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DataENT數娛，作者｜烏鴉、Perlie，編輯｜鐘小寶

不出所料，剛剛過去的國慶檔，中國電影市場迎來“大回春”。根據貓眼專業版數據顯示，在《長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輩》“一超一強”的帶動下，今年的國慶檔總票房已破50億，超越去年國慶檔的39.67億元，位居中國影史同檔期第二。

其中，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聯合執導的戰爭史詩巨制《長津湖》勢如破竹，不僅以32.03億的票房領跑整個國慶檔，更打破了包括國慶檔影片單日票房、國慶檔影片總票房、歷史戰爭片總票房在內的24項紀錄，占據了整個檔期票房的73%，毫無疑問的成為了國慶檔的最大贏家；

同樣，由吳京、章子怡、徐崢、沈騰聯合執導的“我和我的”系列的第三部作品《我和我的父輩》取得了10.55億的票房，雖然整體不足預期，但票房表現依然穩定。

相信很多人已經注意到，近幾年，中國的主旋律電影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以“我和我的”系列為代表，由多個導演聯合執導的“中國特色拼盤電影”大行其道，成為了重大檔期的票房靈藥。

圖源：網絡（數據為國慶7天票房統計）

今年，由三位大導演分段執導的《長津湖》和延續“我和我的”系列風格的《我和我的父輩》共同沖擊國慶檔，而隨著前者的大爆，“中國特色拼盤電影”迎來了一座新的里程碑。至此，數娛君不禁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何如今“導演拼盤”模式如此盛行？

新人導演涌現促生“老帶新”模式

國慶檔一貫是主旋律的必爭之地，從最初的單人執導走向強強聯合，顯然是值得深思的改變。面對今年的國慶檔，大導演們的“組團”讓影片的數量和類型與往年相比縮水不少，觀眾不禁抱怨，可選擇的影片變少，影片類型單一，本來的高光檔期如今變得暗淡不少。

江山代有才人出，導演界也不例外，尤其近幾年，新人導演逐漸“站起來了”。

2016年起，各種新人導演扶持計劃紛紛涌現——

內地有寧浩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黃渤的“HB+U”、賈樟柯的“添翼計劃”等。文牧野的《我不是藥神》、董潤年的《被光抓走的人》等均是各計劃所推出的電影作品。

再看香港電影圈，陳可辛導演和電影人許月珍聯合，繼而有了新人導演曾國祥的《七月與安生》，許宏宇的《喜歡你》。

圖源：網絡

越來越多的新人導演出手即王炸，讓市場耳目一新。

18年文牧野憑借《我不是藥神》出師告捷，不僅在非熱門檔期取得了30億票房的佳績，更一舉拿下了金雞獎、百花獎、金像獎等主流獎項，《藥神》在豆瓣上也取得了9分的好成績；19年，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以雷霆之勢斬獲49.34億的票房，并將國漫的制作開創了新紀元。

新人導演在機會加身后淋漓盡致的發揮著自己的才華，老牌導演憑借自身的經驗對影片把關而為新人導演保駕護航。

新人導演的涌現也給老牌導演們開啟了新的電影制作模式——老帶新。這種模式也為主旋律影片提供了新思路，大膽啟用新人導演參與制作并與老牌導演通力協作，既為影片注入活力，又充分給予新人導演學習成長的機會和空間。

對于新人導演而言，在老牌導演的提攜之外，優秀且經驗豐富的制作團隊也是對他們最好的輔助。以章子怡的《詩》篇章為例，其制作團隊大多為《少年的你》原班人馬，該團隊在金雞獎、金馬獎、金像獎都有著不俗的表現。有優秀的團隊做支撐，也是對新人導演在創作上的加持。

“老帶新”的執導矩陣，其實從2019年的“我和我的”系列時便啟用了，如《祖國》中的文牧野、《家鄉》中的俞白眉、鄧超。今年《父輩》不同的是，啟用的新人是零經驗的，章子怡和沈騰獻出了導演處女作，二人的加盟吊足了觀眾的好奇心，在官宣導演陣容后引發一片熱議。另外兩位導演“吳京、徐崢”在導演身份上都有優秀作品傍身。此次的《父輩》，也可以說是對“老帶新”模式的進一步創新。

大導演名人效應的三駕馬車：投資、質量、票房

相比國外的“拼盤電影”，中國的“拼盤電影”在風格上具有明顯的獨特性。占據中國影視圈“半壁江山”的全明星陣容+任務的升級，使中國式拼盤在制作和關注度上有了得天獨厚的優勢。

但要在如今的電影市場闖出一片天地，導演的號召力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大導演坐鎮不僅可以在前期率先吸引住投資人的眼光和優質的演員資源，更可以保質保量的完成拍攝任務，進而在上映后不出意外的穩坐票房頭把交椅。

• 馬車一：大導演的聯合是投資方的強心劑

細數投資方的顧慮，不外如下：

1.觀眾一再被溜而對影片失去興趣。疫情期間，不少電影經歷了定檔-下線-再定檔的過程。觀眾對影片失去興趣，電影草草收場。如檔期受疫情影響的《速度與激情9》最終內地票房為13.92億，相比4年前《速8》的26.71億足足少了一半。

2.影片上映延宕過長而失去時效性。電影題材具有時效性，影片遲遲不上映，其內容就失去時效性而使觀眾產生老掉牙的觀影感，口碑下滑，票房必會被影響。例如《唐探三》便是如此。

圖源：網絡

3.影片題材類型的劍走偏鋒和官方政策很可能產生沖突。官方政策的出臺同時也約束著影視創作，如耽改的取締，使許多待制作的IP項目胎死腹中；再如“雙減政策”的出臺，以教育為話題的影片不得不大改特改，上映日期又遙遙無期。

4.水漲船高的影片投資成本。如今的影視制作成本仍在不斷走高，這一方面體現在花重金在后期制作上精益求精的推敲打磨；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宣傳和發行方面要有足夠的資金支持。

投資人應對捉摸不定的疫情和市場的方法不外乎：投資絕對不會出錯的主旋律題材、投資大制作項目。制片方為進一步打消投資人的顧慮，不僅體現在演員陣容上，更在導演選擇上加大籌碼。

• 馬車2：集眾多大導所長為影片質量護航

細數主旋律影片，大多是幾大導演聯合執導的方式。如09年的諜戰片《風聲》便是高群書、陳國富聯合執導；《建國大業》是由韓三平、黃建新兩位大導演聯合執導。

主旋律電影之所以大多采取名導聯合執導的模式，是因為在復雜的故事線、宏大的場面把控、龐大的演員陣容壓力下，單憑一位導演是不可能完全扛下來的。多導演聯合執導的模式，既用分工合作的模式保證拍攝進度的順利開展；又將每位導演的長處融合進影片中，在各方面盡善盡美地完成影片的制作。

不難理解，《長津湖》采用聯合執導模式來拍攝宏大的“長津湖戰役”的原因。博納影業董事長于冬表示，《長津湖》打破了導演們各自為戰的模式，真正做到了各司其職、各取所長。

在他看來，《長津湖》找到了三位導演藝術創作的“最大公約數”，如果換作一個導演拍攝，可能不會有這么好的效果。

圖源：網絡

在入朝之前列車上的群像戲，便由陳凱歌掌鏡，上一秒還在插科打諢，在下一秒看到車外的長城集體都安靜的行注目禮。既展現了軍人們在生活中的說笑戲謔，也表現了軍人們在面對國家時的敬畏和對戰友的珍視，由此，影片中的軍人才不是課本上扁平的英雄，而是有血有肉的中國人。

在雪地場面和高潮動作戲中，徐克一如既往的延續了他精益求精和多變生動的風格。比如在炸坦克、雪地埋伏片段，采用遠景長鏡頭對環境進行交代，便是給觀眾全局視角，以達到對影片的連貫感受。

林超賢也將他的優勢發揮到最大，在近身搏斗的動作戲和坦克沖毀房屋的部分，他都延續了其一貫的真實、緊張、刺激。動作戲上對人物面部的特寫和對搏斗節奏的把控，都提升了影片的觀感效果。

• 馬車3——大導長期累積的票房效應

現今電影行業的大導演們，都有自己成熟的全流程制作團隊和高質量的劇本資源，加之多年來在行業內摸爬滾打的經驗，早就用一部部獨具個人風格的作品贏得了觀眾的口碑和市場的認可。在時間的積累下，大導演們成熟的功底和迥異的風格，也有了相對固定的觀眾群。

比如張藝謀對于光影和鏡頭美感的把控；陳凱歌對于宏大背景和人物調性的精準定位；徐克多變詭譎的敘事方法；林超賢對戰爭場面的極致刻畫……每位導演在擁有其固定影迷的基礎上也通過不斷積累的口碑贏得了觀眾們的信任，這便是市場上最難得的資源——一呼百應的票房號召力。

拼盤電影的方式有效的分解了導演對于票房的壓力，拼盤電影通過每位導演在不同受眾群體中的號召力，自然聚合觀眾。

圖源：貓眼票房數據

今年國慶檔的兩部主旋律影片，便是資方出于對全局的考量應運而生的作品。《長津湖》《我和我的父輩》一來有大導演坐鎮，二來有一眾的實力演員加持，如易烊千璽粉絲在《長津湖》上映期間組織的包場活動，在票房上即便不能賺的盆滿鍋滿但起碼能入股不虧。

圖源：微博

亟待突破，“拼盤電影”依然存在痼疾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拼盤電影”并非“萬金油”，本身也有著不小的風險。就目前的票房來看，《長津湖》和《父輩》雖然乍看之下收益頗豐，但值得推敲的是，今年國慶檔45.7元的平均票價與往年國慶檔（19年、20年國慶檔平均票價在35～38元之間）相比不止上了一個臺階。

這就反映出，在票房總數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實際的觀影人次是在減少的。有數據顯示，今年國慶檔的觀影人次的6600萬，與去年的7300萬人次相比，足足下降了700萬。另據貓眼專業版的最新預測，《父輩》的最終票房或許會止步在14億，相比前作近乎折半。

由此可見，對于“拼盤電影”的模式，已經有觀眾產生了審美疲勞。目前看來，其尚待突破的痼疾并不少。

例如在《長津湖》中，有些部分的劇情略顯單薄，如對伍百里犧牲交代的不清不楚；人物形象稍顯扁平不夠豐滿，如對毛岸英人物塑造的一帶而過；高潮點的堆疊使影片主次混亂、重點模糊，密集的戰爭場面使“雷公犧牲”高潮情節的感染力減弱。

再來看《我和我的父輩》，其問題在于單元式的固有弊端：強烈的拼湊感、過大的割裂感、生硬的過度感，與其說是一部電影，不如說是若干小品的匯集。影片舍去的過渡部分，它在基本的承上啟下外，更可以達到升華影片主題的效果。例如可以采用化抽象為具象、以小見大以點帶面等方式，并在各單元中植入同一個固定意象等方式來歸攏各單元。

對于《父輩》甚至有觀眾表示：“對于這個系列在以后我不會再去看了，落差太大”，可見如果再不做出改變就很難挽回觀眾。這也要求制片團隊既要對導演和故事的選擇更謹慎新穎，也要理順連貫各單元故事，不然總有一天會變成各單元自說自話的“四不像”。

圖源：微博

此外，想要在多位大導演的不同風格中斡旋也絕非易事。要知道，集結多位導演不僅需要大量的資源支持，協調分工、統一風格等也都是“大工程”，如果沒有一個經驗極為豐富的制片人或監制坐鎮很難成形。此前，黃建新、張一白、寧浩、管虎都曾在“拼盤電影”中擔任過此類角色。

這次《長津湖》之所以能在在市場上引起如此熱烈的反響，是因為由中宣部和國家電影局直接推動，北京市立項并大力支持，是中國電影史上投資規模、制作規模最大的電影，光是片尾銀幕上的演職員名單就有1.2萬人。

即便如此，在實際拍攝時，《長津湖》的監制黃建新依然要負責三個劇組的統籌協調，不管是前期籌備、拍攝片場，還是電影后期，他都要親力親為。像是劇組只有二十幾輛坦克，允許炸幾輛，什么時候炸，要統籌部門，算完了給出一個時間表。

于冬還提到，黃建新在幾個劇組當中還要查漏補缺，去補拍一些戲。因為提到長津湖戰役，一定會提到新中國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級戰斗英雄楊根思，所以黃建新帶著八一廠的寧海強導演，拍攝了楊根思在長津湖用生命守護陣地的3分鐘戰爭戲。

圖源：網絡

《長津湖》之所以能取得如今的成績，工作人員在背后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導演拼盤電影”的難度可見一斑。

說到底，“中國特色拼盤電影”是在國外“拼盤電影”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目前還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聯合執導和拼盤電影的模式固然為電影的制作提供保障，但是想要真正制作出精品還是要立足于兩個基準點——人和故事。否則再多花哨的技法也只是紙老虎，終是敵不過時間的選擇。

我們并不是對國產電影過于苛刻的一味指謫，而是一直抱有期待，正因尚有缺憾和不足，才會在接下來的作品中不斷地裨補闕漏而有所廣益。

畢竟，在未來，不管風向如何變化，“主旋律”一定會是中國電影市場的主流。在這個層面上說，結合電影行業精英人才之力，眾志成城的“中國特色拼盤電影”依然會在市場上擁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