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零態LT（ID：LingTai_LT），作者丨吳炯，編輯丨胡展嘉

如果沒有媒體表達，在公眾普遍意識中，10月10號可能是個不具備符號的日子。是十一假期后的第一個周末、是某公司某團隊的團建日、是晴朗天氣下的一個露營日、是在家躺平的宅男宅女日、當然，還是辛亥革命紀念日......

對另一群體，10月10號則擁有一些特殊含義。

倘若你在工位抬眼環顧四首，大概率可以掃到一個抑郁患者。這人或是大家公認的樂天派、或是一向寡言的實習生，可能是你的領導、你對接的同事、你前排的工友，也可能是你后方正在清理垃圾桶的保潔阿姨。除非你整天宅家不外出，否則，你大概每天都會和抑郁患者擦肩而過。10月10號，是與他們有關的一天。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逾9500萬人罹患抑郁癥，青少年患病率居高不下。性別分布上，青年女性患抑郁障礙的終身患病率和12月患病率（周期內患病率，以任何時間為起點，后推12個月）遠高于男性。抑郁是一場生理病變還是一次小小的“情緒感冒”？為何女性確診率高于男性？而女性抑郁癥病人該如何實現心理蛻變？

零態LT聚焦互聯網大廠，這里是內卷風暴眼，也積聚了最多年輕人，他們一邊吐槽工作，一邊討好老板，一邊策劃逃離，一邊又想努力升級，工作之外，他們面臨的另一個命題是如何與自己達成和解，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是在情感關系還是在職場語境中，他們正在遭遇一場結構性錯位。

01、不要輕看稻草的重力

陳思青，29歲，大廠產品經理

陳思青割腕了，因為一件小事。

男朋友每天工作到半夜，兩人仿佛成了拼床室友關系。這的確是件小事，被稱為“宇宙中心”的北京后廠村，最小范圍里聚集了密度最大的互聯網從業者。工作日子夜時分，密密麻麻的下班人群會讓百度地圖上多條道路飄紅，打網約車回家的互聯網民工，等車一小時不過常態。生活在一起的伴侶因工作原因成拼床室友，且算不得新奇的職場段子。

但陳思青割腕了，就因為一件小事。鮮血從手腕上滑落到地板，一滴又一滴很快緋紅一片，她僵住不動，任憑時間凝固。意識回歸大腦那一刻是感受到“老大”在腳踝摩挲，一只飼養3年的貓，從病癥初顯便同她一起生活。“還是得活著”，念頭閃過，像一塊冰倏然溶解，自殺的心思短暫消散。隨即止血、冷敷、包扎、清掃。傷口成疤，被一只貓型紋身遮掩。

“情緒被放大了，我控制不住。正常人可能會因此和對象吵架，或者痛哭、嘶吼、找人傾訴，我想到的，是自殺。”這不是唯一令她痛苦的“小事”，有時是突然的情緒爆發，諸如經期來臨的一個風雨夜，她一人去到水站打水，回來的路上厭世的情緒再次涌現。這也是一件小事，至少，多數人認為這不足以討論生死。

前一瞬處事泰然，后一秒歇斯底里。躁狂時情緒高漲、高度亢奮，抑郁時悲觀厭世、自卑自棄。

2018年年中，陳思青覺察自己情緒起伏明顯，當時并不特別在意，只認為是單純的心情不好，或許是工作壓力太大。2020年疫情期間，癥狀已經無法通過自我疏導、運動等方式有效調節，在醫院通過自評量表、腦電圖、眼動測試等一系列檢查后，陳思青被確診為抑郁癥。

像是一只凸透鏡，一件帶有正面或負面的小事都會在它作用下放大無數倍。因為一條“貓主人感染新冠，貓被活埋”的新聞失眠整晚；因為獨自去驛站取一袋貓糧感覺委屈；因為一首歌的壓抑旋律很快自己也陷入歌詞和曲調的壓抑，并持續多日。

“在職場里，我變成了一只水獺”。陳思青這樣形容抑郁癥對自己職業發展帶來的影響。隨著病情不斷加重，除了無端的情緒低落，思維遲鈍對她工作的沖擊更為猛烈。2018年，作為組內的種子選手，年底升職是團隊里默認的事實。但抑郁癥這一“程咬金”半路殺出，工作效率大打折扣，“經常忘記自己在做什么，腦子里好像有一團被打散的雞蛋，效率突然降下來，大家都認為我在摸魚”。

經過與部門領導的幾次會談，陳思青接受了職級暫不變動的事實。互聯網行業重效率、數據、業績、個人價值奉獻，組織機器容不得一顆出了故障的“螺絲釘”，職位暫時不升也未降，并不算很差的結局。

作為諸多遭受精神類疾病困擾的人群之一，陳思青稱，“在我患病的幾年里，很多人會認為我矯情、心理機制不成熟，但當你真的因此一宿一宿失眠，當你在廚房拿刀割腕不產生疼痛感，你會理解，這些痛苦是真實的、切膚的，有幾個瞬間，我對死亡只剩純粹。”

《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中國抑郁癥患者逾9500萬，上一年度中國青少年抑郁癥檢出率為24.6%，重度7.4%。

北京回龍觀醫院一位負責抑郁癥方面的醫師告訴零態LT，高中生群體、職場人群是精神疾病的重災區，抑郁癥、焦慮癥為常見病癥。更為復雜的是雙相（雙相情感障礙）和自閉。以上病癥中部分中度患者會因病情影響社會功能，嚴重者會導致自殺傾向。

據世衛組織統計，中國每年因抑郁癥自殺人數高達28萬，平均每天760人因此與世界告別。在你剛剛讀完這篇稿子的時候，可能已經有幾個患者與世界悄然訣別。

02、這不是一場情緒感冒

王琳，30歲，大廠產品經理

相對于陳思青病發時對死亡的“執”，同在大廠任職產品經理的王琳則陷入了對死亡的“懼”。

“無法準確描述那種對死亡的恐懼，被一張A4紙割傷手指，我會止不住想人生怎么這么脆弱，會想人逃不出死亡的終點，會想如果我有一天死亡，躺在棺材里一動不動，那該是多么不自由...可是人死后分明是沒有意識了，我怎么才能去體驗不自由的感受？”

和陳思青相同的是，王琳自身也沒有找到病發的原點。“仿佛是被人蒙頭給了一悶棍，醒來后不知道自己的敵人是誰，只能對著一堵空墻大吼大叫。”隨后她又否認了這一比喻，“被人暴揍一頓的主情緒是憤怒或者恐懼，但我在情緒里感知到的是恐懼、焦急、郁悶、悲觀、憎恨...各種情緒不分主次地交織成一張復雜的大網，我被死死罩在其中...”

不同于上輩人的境遇，這一代青年極少遭受集體創傷，同時意味著，當代患精神類疾病的青年病因極具特殊性，幾乎不存在抱團取暖的可能。部分患者準確知曉壓力源所在，如親人離世、性騷擾、學業壓力等，但更多患者面對醫生或親友問詢病因的時候，自己思索半日，只能回答一句“我也不知道”。

在西方，抑郁癥常被稱為“情緒感冒”，意思是說抑郁癥像傷風感冒一樣，是一種常見的精神疾病。此前多年，接受心理咨詢并不為大多數人所接納，2016年一項匿名調查中，46%的調查對象認為“一個人有心理問題、接受心理咨詢，是自己太脆弱的表現”，但2020年，認同該觀點的人下降到了11%。

王琳曾主觀接受“情緒感冒”理論。她在一個較為平靜的下午簡單分析了自己的癥狀：思緒雜亂，大腦會平行思考四五件事，但每件事都思考無果；恐懼特定數字，如果飲水機溫度表顯示13℃，自己會趕緊溜走；失眠嚴重，深夜腦子無端聯想死亡；洗澡時沖水不敢閉眼，否則會聯想到兇殺或恐怖片情景；耳鳴并伴有精神渙散，嚴重時開車出門無法發現左側有人超車...

分析之后，王琳試圖做一場意識對抗。她強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去閱讀一本書或是看一部新劇，畏懼洗澡時閉眼，就干脆全程不睜眼。和自己打了不過兩三回合，試圖反抗的王琳敗下陣來。“好不容易攢點心氣兒，這回全沒了”。王琳回憶這場無聲戰斗時說道。

安定醫院精神科的醫生也認為王琳是患了一場“情緒感冒”，通過問詢病情，醫生判定其病因與長期加班和紊亂的作息時間強關聯，因王琳明確提出不使用藥物治療，醫生選擇為她開了一張30天的病假單。王琳索性直接辭職，結束一天24小時的螺絲釘生活，職場環境變化之后，癥狀慢慢得到緩解。

廣州醫科大學第一醫院崔立謙醫師在專欄中提出，抑郁癥是“情緒感冒”的論調值得商榷，感冒很常見、抑郁癥現在也很常見，但抑郁癥卻并不像感冒那樣容易診斷和治療，它的結局也不像感冒那樣輕松。

將“情緒感冒”的爭論暫時擱置，抑郁癥患者在治療過程中確有阻礙。

社會文化中的刻板成見成為精神疾病治療過程中無形卻最有力的絆腳石。陳思青和王琳在均提及病發時，周遭環境予以自己的反饋。“放寬心”“想開點兒”“多做快樂的事兒”“你在偽裝”...是她們收到最多的答復。

一位知乎網友在網站上寫到：大家對抑郁癥的誤解在于，認為它的反義詞應該是“快樂”，但實際上，抑郁的反面，并非“快樂”，而是“活力”。這是實實在在的病癥，需要系統的治療和理解，只是醫學如今還無法量化。是體內多巴胺、血清素等多種確切存在物質的失調，而非一場好似無病呻吟的情緒失控。

“今天你網抑云了沒？”一度成為當代青年的流行語。但抑郁和抑郁癥二者一字之差卻存在天壤之別。抑郁是正常自然的情緒反應，可通過主觀意識或運動、進食等進行調節，后者則和正常的情感表達、強行喪、強行抒情造作完全不同，是一種因病理引發的心境障礙，非自我可控。

03、她殤之困：面包與玫瑰

吳涵，26歲，互聯網運營

2021年9月30日。

在北京回龍觀醫院抑郁癥科室門口，是我同吳涵第一次見面。當時她眼窩深陷，面部表情混沌遲緩，聽到科室播音器喊她會診時，她略顯猶豫。同此前幾個訪談者無法概括具體病因不同，吳涵的病因有具體指向。

在和男朋友的交往中，吳涵遭受到對方母親的反對。對方言語激烈，提到吳涵“學歷低”“出身北方落后小城”“只會給兒子帶來生活負擔”“你要提升自己”等詞匯。

“我這次沒敢告訴醫生我有輕生念頭，怕他不給我開藥...我檢測的時候，醫生問我的學歷，我懷疑是不是看不起我...”服用抗抑郁藥物兩周后，僅斷藥兩天，吳涵病情更甚于此前。我試圖勸她在社區里小范圍散步，轉移出一部分注意力。但她還是執著于一個問題：“周圍的人會不會看不起我？”

潛意識里，吳涵接受了一場幾乎和感情無關的PUA，這不是她同PUA的第一場遭遇戰。此前她在一家互聯網公司任職運營。公司內部一位中層管理將多位身材偏胖的女員工拉進群聊，“告誡”她們互聯網員工需要毅力和耐心，公司內部“對癥下藥”，給她們開出的“藥方”是減肥，未能做到者每人罰款200元充作團建經費。

而隨之而來的，是在心理上全方位的自我攻擊。當這種受傷情緒無法被自我定義和安放時，抑郁悄然登場。

除了類似于吳涵因PUA導致的性情壓抑外，職場人際關系、突發事件、冷暴力、家庭暴力也是幾大主因。且抑郁癥成因具有綜合性特征，與具體情境有關，也與個人人格特質有關。但女性抑郁更本質的原因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當代女性正面臨著女性自我的快速發展和社會文化相對滯后之間的結構性錯位。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指出，我國抑郁障礙在性別分布上，女性患任何一類亞型抑郁障礙的《中國心理健康雜志》指出，我國抑郁障礙在年齡分布上，女性患任何一類亞型抑郁障礙的終身患病率和12月患病率均高于男性。心理學專家孫雪菲向零態LT表示，從經驗來看，呈現出抑郁情緒或抑郁癥狀并最終尋求幫助的90%是女性。

孫雪菲將這種困境定義為“她殤”。

一方面，伴隨改革開放和獨生子女政策的出現，性別平等的紅利在家庭待遇和受教育權利等方面凸顯出來，這帶來女性自我認知的飛速成長。另一方面，社會性別文化卻沒從現實層面實現充分平等。從職場、婚姻、戀愛等多種語境中，女性已然成為毫不遜于男性的角色，但社會待遇、家庭責任、戀愛關系中，女性并未實現充分的話語權和平權。這種錯位，給女性造成很多現實層面的壓力，也促使女性引發自我壓抑和挫敗感。

針對女性如何化解抑郁，孫雪菲提出除藥物治療外的幾個觀點：

【1】女性需要有自我覺醒的意識。

中國當代女性被卷入越來越繁重的多角色壓力中，能干的女性并非就意味著自我覺醒，諸多女性包攬了家務，孩子教育，也追求在事業上進步。于工作生活之上，此類女性成了全能的“戰斗機”。

但全能型女性并不一定是追求性別之間的平衡，而是全能型自戀放大后的自我催眠，她們頂著社會的壓力幻想自己成為超人，一旦失敗就面臨心理防線的全面崩潰。在各種自我需要之間追求平衡與取舍，對于這個不斷出現的生命課題，女性需要長久的思考和追問：面臨同樣的家庭和社會事務，男女不都一樣嗎？

【2】女性需要在社會活動中有效表達自己的憤怒。

工作生活中，并沒有那么多惡性突發事件，很多職場女性的心理壓抑，恰恰堆積于長期隱匿的不公正對待。比如業績好的女銷售背后被人稱為“交際花”，容貌好看女性一旦被加薪晉升會被猜測“靠臉上位”，而有些女性管理者，被叫做“男人婆”“女強人”。這些每日發生的，不該容忍的職場性別歧視，卻被女性無意識中獨自消化著，釋懷著，寬容著。

還有更多隱形的歧視、壓力、傷害，在每日的工作生活中悄悄蠶食著女性內心。與其以他人定義的好女人姿態去無休止地自我消解，直至承受不了，選擇退出或選擇崩潰，不如主動表達憤怒，保護自己的情緒，也捍衛必要的權力。

【3】女性需要增強更多的現實主義功能。

一步一個小目標，尋找資源，思考解決方案，逐步達成，獲得成功的快感，并由此逐漸提升自我效能感。有人用“她世紀”來形容我們身處的這一時代。一方面，現代女性開始清楚自我實現的深層意義，另一方面，現代女性已經完全擁有足夠的認知能力和智商與情商資源。只不過，女性還需要更有策略地前行，增強更多的現實主義功能。

110年前的3月8日，紐約1500名女性喊出“面包和玫瑰”口號，要求爭取女性權利，面包所代表的是物質生存權利，而玫瑰則代表女性的精神權利。

此時此刻，恰如彼時彼刻。

注：文中大廠員工均為化名，特別鳴謝：心理學專家孫雪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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