給側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結構性’3個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大力推動供給結構調整，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供需由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平衡躍升，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和要義。

供給包括多方面多層次內容。具體調整哪些供給結構，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需要解決的方向性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解決好思路和方向問題，著力在三個層面上下功夫。一是優化現有生產要素配置和組合，提高生產要素利用水平，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不斷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二是優化現有供給結構，通過調整現有產品供給結構，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從深層次上解決供給同需求錯位問題，滿足現有產品和服務需求。三是優化現有產品和服務功能，大力培育發展新產業和新業態，提供新的產品和服務，創造新的供給，以此來創造新的需求。”

習近平同志指出的這三個層面，包含了要素、產品和產業等三大供給結構的調整優化，涵蓋了供給體系的關鍵環節。但必須看到，這三大供給結構調整之所以滯后于需求變化，供需結構性矛盾之所以突出，根源還是體制機制問題，還是在于存在不少束縛市場主體活力、阻礙市場和價值規律充分發揮作用的弊端，還是在于政府存在“越位”、“缺位”和“錯位”的問題。因此，必須進行制度供給結構調整，這是要素、產品、產業等三大供給結構優化的前提和基礎。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把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把政府不該管的事交給市場”，同時要“加大轉變政府職能力度，把工作重點轉向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保護生態環境、支持創新等，增強經濟發展動力和活力”，“要在培育新的動力機制上做好文章、下足功夫，著力推進體制機制建設，激發市場主體內生動力和活力”。

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原則的堅持和深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個最終目的包括兩層含義：

首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滿足的是全體人民的需求。是讓人人享有、各得其所，而不是滿足少數人的需求、一部分人的需求。這是共享發展理念的貫徹落實，堅持了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很多西方經濟學者標榜其學說的“實證性”和“技術性”，宣稱經濟學應“價值中立”甚至“不講道德”。在他們那里，需求只是經濟增長的工具和手段，人的價值被嚴重物化，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最終目的，仍是滿足少數資本家的奢侈欲望。與其相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將滿足全體人民的需求作為最終目的，具有了豐富的價值感和道德感。

其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滿足的是多方面多層次、日益增長和升級的需求。人民的需求包括物質、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而且處于動態轉型升級中，核心是從“量”到“質”的轉變。過去，特別是短缺經濟時代，人們主要關注產品和服務的數量，模仿型排浪式消費是主流，鋪攤子擴大供給就能滿足人民的主要需求。現在，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各方面條件變化，人們更加關注產品和服務的品質和檔次，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將供給重點從“量”的擴大轉向“質”的提升，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需求升級的需要。

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就是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這就衍生出兩個問題：一是用什么標準衡量供給質量？二是怎么樣提高供給質量？

關于第一個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衡量發展質量和效益，就是投資有回報、產品有市場、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政府有稅收、環境有改善，這才是我們要的發展”。就供給側而言，關鍵是要素供給水平特別是人力資源供給水平能否有效提升，以滿足要素市場不斷升級的需求；產品和服務供給質量能否有效改善，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產業供給結構能否有效調整，以滿足我國邁向制造業強國、提升全球分工地位的要求；制度供給結構能否有效優化，以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關于第二個問題，習近平同志指出，“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關鍵是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采取果斷措施化解產能過剩，這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要靠創新”。十九大報告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質量的關鍵所在。這是因為，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經濟長期發展和躍升，最根本要靠科技創新。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一次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一次次生產力提升，創造著難以想象的供給能力。當今時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從國內看，我國創新能力不強，科技發展水平總體不高，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個頭的“阿喀琉斯之踵”。在這樣的形勢下，推進供給側改革，必須牢固樹立創新發展理念，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提升供給質量和效率，才能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深化改革、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途徑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打破壟斷，健全要素市場，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同時，要加強激勵、鼓勵創新，增強微觀主體內生動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潛在增長率。把深化改革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途徑，衍生出兩個問題：一是改什么？二是怎么改？

關于改什么的問題，首先要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身就是改革，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可能單兵突擊，必須有其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協同推進，發揮重大牽引作用，增強改革的系統性和整體性，才能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良好條件、打下堅實基礎。

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了國有企業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和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等5項重大改革舉措。在這些改革取得進展基礎上，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繼續部署國企國資改革、產權保護制度建設、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一帶一路”建設等6項重大改革舉措，較2015年部署的各項改革內容更豐富、要求更全面。比如，國企國資改革在繼續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的同時，強調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靈活高效的市場化經營機制。產權保護制度建設是新的改革要求，強調要抓緊編纂民法典，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堅持有錯必糾，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保護企業家精神，支持企業家專心創新創業。這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供給結構邁向中高端的必然要求，抓住了我國成為創新型國家的軟肋。

同時，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要求完善跨部門的統籌機制，加強對財稅、金融、土地、城鎮化、社會保障、生態文明等基礎性重大改革的推進，既制定方案又推動落實。

關于怎么改的問題，涉及到改革的方法論。需要抓好制定方案、搞好統籌、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等三件大事。

關于制定方案，習近平同志強調，“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做好工作方案，一是情況要摸清，搞清楚現狀是什么，深入調查研究，搞好基礎數據測算，善于解剖麻雀，把實際情況摸準摸透，胸中有數，有的放矢。二是目的要明確，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把握好手段，防止就事論事甚至本末倒置。三是任務要具體，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確定的任務要具體化、可操作。四是責任要落實，搞清楚誰來干，做到可督促、可檢查、能問責。五是措施要有力，搞清楚怎么辦，用什么政策措施來辦，政策措施要符合實際、有效有用、有操作性，讓地方和相關部門知道怎么干”。

關于搞好統籌，習近平同志強調，“注重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協同，既抓改革方案協同，也抓改革落實協同，更抓改革效果協同，促進各項改革舉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實施過程中相互促進、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著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聚焦發力”。

同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堅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注重調動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營造勞動光榮的社會風尚和精益求精的敬業風氣。為企業家營造寬松環境，用透明的法治環境穩定預期，給他們吃定心丸。為創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勵機制，調動其積極性。對各級干部堅持激勵和約束并舉，既堅持黨紀國法的“高壓線”，也重視正面激勵，完善容錯糾錯機制。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重要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大原則。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楊長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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