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陳根

當前，數字化已成為了社會結構變遷的核心趨勢之一，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數字化帶來的信息環境的改變觸發了機會獲得的差異，一個被數字技術許諾的人人平等的社會似乎將要到來。

人們有理由相信，個人用戶的計算能力劇增以及全球網絡普及可能會使機會增多，個人能力增強甚至可能分散政治、機構和經濟能力。人們甚至可以利用數字技術更廣泛地普及生態效益的相關信息，替代資源密集型實體產品，從而營造更環保的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然而，與人們預期的有所不同，數字技術發展至今，傳統的不平等發生了顯著變化——不可否認，基本不平等正在減少。但是，與能力相關的不平等始終頑固存在并且在以新的形式不斷增加。

人們對數字技術的功能和帶來的機會充滿期待，卻常常忽視數字技術在實際效果上的分化，讓數字技術真正成為引擎，帶來更多的實效改變而非更多的不平等，我們有無良策重啟希望？

理解數字化

數字技術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把人類從工業社會帶入數字化社會。數字化通過各種技術創新，利用人工智能、移動技術、通訊技術、社交、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等，把現實世界在虛擬世界中重建。從這個視角去理解，數字化的社會已經是一個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并存且融合的新世界。

基于數字技術的顛覆性，人類向充滿變革和未知的信息社會快速前進的過程，就預示著社會各個領域的根本性變化將隨著信息技術的變遷展現同步波動。因此，如何更好的迎接數字化的新世界，理解“數字化”以及“數字化生存”就顯得更加重要。并且，數字化的本質特征也是導致數字化社會不平等、始終頑固的根本原因。

首先，數字化變遷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連接。實際上，互聯網最大的特性之一，就是連接。基于互聯網的存在，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技術能夠隨身而動和隨時在線。今天，人們已經習慣于借助在線連接去獲取一切，包括關系、資訊、電影、音樂、出行等。

人們不再為擁有這些東西去付出，相反更希望可以通過連接去獲得。數字化以“連接”帶來的時效、成本、價值明顯超出“擁有”帶來的這一切。亨利?福特“讓每個人都能買得起汽車”的理想在今天完全可以演化為“讓每個人都能使用汽車”，“連接”汽車遠大于“擁有”汽車。

其次，數字化變遷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融合。在數字技術未出現以前，就已經有了虛擬世界的存在。那個時候的虛擬世界，以文學、繪畫、戲劇、電影等的形式存在，只不過物理世界和虛擬世界是壁壘分明的、相互分離的，人們不可能身處物理世界而走進虛擬世界。

但是，隨著數字科技的發展，物理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的界限開始被打破，它們越來越互相融合。這種融合的結果，就是數字化的未來，即通過連接和運用各種技術，將現實世界重構為數字世界，讓數字世界與現實世界融合。

數字孿生是當前數字化技術的集大成的代表。我在《數字孿生》一書中寫過，數字孿生是對真實物理系統的一個虛擬復制，復制品和真實品之間通過數據交換建立聯系。借助于這種聯系可以觀測和感知虛體，由此動態體察到實體的變化，所以數字孿生中虛體與實體是融為一體的。

而就如數字孿生一樣，數字化正是將現實世界重構為數字世界。同時，重構不是單純的復制，更包含數字世界對現實世界的再創造，還意味著數字世界通過數字技術與現實世界相連接、深度互動與學習、融合為一體，共生創造出全新的價值。

最后，數字化變遷還意味著一場聲勢浩大的變化。不同于過去的任何一項技術，數字化時代是一個新舊世界相互交疊的時代。數字化本身讓過去與未來都壓縮在當下，更多維度，更大復雜性交織在一起。不僅僅是變化，變化本身的屬性也發生了改變。

財經圖表網站Visual Capitalist針對近現代以來的重要發明做了一個盤點，統計各種發明的用戶數量到達5000萬人，分別需要多長時間。其中，飛機、汽車、電話、電力代表的以交通、通訊和電力為主的第一部分，需要的時間至少也要46年，平均超過55年；信用卡、電視機、ATM取款機、電腦和手機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為主的第二部分，需要的時間縮短到20年左右。

到了互聯網技術出現的第三部分，時間壓縮到一年以內。互聯網快速普及時?，比如全球最大社交平臺Facebook、微信和增強現實游戲“Pokemon Go”，它們用戶累積到5000萬分別只用了3年、1年和19天。來到數字技術時代，用戶呈現出指數級增長。

顯然，不同技術雕刻著不同的時代，數字技術帶來了過載的信息和加速度變化的變化，一切都變得完全不同了。互聯網技術在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普及，至今也不過是30多年的時間。但是，在此期間，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對今天的每一個人來說，甚至需要重新學會生活技能，在線購買，電子支付，網約車出行以及社群的新社交方式等，人們不得不調整認知能力，跟上變化的步伐，否則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

數字化的連接、融合與改變的特征讓數字化尤其不同于此前的任何一個技術時代，連接改變了生存方式，融合改變了發展方式，變化改變了價值方式。在這三個維度的巨變下，數字技術在實際效果上的分化也開始產生了屬于數字時代的新的問題。

數字能力不平等

毋庸置疑，不論從什么角度來說，新技術的出現都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體現，數字技術也一樣。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向公眾開放，這強化了技術應為大眾賦權的觀念。共享的思潮通過開放的標準和免費開放源代碼軟件占領上風，全球互聯網持術戰勝了封閉、獨享其成的其他競爭模式。

當前，高度開放的全球網絡技術已經把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聯系起來，光纖進入千家萬戶。技術帶給人們的樂趣很簡單也很巨大，比如滿足年輕人特有的愿望，包括享受樂趣、勇于探索、挑戰自我等。人們期望計算能力能增強人類智力，帶來更多的機會和教育改革。

數字技術發展至今，傳統的不平等發生了顯著變化——不可否認，基本不平等正在減少。但是，與能力相關的不平等始終頑固并且在以新的形式增加。

自1980年代以來，在數字技術蓬勃發展的時期，幾乎所有主要的發達經濟體的收入不平等都在加劇。在收入分配的上半部，這一數字尤其急劇上升。財富不平等甚至更高，大約是收入不平等的兩倍。在美國，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尤其明顯。在截至2015年的兩個十年中，以最廣泛的不平等程度衡量的基尼系數計算得出的美國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增加了10％以上。

過去40年間，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平等變化則更加混亂。雖然中國等經濟體的財富增長降低了世界的絕對貧困率，同時緩和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不平等。但多數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劇，全球的收入增長并不同步。

人們對技術型經濟發展寄予厚望，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借助移動網絡等最新技術，可以讓發展中國家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然而，光纖基礎設施等數字技術，以及使用這些設施所需的技能和資源，并沒有像幾十年前所預測的那樣得到均衡傳播和分配。

世界各國的光纖連接和運算能力發展頗不均衡，不均程度甚至超過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即使全球都使用互聯網和移動設備，國際數字鴻溝仍然存在，技術發展仍然是一個重要的難題。

除財富和收入不平等之外，其他形式的不平等也仍然存在。并且，雖然數字技術的連接帶來了更多的機會，但由于傳播的不均，導致數字化的連接、融合和變化也出現分層，由此帶來了不平等的擴大和加劇。這就是數字技術發展下與能力相關的不平等導致技術最終效過的分化。

顯然，大多數情況下，數字技術將被相對少數的大公司先一步吸收，在技術前沿的領先公司中，生產率的增長已經非常明顯。但是，在絕大多數其他通常規模較小的公司中，它已大大放慢了速度，這反過來又減慢了總生產率的增長。

在2001年至2013年期間，在經合組織經濟體中，所謂的“頭部公司”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約35％；其余的僅增加5％。在2015年之前的十年中，經合組織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總增長僅為前二十年的一半。公司之間生產力之間的不平等加劇，不僅降低了其增長速度，而且加劇了收入差距。

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高數字技術的行業，這種數字技術能力不平等帶來的效果的分化則最為明顯，這尤其體現BAT等互聯網巨頭的成長中。并且，隨著數字化滲透到交通、通信、金融和商業等其他部門的業務流程中，這對整個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

發揮政府的作用

數字技術的潛在經濟利益是巨大的，但是新機遇總是伴隨著新挑戰。隨著數字化重塑全球市場，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現象加劇。公司之間和工人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加劇；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的分配變得更加不平等。但是，技術變革并不是造成不平等的唯一原因，政策的滯后也是造成數字不平等的重要組成因素。

因為如果放任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作為一個主導力量，由資本主導數字科技的應用，那么跨國壟斷性數字資本必然取得支配社會和操控國家的權力，這就會導致更嚴重的寡頭獨裁以及社會不公正、貧富兩極分化。同時，這也必然會拉大發達國家和落后國家之間的鴻溝，甚至會嚴重威脅全體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備受關注的外賣騎手受算法壓制的現象就是數字時代不平等的一個重要體現。外賣騎手們往往沒有勞動合同法的保障，也沒有交社保。可是這些外賣員生活的狀態卻是分分秒秒都被算法壓迫的喘不過氣來，而且這個現象全球皆然。

而與此同時，憑借壓榨諸如外賣騎手的群體，資本們卻能夠在數字經濟時代快速獲得天文數字般的財富。從2013年到2020年，據美國所上市的500大型企業的總市值報告稱，其中5家企業，而且都是圍繞數字經濟，都擁有壟斷性的數字平臺或數字科技，包挎蘋果、谷歌、臉書、亞馬遜與微軟。

顯然，技術的變化通常也必然伴隨著破壞：它創造了贏家和輸家，并且導致了艱難的過渡。數字技術是數字時代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力量：數字技術的發展具有刺激生產力和經濟增長，創造新的更好的工作機會來替代舊工作并改善人類福祉的潛力。

無疑，政策在這一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即確保有效和包容地利用潛在利益，為社會建立有利的環境，使人們能夠更多地獲得與變革相關的新機會，并更好地適應機遇和挑戰。然而，政策和機構在應對數字經濟的新挑戰方面進展緩慢，它們常常加劇了負面影響，而不是減輕了負面影響。

所以，包括中美在內的數字經濟大國們，都在思考如何節制超級科技巨頭。顯然，如果不去節制的話，數字經濟往前發展的話，財富的集中程度會超過人們過去所有的想象，并把數字經濟所有潛在生產力的增長，都轉化成自己的利潤和財富。這些巨頭將會大到無法監管，輾壓競爭，甚至扭曲市場競爭規則。

面對信息時代出現的不平等新類型，政府需要肩負起不可推卸的責任，需要在制定保護性的法律、設計包容性制度、提供強大財力支持、有計劃的推動方案實施以及號召其他行動者等方面承擔重要職責。并且，政府能夠在調動全社會子系統的共同參與和開放合作中，起到關鍵節點的樞紐和調節作用。

比如，禁止個人數字數據被濫用，個人有權查詢所有源于自己的數字信息，設定使用權限。保障個人的數字產權就是保障基本人權，數字資產的支配權與受益權就是數字文明時代的基本經社人權。

再比如，確立數字資產的集體所有權，取之于社會成員的數字數據當匯集成各種屬性的大數據后就是集體資產，規模越大價值越高，利用這些集體資產所創造的巨大經濟效益，應該透過有效而公平的分享與共享機制，回饋給所有貢獻數字數據的社會成員。

互聯網是信息交流的媒介，是知識管理的工具，它以強大的能力逐漸與現實社會交融。如果不能解決目前在使用和利用數字技術的不平衡，趕在數字技術融入到更頑固的權力與經濟不平等之前解決它，將會導致工業時代遺留的群體不平等更加根深蒂固。數字不平等已經近在眼前，并且亟待解決。

更多精彩內容，關注鈦媒體微信號（ID：taimeiti），或者下載鈦媒體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