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故事薈，作者｜林秋子、陳紀英

誰能想到，連俞敏洪都被迫跳槽，去搶帶貨主播們的飯碗了？

“薇婭一年能賣一百多個億，我帶著幾十個老師做直播，是不是一年也能做上百億？”

據媒體報道，在高管會上，俞敏洪曾如此憧憬。俞敏洪被迫“跳槽”，是“雙減”新政帶來的余波。

被波及的也不止新東方，在教培機構行業，教學點批量關停和瘋狂裁員，是常態。

在7月27日好未來中高層會議上，好未來的創始人、CEO張邦鑫表示：“裁員是肯定會裁員的。”

9月18日，《21世紀經濟》報道，在學而思培優最重要的布局城市北京，截至今年2月底開設有155個教學點，如今只剩下53個，減少了65.8%。其中正常開班授課的教學點只剩下26個，不足剩余教學點的一半。

7月31日晚間，高途創始人陳向東發布內部信表示，為了活下去，公司不得不進行裁員。根據裁員方案，三分之一的人將會離開。

據《晚點LatePost》報道，9月17日上午的新東方高管會議上，創始人、董事長俞敏洪宣布，秋季課程結束后將停止小學和初中學科業務的線下招生，各個城市接下來也將逐步關閉教學點。

此外，曾創下行業融資紀錄的猿輔導、作業幫等，也傳出了老員工裁員、新員工延期入職或者Offer取消的消息。

時代的一粒塵，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覆巢之下，教培人員將何去何從？

跨界干教培，月薪漲10倍，繼續死扛，卻看不到明天

許許 27歲 某頭部教培機構數學老師

北漂三年，許許在教培行業干了三年，至今還在死扛，“雖然我不想離開，但是遲早要走。”

2017年許許大學畢業，在老家江西一家國企從事工程造價。在工地上摸爬滾打了半年之后，許許決定要離職轉行。

造價工作環境惡劣，異常辛苦，許許去了半個月，就黑了兩個色號。再加上男友在北京工作，許許想為了愛情搏一次。

來到北京，四顧茫然的許許，想到了自己做家教的經歷，做課件、出習題、查作業、看到學生一點一滴的進步，這些都讓許許感到十分充實和快樂。

這段愉快的經歷，讓許許決心成為一名教培人。

剛開始很是艱難。許許的第一份教培工作在北京東五環外的常營，早上八點上課，許許五點就要起床，一路擠過20多站地鐵。

這是家初創公司，連社保都不繳納，老板會親自帶領老師備課，課余時間甚至會拉著老師去校門口發傳單。

但是憑借著初入行的滿腔熱血，許許還是堅持了下來。

努力上進的許許是幸運的。2017年被認為是教培行業的黃金年代。艾瑞數據顯示，2017年上半年在教育培訓行業平均每1.6天就誕生一起融資，流入K12領域的投資金額高達14.9億。

乘上行業東風的許許，兩次跳槽之后，從初創公司的小職員，成長為成熟公司的年級負責人，再到頭部機構的名師，物質回報也越來越豐盈。

“從原來的月薪三千到現在的月薪三萬，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但她其實不算是特別厲害的那一撥，同事中不乏清北畢業生和名校海龜，“有提前兩年來的，早已經年薪百萬了。”

她的同事大多是90后，但計劃買房買車的卻不在少數。在雙減大整落地后，這些計劃已然擱淺。

“今年我們公司已經裁了兩撥人，我們部門只留下了兩成，”許許有些無奈，“作為幸存者，我不知道是該開心還是該難過。”

最初，許許和同事都沒有意識到“雙減”政策的嚴厲，以為和過去倡導的“減負”沒什么區別，領導也信誓旦旦，安撫他們不裁員。

直到第二波更大面積的裁員來臨時，同事們才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性，“英雄末路的感覺你懂嗎？！”許許嘆氣。

“雙減”政策發布后，基于“校外培訓機構不得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的規定，許許所在的培訓機構也調整了上課時間，所有的課程都被安排在了周一到周五放學后的時間。

“學生數量相比往年減少了至少一半”，許許告訴《財經故事薈》，“去年的這個時候，大家應該忙著準備寒假和明年春季的課程了，但是現在沒人去提這個事情”。

看著身邊同事一個個離去，許許慶幸之余，更多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我是想要一直干這一行的，但現在似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就先茍活著吧。”

教培行業大勢已去，但想要留下的不止許許一人。根據智聯招聘平臺數據顯示，7月，教培求職人員中，超過六成依然期望能夠從事教培行業，相比于3月的57.7%不降反增。

他們當中，有人出于熱愛想要繼續堅持，有人迫于行業壁壘無奈死守，而有人則是對于教培機構轉型素質教育、職業教育充滿信心。

跨界入職半年被裁員，前同事組團求職

杜欣 33歲 某頭部教培機構前行政主管

杜欣壓根沒想到，自己剛入職教培行業六個月，就被迫成為了“下崗員工”。

她原本在某互聯網大廠工作，最近兩年，互聯網行業遭遇嚴監管，但教培行業卻風生水起，2020年，僅8家在線教育的企業融資額，就超過了120億美金。

杜欣很是心動，“我也想抓住這個風口，坐一坐時代的電梯。”

“選擇這個行業之前，我也做了一些了解，畢業于清北名校的應屆生在這里有望拿到六十萬的年薪；普通的課程銷售也可以輕輕松松月入過萬；甚至早些年入職的司機，都已經在北京買了大平層。”

迫不及待的杜欣，在今年一月份，離開互聯網大廠，加入了一家頭部教培機構。

但好景不長，入職僅六個月，她就被迫離職了。

其實在入職三個半月后，杜欣就敏銳地感覺到風暴將至，政府加強了對于教培機構虛假宣傳的打擊力度，向多家頭部機構開出頂格罰款。

但是杜欣沒想到的是，天變得這么快，“最開始，行業人士都以為‘雙減’政策會有緩沖期，不會這么快全量落地。”

杜欣所在的行政部，屬于職能部門，是第一波被裁員的，此外，公關部門、市場部門、銷售部門崗，以及新進的年輕教師，也是裁員重災區。

而一些具有十幾年教學經驗的資深教師、高管，他們算是公司的“資產”，是“老板的底線，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被辭退的”。

“有些高管甚至想要犧牲自己，保住下面的員工，但也沒保住，”杜欣嘆了口氣。

已經在職場披荊斬棘十年的杜欣，對于這次離職，沒有過多焦慮和不安，她買了張回老家的車票，給自己放了個假。

在老家呆了十幾天，杜欣一刷朋友圈，發現和自己一起被辭的前同事，竟然都找到了不錯的工作。

“其實沒有想象中那么難，”杜欣笑了笑，“我通過朋友圈投出了二十八份簡歷，面了五六個之后，就找到了滿意的工作。”

除了工作能力帶來的底氣，同事們之間也在相互幫助。

杜欣的前領導在自己工作還沒有著落的時候，主動幫她做求職方案；剛入職新公司那陣，杜欣也經常在感到不安的時候，去前工作群里尋求安慰；她也主動幫一些剛工作不久的前同事介紹機會，“有些平時毫無交集的同事此時也成為了彼此信賴的戰友”。

“大家就像親人一樣，相互扶持，”杜欣說，“當時有個留下來的前同事，在群里說昨天晚上夢到大家都回來了，我聽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剛離職那陣，杜欣將同事制作的離別視頻看了一遍又一遍，這個已為人母的中年人，仿佛又經歷了一次畢業，十分傷感。

杜欣的同事是幸運的，他們大都畢業于名校，離職之后也很快有了好的歸宿，對于他們來說，最大的挑戰來自于內心的落差，畢竟很少有行業，愿意向應屆生承諾六十萬的年薪。

干了八年教培，親歷行業扭曲，堅決離開不留戀

李游 30歲 某頭部教培機構校區運營總監

從2014年畢業來到北京，李游已經在教培行業工作了近八年，面對行業如今的慘淡，李游十分淡然，“無所謂后不后悔，這是個人的選擇和時代變革的必然。”

剛剛畢業時，一心想去大城市的李游，拿到了北京一家教培機構的管培生offer，干起了和專業毫不相干的工作。

兩年后，李游跳槽到一家頭部教培機構，從事校區運營工作。

“最初，對這個行業談不上喜歡，只是把它當成一份工作，當成進入北京的通行令。后來，我真的對行業有了感情”，李游告訴《財經故事薈》。

然而2021年，雙減大政落地后，李游知道，是時候離開了，“只能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對于國家政策，李游表示理解，“行業確實存在過度商業化的問題，盈利是第一目標，教學卻被排在了后面，隨著流量費用居高不下，更多經費用到營銷、宣傳、銷售激勵上，而師資力量并沒有特別大的提高。”

相比于頭部機構的“罪有應得”，李游對于被殃及的中小培訓機構充滿同情。

李游的前同事，一對80后小夫妻，有十多年的授課經驗，兩個人砸鍋賣鐵，在老家開了一家小機構，只有他們兩個老師，一個學生每月收費200元，學生、家長都很喜歡他們。

“都是鄉里鄉親，教學收費不高，教育質量可靠，我不懂他們有什么錯”，李游滿臉困惑，“為何也被一鍋端了？！”

月盈利僅千元的小教培機構、身處農村缺乏父母輔導的留守兒童、懷揣夢想想要發光發熱的機構老師，在李游看來，成為了這次改革的犧牲品。

李游所在的機構，目前已經在向素質教育轉型，但是他卻決定離開，“我個人不是很看好素質教育，因為高考的制度不變，素質教育沒有具體的結果導向。我看不到這個行業的出路。”

當老師被迫賣課，還好，“我在‘雙減’之前逃了出來。”

小鹿 27歲 某幼兒英語培訓機構前老師

學了四年英語，小鹿從來沒有考慮過要當老師。

然而命運就是如此神奇，臨近畢業，一家成人口語培訓機構，通過一款英語配音軟件找到了小鹿，主動拋來橄欖枝。

看著同學們在各個招聘會上奔波，甚至一天要跑三場面試，小鹿深感找工作的艱辛，她接受了這個offer，成為了一名教培人。

這份工作是在線上，而且不用視頻，語音即可，免去了很大的社交壓力，再加上自由的時間、豐厚的薪水，小鹿對于這份工作還算滿意。

從月薪四五千到過萬，從小白到明星教師，小鹿收獲了精神和物質上的雙重滿足，后來因為公司制度調整，小鹿的收入銳減，她選擇了離開。

“我的人生信條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自己開心最重要，”小鹿笑著說，“工作干得不開心就辭掉咯。”

之后，自由灑脫的小鹿開始了多種嘗試，給外教上過培訓課、做過互聯網內容審核、甚至還在游戲公司做過商務。

但兜兜轉轉，始終沒找到滿意的工作，她再次回到了教培行業，在一家幼兒英語培訓機構當起了老師，“發現K12的薪水，還是最有吸引力的”。

這是一家在全國擁有兩百多個校區，5千多名員工的中型機構，但是也正是在這家規模尚可、小有名氣的機構，讓小鹿下定決心，“一定要跳出去，我受夠了這個扭曲的行業，良心上過不去。”

說是老師，但小鹿的節假日甚至工作日的晚上，都在參加公司安排的各種銷售課程，每天的朋友圈必有三條公司的招生廣告，對此，小鹿頗感無奈，“缺席一次培訓扣一千，少轉發一次朋友圈扣五百。”

對于公司這種近似瘋狂的舉動，小鹿慢慢也接受了，畢竟頂著老師的名頭，相比銷售人員，更容易獲得家長信賴，薦課成功率更高。

更讓小鹿覺得無法忍受的是，日復一日簡單重復的輸出，小鹿的學生都是幼兒園的孩子，每天學習的內容小鹿三年級就掌握了，“機構只盯著續費，也不在乎我們教學水平要不要提高”。

對于行業扭曲的痛恨，以及自我成長的停滯，讓小鹿對于未來充滿迷茫，這一次她和以往一樣，再次選擇了裸辭。

在小鹿離開后的一個月，公司受到“雙減”政策的嚴重影響，已經發不出工資了。到了9月，小鹿的前同事們，已經四個月沒有拿到工資了。

小鹿的前公司，采用的是無底薪制度，上多少課給多少錢，所以公司并沒有裁員，但有部分老師，即使被拖欠工資長達數月也不愿離開，“戒不掉工作帶來的心里安全感，而且也沒勇氣跨界跳槽吧”，小鹿猜測。

現在，小鹿在一家醫藥公司做英語顧問，工資相比之前也翻了一倍有余。

總結自己成功轉行的原因，小鹿認為，“我覺得還是勇氣和自信吧，因為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應對各種變化，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

或許小鹿的這份勇氣和自信，正是許多教培人目前所需要的。

教培行業能否浴火重生？

有人依然堅守，有人絕望離場，但時代的車輪不會因為個人的選擇而停止，教培行業仍然在絕境中求生存。

各大培訓機構在積極謀求轉型，職業教育和素質教育成為新的賽道。

但素質教育的受眾一直以來都是小部分群體，只要中考、高考依然是唯分數論，就注定難以重現K12教育的輝煌，再加上師資力量的重新布局也需要時間。而職業教育的賽道早有中公、華圖、粉筆等巨頭布局，后來者想要分羹也并非易事。

行業的未來，依然迷霧重重。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長張孝榮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未來的教培機構大概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守住根據地，慢慢轉型，度過這個寒冬；另外一條路就是逃亡，趕緊清倉，轉換行業，從頭再來。

而千千萬萬的教培從業者的命運沉浮，還在繼續。（許許、李游、杜欣、小鹿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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