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陳述根本

在“農村大齡男青年擇偶難”的另一邊，中西部欠發達縣域“剩女”現象越發成為一個顯性話題。連續幾日，一篇題為《縣域體制內的“剩女”——基于中部D縣的調查》的論文，通過網絡再次傳播。縣域體制內的“剩女”作為“另一個不被看見”的群體受到了廣泛關注。

研究發現，縣域體制內女青年普遍希望選擇比自己更優秀的體制內男性青年作為婚配對象，但體制內的男青年無論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都無法滿足這一擇偶需求。于是出現了體制內男性“香餑餑”、女性“越剩越多”的現象。

盡管相對“農村大齡男青年擇偶難”來說，縣域體制內女青年的“剩”不構成困境或問題，并且很可能是其主動選擇的結果。但根據論文的訪談結果，幾乎所有訪談對象都有結婚的意愿與需求，而又難以完成擇偶進入婚姻中——不能上嫁，只好單著。?

“剩女”的形成

中國是一個擁有普婚文化的國家，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觀念的開放，人們對婚姻擁有了更多自由的選擇，但“每個人都應該結婚”依然是社會的主流觀點。然而，近年來，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社會加速進入轉型期，除了被廣為關注的“農村大齡男青年擇偶難”的問題，中西部欠發達縣域“剩女”現象也越發成為一個顯性話題。

目前，關于縣域體制內的“剩女”討論多半來自于發表于2019年的題為《縣域體制內的“剩女”——基于中部D縣的調查》的論文。作者歐陽靜是江西財經大學教授，長期關注基層治理。通過調研，歐陽靜發現中西部偏遠地區縣域體制內青年中，女性面臨著“擇偶難”的狀況。其中，女教師是縣域剩女主體，縣鄉女干部則越“剩”越多。

要知道，在縣域婚姻市場上，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體制內女性幾乎不會出現“剩下”的現象。相反，她們是婚姻市場上的主動挑選者。然而，時過境遷，隨著社會的變化，受到所處地理環境、父母影響、個人經歷、工作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當前，體制內的女性卻縣域婚姻市場中的弱勢群體。她們不僅失去了主動挑選的主體地位，而且處于被動“剩下”尷尬境地。

當然，“剩女”群體出現的最根本原因來自于女性經濟地位上的提升。從某種層面來說，傳統社會中的女性是迫于經濟安全的需要用婚姻來交換獲取男性所擁有的生產生活資料。但是，現代社會中的大齡未婚女性群體早已實現了經濟獨立，基于進入婚姻后需要舍棄的事業發展機會、休閑娛樂機會、自我提升機會而相應在婚姻中能獲得產出卻是不確定的，因此會出現對婚姻的遲疑與回避。

女性經濟地位上的提升，讓現代女性得以擁有選擇是否進入婚姻的自由，而婚姻梯度選擇偏好的理論以及中國當前社會結構變動的結果，卻是造成縣域體制內的“剩女”現象的直接原因。

按照“婚姻梯度選擇偏好”理論，當事人一般遵循“男高女低”的原則。女性明顯表現出尋找各方面條件和能力都要比自己強的攀高擇偶傾向；相反，男性一般要求對方年齡小于自己，身高學歷不高于自己，工作不優于自己，明顯地表現出一個女性各方面條件和能力不要超過自己的“低就”擇偶傾向。

這種“男高女低”的非平行的婚配模式，導致婚姻市場上出現人為的“選擇性”的性別比失調。對于縣域范圍內，那些高學歷體制內的女性來說，可以匹配的更優秀的男性或者同等優秀的男性都出現了相對稀缺，導致在婚姻市場上出現被擠壓的現象。

比如，在經濟欠發達的中部小縣城，沒有大型國企、高校，工商、銀行等事業編機構也較少，公務員和中小學教師是體制內的主要組成人員。在教師隊伍本身“女多男少”的情況下，可供女公務員選擇的適齡體制內男性并不多。

對于人口流動和社會結構變動來說，受到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之后不再“分配工作”的影響，原來縣城的大部分男性大學生都選擇了去大城市打拼，“只有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才回小縣城”。而女大學生回縣城的比率要高于男大學生，主要源于家庭對男孩和女孩（大部分是獨生女）的預期和定位不同。

大部分家長認為，男孩子應該去外面闖，女孩就要安穩，最好在父母身邊。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優秀體制內女性累積在縣城中，同時受梯度擇偶的限制，在縣域“優質男性”資源相對偏少的情況下，被“剩”在了婚姻之外。

鐵打的“剩女”，流水的人才

與城市相比，縣城體制內婚姻市場中男女供需的失衡的背后，還體現了縣域青年人才結構不平衡、人才缺失和流失等問題。青年人才是促進縣域發展的核心要素和動力，然而人才“引不進、招不來、留不住”一直是制約欠發達地區縣域發展的主要因素。

縣域普遍出現“體制內剩女”的現象與欠發達地區的青年人才流動相關。大量優秀青年人才的外流導致這些地區的青年人才結構不平衡、素質低下和體制內青年人才男女比例失衡等問題。

日前，《中國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2021》發布。報告顯示，中國最具95后人才吸引力城市50強中，北京、深圳、上海位居前三，廣州、杭州、南京、成都、蘇州、武漢、鄭州位居前十。青年人才加速向重點都市圈與城市群靠攏匯流，逐漸向一線城市與二線城市集聚扎根。

人才的流動，是人們用腳投票的結。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可供人才選擇的職業規劃很多。在生活發展環境、勞動報酬、晉升途徑、交通便利程度等比較項面前，基層崗位顯然不占優勢，特別是在“老、少、邊、窮”地區，綜合實力不能與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相比，即使在省內人才競爭優勢也不甚明顯。

基層財政為人才提供的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待遇偏低，因而導致人才外流或人才不愿進入，特別是對高層次、高學歷、高素質人才和一些具有高端技能的人才缺乏足夠吸引力。因此，有著更好的創業環境、更多的就業崗位、更高的薪酬增長空間的大城市，持續吸引著人才的流入。

于是，正如研究調查顯示的那樣，受家庭對男孩和女孩的預期和定位的不同，80、90后的女性反倒成為縣域政府運行的主體力量，承擔著基層一線最基礎、最辛苦的工作。

并且，由于“優秀的人大多不愿意回小縣城”，導致縣域人才不足，人才流失，進一步加劇了縣城的人才培養問題。根據論文調研結果，許多年輕教師的專業是旅游管理、法律、行政管理、會計、電子工程等與教育無關的專業。

與20世紀90年代以前只能師專、師范畢業生做老師不同，現在無論什么專業，只要有教師資格證都可以做老師，這導致縣域教師水平出現“斷崖式下滑”。因為許多年輕老師畢業于省市級不入流的院校，于是出現一些從小學開始就是差生的人做老師。這類老師自己都不知道漢字的筆畫秩序，念不清拼音，更不懂得教育方式、教育方法和教育規律、教育理念等。

“剩女”不“剩”

大量縣城“剩女”的出現，讓本來就處于男性婚姻擠壓的中國出現婚姻的結構性失調。在“剩女”的理性梯度選擇的過程中，大批優秀女性無法找到合適配偶，而還有一大批不夠優秀的男性由于女性資源的稀缺而無法找到配偶，導致婚姻市場上的大批適齡男女滯留在婚姻之外。

家庭是社會的最小細胞，其經濟功能、教育功能、人口再生產等功能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保證，而婚姻是使家庭發揮其社會功能的途徑。當前，婚姻問題早已經超越私人領域，成為具有公共意義的社會問題。

解決這一問題，首先社會要針對“剩女”出現的原因及現狀，從防止出現新的大齡未婚人口的角度，制定相關的人口政策。在政策上優化縣域人才結構，不僅有助于解決剩女的問題而且有利于縣域發展，尤其是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的發展。

實際上，根據調研結果，青年人才工作幾乎沒有進入縣域政府的視野。與人才工作相關的文化、教育、衛生等領域的工作通常被視為不容易出政績的“非中心工作”，縣域的財力和精力都投向了招商引資、征地拆遷、城鎮化建設等“中心工作”。在人才缺失和流失的背景下，中西部縣域如果仍不重視青年人才問題，將難以從根本上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

此外，從個人角度，“剩女”要適當放寬擇偶要求，建立新的擇偶觀念。雖然傳統的“門當戶對”相稱婚配論和“男高女低”的梯度擇偶觀依然是社會的主流。但為解決自身的擇偶困境問題，也應適當調整自己的擇偶態度，樹立更科學的婚姻觀，擯棄“男高女低”這種傳統婚戀觀，正確看待婚姻的功能，對適婚異性的要求更開放更包容。

同時，應勇敢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走出“男追女”“男大女小”的限定圈，排除不必要的心理障礙和負擔，勇敢走向婚姻市場。還需充分運用各種現代的中介手段，努力搜集婚姻市場的有關信息，爭取在更大的空間范圍里進行相對務實的雙向選擇。

“剩女”不剩，需要整個社會和個人的長期努力。（本文首發鈦媒體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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