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鏡像娛樂，作者丨栗子酒，編輯丨李芊雪

趕在十一國慶節之前，獻禮劇《功勛》播出了。

該劇由周迅、黃曉明、黃志忠、雷佳音等主演，聚焦袁隆平、屠呦呦、申紀蘭、黃旭華等八位“共和國勛章”獲得者的真實故事，嘗試透過不同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功勛人物，折射歷史發展的時代軌跡。截至目前，《功勛》的全網熱度持續走高，豆瓣評分更是達到9分的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功勛》采取單元劇的模式，每個人物都獨立成片。在這樣的模式限定下，該劇集結了鄭曉龍、沈嚴、林楠、楊文軍、毛衛寧、康洪雷、閻建鋼、楊陽8位業界頭部導演，且各位導演都帶著自己的制作班底和創作團隊。

因此，從創作模式上看，這是典型的“拼盤導演”作品。在此之前，從電影市場“我和我的”系列票房高起，到劇集市場《在一起》《理想照耀中國》等拿下豆瓣超8分的口碑，再到如今，正上映的《長津湖》《我和我的父輩》兩部影片領跑國慶檔，截至目前，票房分別達到24億、8億，豆瓣評分也都在7分以上。顯然，業內的“拼盤導演”熱潮正愈演愈烈。

從電影到電視劇

“拼盤導演”形成熱潮之勢，是從電影市場開始的。

2019年國慶檔，由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璐、徐崢、寧浩、文牧野7位導演“拼盤”執導的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上映，票房一路飆升到31億以上，位列年度票房榜第4位。商業價值爆發讓市場看到更多可能性，相似的影片布局也進入爆發期。

2020年，雖然受到疫情影響，但同樣由7位導演“拼盤”執導的《我和我的家鄉》上映后，再度斬獲28億票房。后來，在《我和我的家鄉》余熱過后，《金剛川》接檔上映，該片集結管虎、郭帆、路陽、田羽生4位導演，票房最終突破11億。需要了解的是，整個2020年，只有4部影片票房破10億，而“拼盤導演”的影片就占到一半。

如今，除了《我和我的父輩》《長津湖》仍是“拼盤”導演作品之外，進入創作期的還有《勇敢的你》《世間有她》《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七人樂隊》等，“拼盤導演”的創作模式正變得越來越普遍。

漸漸地，這股風潮也開始在劇集市場蔓延開來。除了《功勛》以“拼盤導演”的模式面世之外，此前播出的獻禮片《理想照耀中國》，背后的導演達到16位之多。而在去年疫情爆發之后，引發熱議的抗疫劇《在一起》，也邀請到張黎、沈嚴、滕華濤、曹盾等14位導演“拼盤”執導。此外，《我們的新時代》《石頭開花》《約定》《最美逆行者》等劇，都在“拼盤導演”模式下迅速走向市場。

在這股風潮背后，無論電影還是劇集，“拼盤導演”作品最直接的優勢在于，實現導演知名度和相關演員熱度疊加，即提升掀起市場熱潮的概率。且對于目前嘗試更多的單元式“拼盤”來說，只要其中一兩個單元口碑爆發，就能帶動整部影視作品的口碑上揚，實現某種程度的“瑕疵掩蓋”。

更重要的，對劇集市場來說，“拼盤導演”作品目前更多的是短片合集的形式。而在當下，短視頻重塑市場觀劇習慣，短劇漸漸成為新發展趨勢，“短片合集”實際上更契合市場需求。而在“拼盤導演”形成熱潮之前，單元劇、短劇在各大視頻平臺也都有嘗試，這樣的土壤可能會使得“拼盤導演”模式在劇集市場迎來更集中的爆發。

疫情壓力+獻禮催化

事實上，“拼盤導演”的模式并不是在近幾年才出現。

早在1962年，菲利普·德·布羅卡、雅克·德米、羅杰·瓦迪姆等9位法國導演，合拍了一部電影《七宗罪》，可以視為“拼盤導演”模式的早期嘗試。

但是，這一模式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有大范圍鋪開，也很難去驗證“拼盤導演”的商業回報究竟如何。背后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集結多位導演不僅成本高，分工協調、風格統一等都是難題，“拼盤導演”作品大多都是“偶發性事件”。

就一些內地導演來說，如張藝謀參與執導的《盧米埃爾與四十大導》、陳凱歌的《十分鐘年華老去》、姜文的《紐約，我愛你》等，都是國際“拼盤導演”作品，但是，這些作品比電影本身更具吸引力的，是背后所承載的對導演國際地位的肯定，因此從創作層面而言難以持續。

相比之下，對當下發展趨勢影響更大的或許是港臺地區的早期嘗試。上世紀八十年代，臺灣地區一部《光陰的故事》引發不小的反響，該片由張毅、柯一正、楊德昌、陶德辰4位導演“拼盤”執導，嘗試透過4個人物成長，折射臺灣30年的社會形態變遷。

而在2003年，香港聚焦“非典”事件拍攝《1:99電影行動》，該片邀請到15位導演，周星馳、徐克、林超賢、陳可辛等大導均在其列。

某種程度上，從《光陰的故事》到《1:99電影行動》，這兩部電影的內容指向，與當下內地的“拼盤導演”電影非常相似，即著重于“主旋律”和抗疫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或社會事件。但在當時，由于這兩類題材的受眾土壤還沒有完全培育好，受“大環境”的影響，“拼盤導演”作品在內地走了一段“彎路”。

2005年至2016年，因愛情片持續涌現高票房作品，“拼盤導演”模式也開始嘗試這一方向。但據鏡像娛樂統計，這一期間，相關影片甚至沒有一部票房過億。尤其是在2016年，集結張一白、管虎、張猛、滕華濤、高群書5位導演打造的《奔愛》，票房止步于5000萬以下，市場對此信心大減。

但與此同時，《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戰狼2》等主旋律影片逐漸找到新時代的敘事方式。90后、00后逐漸成為電影主力消費人群，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大潮需要更多立足點。而最終引爆這一模式的，則是獻禮的整體氛圍和突如其來的疫情。

首先，這兩個主題都非常大，拋開資本驅動，單從社會價值層面考慮就足以調動國內頭部大導迅速集結。其次，在行業進入極端困境期，又需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拿出可靠的作品，“拼盤導演”幾乎是無二的選擇。“我和我的”系列、《金剛川》《長津湖》等相關作品從籌備到上映，都普遍低于行業兩年的平均創作周期。而到后來，這些作品的商業價值顯現出來，也加速了更多入局者參與其中。

但是，也是在這樣的發展環境下，當下“拼盤導演”的題材、模式非常集中，且對獻禮、疫情的大環境相對依賴。因此，在行業創作跳出這種局限之前，還不能被認為“拼盤導演”是一種可持續推進、持續創新的發展模式。

資本信任的遷徙

從資本層面來說，電影行業目前的整體發展態勢是，單片票房上限不斷被刷新。截至目前，國內已經誕生3部票房超50億的作品，而這也將在無形中抬高投資方的市場預期。一般而言，在合理的市場承載力評估下，資本方對一部影片的投入，與其票房預期直接掛鉤。這意味著，未來資方投資將進一步上漲，相應承擔的風險也就越大。

也是因此，頭部影片背后的資本方越來越多，本質上即是為了風險均攤、收益共享，而影視寒冬和疫情加速了這一進程，“拼盤導演”則承接著這一趨勢。

例如，《我和我的祖國》背后，出品公司多達51家，寧浩的壞猴子、徐崢的真樂道也在聯合出品方之中，而他們也參與了影片執導。而到了《我和我的家鄉》，參與出品的公司也達到45家。其中，除了上述兩家公司之外，閻非、彭大魔的西虹市影視，鄧超、俞白眉背后的橙子映象等主創公司，則一同出現在主出品方名單中。

背后折射的趨勢在于，一方面，導演們正透過資本層面，進一步掌握對影片創作的控制權；另一方面，資本集中入場，向導演押注，也反映出以導演群體為代表的創作層，正成為資本市場在評估內容品質中更重要的維度。

在此之前，主旋律內容一度著力于“拼盤明星”的模式，中影布局的“建國三部曲”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后來這一模式也向其他類型延伸，但并未產生持續的影響力。而今，“拼盤導演”作品不斷涌現，無論是電影還是劇集，都出現了兼具口碑和商業價值的作品，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星中心制”的整體導向，正逐步向“導演中心制”遷移，這對影視行業良性發展而言，無疑是一個利好現象。

當然，每一個風潮出現，都會在跟風創作中涌現泡沫。當下，“拼盤導演”模式雖然越來越常見，但仍處在尚不成熟的摸索期。去年上映的《金剛川》已經在導演融合上遭到質疑，同系列的《長津湖》便不再“分段”、“分視角”地處理導演分工，而是嘗試各取所長、通力合作，導演陳凱歌把握整體基調，兩位香港導演徐克和林超賢則分別負責大場面和動作戲。

可以看出，當下的“拼盤導演”作品仍在與市場碰撞中探索前路，未來能否被持續驗證還有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條路仍然任重而道遠。

更多精彩內容，關注鈦媒體微信號（ID：taimeiti），或者下載鈦媒體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