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計董宇輝不會想到，一個自媒體人在直播間的隨機發聲，會演變成又一場對他的輿情危機。

而聶圣哲的發難點也沒什么新鮮的。

1.他認為，董宇輝的直播內容“總是停留在一個高中生的水平”，引用文化典故時缺乏深度，屬于“陳詞濫調”，并稱其文風，為“高三作文水平”。

例如，董宇輝在直播中常引用“橫渠四句”，聶圣哲批評其“轉過臉就去帶貨”，顯得虛偽且邏輯不自洽，“耽誤你為天地立心了嗎？”。

2. 聶圣哲指責董宇輝常使用“故弄玄虛的大詞”，包裝直播內容。

他認為，其實際知識儲備，不足以支撐這類宏大敘事，甚至出現常識性錯誤。

3.聶圣哲自稱是“真人”，而將董宇輝定義為“假人”，認為其形象過度包裝、言行不一。

比如，董宇輝虛假宣傳富硒雞蛋、羊奶粉摻假。

比如，董宇輝聲稱“反感被稱為網紅”、“不喜歡帶貨”，卻通過直播賺取巨額收益。

他還指出董宇輝“犯錯后裝無辜”，態度缺乏誠意。

4.聶圣哲批評董宇輝不懂得感恩。

受益于俞敏洪的資本支持和新東方平臺，卻“擺出一副衛道士的派頭”，缺乏對公司和市場的誠實態度。

他直言：“董宇輝這樣的資質條件，若非機緣巧合和資本助推，很難成功”。

“他是賣文化幻覺的人。”在直播中，聶圣哲指出，董宇輝只是在利用文化的符號包裝商品，缺乏真實性與學術深度。

他的成功依賴資本與流量，而非文化價值，且存在道德與職業誠信問題。

有破，就有立。

聶圣哲提出，文化傳播應遵循“學術嚴謹性”和“純粹性”，而商業需以誠信為基礎，二者是沖突的。

而董宇輝的流量模式則是反例——打著文化的旗幟，做著商業的勾當，又同時違背了二者的規律。

聶圣哲的聲討，獲得了不少學界人士的呼應。

如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許紀霖等人，也加入批評陣營，認為董宇輝的“小作文”，缺乏學術嚴謹性。

他們還搬出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論”，指責董宇輝把知識降維成“讀者文摘體”，用“宇宙星辰”的虛詞掩蓋商業本質。

針對批評，董宇輝曾在直播中以隱喻方式回應。

“有些人自己做不到，但要求你做圣人。他要求你手無棍棒，還要一心向陽。一群活在陰溝里的人每天指責陽光耀眼”。

還是他獨有的“文化濾鏡”風味，不知所云。

而董宇輝的“丈母娘”粉絲們的反擊則直接得多。

他們在社交媒體和直播間，以刷屏方式壓制負面言論，展開有組織的罵戰。

他們將批評者標簽化為“爹味說教”、“嫉妒流量”，認為批評者“用學術標準苛責大眾文化”，本質是“文化霸權”。

正如粉絲懟聶圣哲的話：“你們看不起帶貨，但董宇輝讓《人民文學》多賣了4萬套，你們能做到嗎？”?

與此同時，他們強調董宇輝的“草根逆襲”屬性，認為其“打破了精英對文化的壟斷”。

將董宇輝的直播風格定義為“知識普惠”，將支持董宇輝視為“對抗傳統權威”，甚至戲稱其直播間為“賽博烏托邦”。

粉絲們甚至通過編輯董宇輝的“語錄”，非法出版書籍，將其言論升華為“平民文化經典”。

可見，這場輿情危機與前面幾次有了根本的不同。

一方面，它不是針對某個事件的發酵，更多是文化學者們的自覺。聶圣哲們并非傳統意義上的“黑粉”或營銷號，而是與董宇輝學歷背景相近、表達方式相似、也同樣講文化的人。

公開資料看，聶圣哲身兼企業家、教育家、教授、學者、作家、導演等多重身份，涉足文學、影視、教育等領域，出版著作十余部。

從他過往發布的內容看，確實是在嚴肅的探討問題，是從系統的傳統價值觀角度審視董宇輝現象。

其他跟風的學者，背景、出發點，也大都如此。另一方面，這場輿情危機，已經演化成了傳統精英與新興流量文化之間的話語權的爭奪，以及文化評價體系與商業邏輯之間的深刻沖突。

這基本可以說是對董宇輝基本盤及身份認知的爭奪一役，即他那一套文化表達，在學術認知和正統認知里的合法性。

過去的每次輿情危機，都是點狀的、技術性的外傷——產品翻車傷的是信譽，口誤翻車損的是人設，但“偽文化”指控卻是“內傷”。

當教授們說董宇輝的文學引用是“高三作文套路”，本質上是否定了他的知識傳播價值。

是對“身份合法性”的挑戰——問題并不是“你做錯了什么”，而是，“你是誰，有沒有資格扮演這個角色”。

可能對于董宇輝本人而言，這個問題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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