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于見專欄,編輯 | 于斌
共同富裕不是無差別的平均富裕,當我們實現了共同富裕之時,城鄉之間、地域之間、家庭之間、個人之間,仍然會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只不過這種差別是在合理的、可控的范圍之內。
如何盡量縮小貧富差距,是目前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共同難題,目前全球的貧富分化問題在逐年加劇,根據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2021》的數據,2020年全球12.2%的人口擁有84.9%的財富,并且這個分化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我國在這方面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20%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家庭,其收入是最低的20%家庭的10倍以上,2019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的2.64倍,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地區的1.39倍。
基尼系數也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標準,我國的基尼系數總的來說,一直是處于上升的態勢,如在1995年是0.389,2019年增加到0.465,明顯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排名在世界上也是較為靠前的,這說明我國國民的收入差距還是比較大的。
從民眾的主觀感受來看,去年改革民意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民眾中認為現在國內收入差距比較大的和非常大的,加起來一共占了總受訪人數的八成以上。
這方面日本的經驗可以供我們借鑒參考,日本自二戰到現在,經歷了經濟的高速發展,躋身于發達國家行列,如今仍處于失落的后泡沫時代,但這70多年的時間里,日本的貧富差距一直維持在一個相對正常的范圍之內,即使是現在,據說日本的中產階級也仍然有1億人。
其主要做法就是重視以稅收為基礎的二次分配制度,運用完備且有效的稅收調節手段和轉移支付機制,成功地將收入從富裕階層向低工資群體轉移,從而有效地縮小了國民間的收入差距,避免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產生出較大的貧富落差。
日本的個人所得稅稅率為5%至45%不等,收入越高,繳稅越多,如果年收入超過了4000萬日元,那么超出的這部分,稅率最高可達45%。
對于富裕階層持有的各類資產,日本也建立了完善的稅收機制來調節,如存款利息、股票及債券收益,要繳納20%的收益稅,持有的土地和房產要繳納1.4%的房地產稅。
遺產稅是調節財富的殺手锏,其稅率高達55%,而免稅額僅有4200萬日元,面對如此高的稅率,如果子孫不努力,那么富不過三代,在日本是大概率的事情。即使是外國人,如果在日本居住7年以上,想要繼承海外的遺產,也不能幸免,同樣得繳納遺產稅。
為了防止富人通過贈與的方式逃稅,日本還有稅率不低的贈與稅,如果一個人想把財富送給子女親朋,一年的贈與總金額高于200萬日元,需要繳納10%的贈與稅,若高于3000萬日元,稅率則陡增至50%。
在向富裕階層收稅的同時,政府也通過各種有效的轉移支付手段,向低收入群體提供基本的生活、醫療、教育、住房等補貼,以實現財富重新分配的目的。
通過基尼系數,我們可以看出稅收調節的有效性,根據厚生省2017年的數據,家庭初次分配(包括各種工資財產收入)時的基尼系數為0.5594,經過稅收和轉移支付調節以后,基尼系數降為0.3712,降幅達到了三分之一,這說明這種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近幾年,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轉為高質量發展,人們的收入在持續增長,從2016年至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6.5%,到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達到了32189元。
從現有的各種公開數據來看,我囯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已經分別從1978年的57.5%和67.7%,大幅下降到現在的29.2%和32.7%,考慮到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成就,非常地來之不易。
傳統的市場經濟按照效率原則,根據每個人在勞動中的角色、位置與貢獻,對財富和收入進行分配,這種分配方式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打破了平均主義,解放了生產力,推動了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會使勞動者之間產生收入差距,如果不進行合理的調節,最后會加劇這種差距,使財富的分配出現比較嚴重的兩極分化,從長遠來看,這會影響到社會的進步與國家的繁榮。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們還應當看到,目前我國尚處于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仍存在著區域經濟不平衡、總體建設不充分的問題,尤其是是農村與城市低收入群體仍然是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任務是任重而道遠。
如果不重視這個問題,那么在優先加快經濟發展效率的前提下,社會的貧富差距會呈擴大的趨勢,家庭的收入不夠又會反過來導致需求不足,致使經濟增長缺乏內需的后勁,同時分配不平等帶來的機會不平等,甚至可能會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所以共同富裕是時代的需要、人民的需求,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中等收入群體是市場消費的主力軍,也是構建經濟內循環的重要力量,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正在逐年迅速擴大,已從2010年的1億多人增加到了2019年的4億多人。
但要看到,我國低收入群體的規模也是比較大的,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來逐步增加他們的勞動報酬,實現其實際收入與精神層面的全方位富裕,將是下一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步驟。
作為城鄉區域發展最均衡、民眾普遍富裕的東部強省,浙江省去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6萬多元,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近2倍,不僅城鄉人均收入多年排名全國首位,而且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全國也是最低的。
浙江省也是國內第一個探索推進共同富裕的開路先鋒和示范區,今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了《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為浙江省的共同富裕探索之路指明了方向。
《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則進一步細化了相應的標準,提出到202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3萬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7.5萬元,年可支配收入在10萬-50萬元的家庭要占家庭總數的80%,省內地區之間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最高最低倍差要縮小到1.55以內,
我國已經實現了脫貧攻堅的艱巨任務,初步解決了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的貧困問題,全國有800多個貧困縣和12萬多個貧困村擺脫了貧困,這為實現全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于見專欄」認為,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財富,更不是劫富濟貧,而是在保證經濟與國民收入同步增長的前提下,基于公正的社會理念,運用適度的法律、政策、行政等手段,來有序調節現有的市場機制與收入分配模式,使之相對以往更加公平與合理,從而實現不同社會群體均能共同富裕的最終目的。
一方面通過不斷完善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幫扶機制、收入分配協調機制,充分發揮社保、稅收、轉移支付等多種政策手段的作用,合理調節高收入,努力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人數規模,使勞動者收入與國民經濟同步增長,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漸縮小,最終形成共同享有、共同富裕的合理分配格局。
具體來說,可以通過三次分配來達到目的,第一次是按照市場和效率來分配,也就是擔負不同角色的勞動者獲得不同的收入與報酬,未來需要做好的是繼續穩增長、穩經濟、促發展,通過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確保中低收入群體的財富穩定增值。
第二次是通過稅收和再分配機制來平衡收入差距,如企業應繳納的各種稅款、個人所得稅等,把錢收上來,再通過養老、教育、醫療、轉移支付、公共服務等項目把錢分配給地方,尤其是經濟實力相對較弱的地區,會得到更多的資源傾斜。
目前針對個人財富的稅收措施與辦法很少,以后可以借鑒一下國外的經驗做法,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出臺或完善與財產相關的稅收政策,如房地產稅、遺產稅、贈與稅等,盡量發揮稅收的調節杠桿作用,以實現更合理的財富再分配目標。
第三次是以捐贈等方式進行的分配調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了要“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的要求,目前國內的捐贈資金呈逐年遞增的趨勢,捐贈款項中有六成來自企業捐助,捐款中的七成由基金會及慈善機構負責管理和發放。
捐贈目的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教育、扶貧、醫療等領域,這其中給教育的捐贈金額占了約三成,由于第三次分配是基于自愿原則,所以在稅收政策上給予適當的鼓勵是很有必要的,例如捐贈可享受適當的稅收減免或優惠政策,這樣可以形成富裕群體自愿進行捐贈的良好社會風氣。
另一方面要始終堅持高質量均衡發展的目標,用數字經濟和新興科技助力產業的全面跨越式發展,通過深化改革和產業振興,大力扶持中小企業,把資源的蛋糕做大,也就能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就業機會,來吸引更多的低收入群體就業,進而帶來更多的就業收入,從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
在不久前結束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與會者圍繞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就如何使用數字技術加速推進產業升級、幫扶中小企業、振興鄉村經濟等方面內容,進行了熱烈地討論與交流。
阿里、美團、騰訊、拼多多等企業先后宣布了助力共同富裕的行動規劃,計劃投入資金合計1800多億元,以及提供相應的技術人才支持與資源流量扶持。
共同富裕既有物質層面,也包含精神生活,不能只是物質上富裕,精神上空虛也不行,所以推動共同富裕既要在收入分配上想辦法,也要圍繞民眾生活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來做文章,努力提升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環境生態等公共福利建設水平。
「于見專欄」認為,既要效率,又講公平,中國特色的共同富裕,既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也不是培養不勞而獲的懶人福利,而是鼓勵能者多勞、多勞多得,勞動者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定差距與差別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會與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民族的偉大復興長期相向而行,這是一個長時間且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一蹴而就,只要我們抱定以人為本,民生為先的宗旨,同努力、同奮斗、共進步、共發展,那么逐步富裕、共同富裕、全民富裕、全面富裕的夢想就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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