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今天這篇文章為財哥老領導所寫，自封“顏王”的他，硬靠才華成為財經領域的一股清流，曾翻譯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作品《逃離不平等》，在某門戶網站從事8年金融報道，炒股十余載，腦補一下他云淡風輕地說道“也就賺了一輛奧迪”（鬼知道北京的房子是不是也是賺的），日前，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泰勒因在行為經濟學方面有卓越貢獻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此，這位老領（股）導（民）有話說……}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泰勒，以表彰他在行為經濟學方面的卓越貢獻。

對于行為經濟學我們其實并不陌生，而諾獎也不是第一次將獎項頒給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學。早在15年前，泰勒的良師益友卡尼曼就獲得了諾獎，而在幾年前，成功預測金融危機的《非理性繁榮》作者羅伯特.席勒也分享了這一殊榮。這也包括即屬于行為派又可以按其他歸類的阿克羅夫和托馬斯謝林。

行為經濟學的歷史很長，但最近這些年頻繁受到關注，除了學科本身的成熟，其在實踐中的廣泛應用也是重要因素（試想如果博弈論只是一種游戲理論，那么就不可能獲得諾貝爾獎吧）。這種應用，往大了說可以提前為金融危機這樣的全球災難做預警；往小處說，增加幸福感，而且它能幫我們賺錢。

簡單說一下為什么行為經濟學能幫我們賺錢。

行為經濟學其實可以說是起于對正統經濟學的叛逆。傳統的經濟學有一個簡單粗暴的理性人假設，即認為人是可以高度理性超級理性不受情感影響的。但是與心理學相關的行為經濟學卻從包括金融市場在內的現實中發現了破綻，因為如果人真的可以完全理性，那就不會完全漠視現實，瘋狂的追逐從郁金香到公司股票在內的各種泡沫，股災恐怕也不會出現。

換做另外一種說法，那就是因為人的理性有限，所以市場并非會和另外一派學者所說的，是有效的。因為市場如果是有效的話，每個人的投資收益就不會有差別，但現實中我們看到的是有人賺錢有人虧，而且虧的永遠比賺得多。

行為學派從各種實驗和真實金融市場中總結出各種典型的有限理性表現，比如過分自信（覺得自己炒股水平比別人高），羊群效應（追漲殺跌），損失厭惡等等。這些行為表現長期存在，即便可以減少也無法消除，理性不是人類的常態，有限理性才是，泰勒甚至警告我們說：相信人類會完全理性行事本身就是瘋了。

如果我們相信行為學派的這些判斷，那么我們就會知道，我們能夠抓住各種不理智的表現，逆勢而行，我們就有可能賺錢。

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大空頭》這部根據劉易斯作品改編的電影。在電影中，主人公發現整個金融市場進入了非理性狀態，于是堅決做空，最終賺得大錢。這個故事，是根據華爾街的真人真事改編的。

巴菲特堪稱行為金融大師。他說：別人貪婪時要恐懼，別人恐懼時要貪婪，就是抓住了人類容易情緒波動反應過度這一行為特性。2008年，當全世界金融機構陷入哀嚎時，他出手買入了高盛的股票，賺得盆滿缽滿。

我們今年的諾獎得主泰勒也不只是紙上談兵，早在十余年前他就聯手別人成立fuller&thaler資產管理公司，把行為金融的理論用到了實踐中。他的投資哲學就是人總是會犯錯，他要做的就是抓住這些錯誤。一家資產管理公司能活十幾年，自然是回報不錯，如今他管理的資金超過80億美金。

行為學派尋找時機的方式，一方面當然要靠敏銳的觀察，但也離不開歷史數據監測，因為人類的非理性行為，都會在數據上有所體現。席勒的研究就十分倚仗歷史數據，他甚至還自己編制了房價與股市市盈率方面的指數。

也許就像共產主義導致了資本主義的改進，行為學派的研究以及對市場非完全有效的研究，實際上也改變了金融市場。大型機構對市場情緒波動有了更敏感的監測，同時也注重歷史數據的觀察，而機器交易的興起，則可以更快發現市場的無序，捕捉瞬間的交易機會。這實際上有助于消除市場波動，從而降低市場的大型風險。

人工智能的興起或許會進一步降低市場的非理性。有趣的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赫伯特.西蒙也是行為經濟學的鼻祖之一，他也與泰勒亦師亦友。

不過，無論人工智能如何發展，我們還是應該牢記泰勒的那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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