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明輝

編輯|六耳

來源|創頭條

2021年9月25日，注定是一個難忘的時刻。

當孟晚舟身著一襲中國紅長裙，從包機里緩緩走出時，也意味著長達1028天的非法拘押終于結束。

輕“舟”已過萬重山。遏華，失效了。

70年前，美國為遏制中國核武器發展，不惜將錢學森關進監獄，對趙忠堯連發三道攔截令。70年后，美國為阻止中國科技企業的發展，又將黑手伸向了華為、中興。

新中國成立至今，西方從未停止過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的把戲。中國卻在“卡脖子”與“解決卡脖子”的路上越走越強。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最新發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GII)報告》顯示，中國今年全球創新指數榜單排名第12位，較去年前進了2位；中國科技集群排名已經位列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

中國企業從弱到強的背后，有一批不care眼前得失、敢賭未來的“創投之王”；中華民族由弱變強的背后，也有一批茍利國家生死以、致力于解決卡脖子難題的“創新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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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前的晚秋，新疆羅布泊傳來一聲巨響。伴隨著一團“蘑菇云”騰空綻放，中國第一枚原子彈爆炸成功。

全世界沸騰了！

美利堅嘖嘖稱奇，并表示unbelievable。因為研制原子彈的技術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難的技術之一，只有美蘇英法四個大國掌握。

震驚之余，美國報紙開始無中生有：毛主席派了個飛機到陜北，去找一個叫做寒春的美國核物理學家到北京幫忙造原子彈。

寒春是真的，核物理學家也是真的，寒春幫中國造原子彈卻是憑空捏造。

就在前不久，楊振寧百歲生日宴上，他回憶起與鄧稼先的聊天場景，鄧留了一封信告訴楊振寧，“沒有外國人參加中國原子彈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時候略微有一些蘇聯人的幫助，后來基本上是中國人自己做的。”

楊振寧和鄧稼先是鄰居，是同學，也是最親近的朋友。楊振寧比鄧稼先大兩歲。1941年，鄧稼先剛剛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彼時的楊振寧已經是校園風云人物，他與同宿舍的黃昆、張守廉并稱為西南聯大物理學“三劍客”。

從西南聯大畢業后，楊振寧去了美國留學，黃昆去了英國留學。鄧稼先在北京大學物理系當了一年助教后，也開始了美國留學生涯。而后來成為“中國導彈之父”的錢學森，當時已經是美國航天工程界響當當的人物。

鄧稼先在北大做助教的同一年，物理系轉來一個叫于敏的學生。20年后，兩人一個成了“中國原子彈之父”，一個成了“中國氫彈之父”。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國內百業待興。國際上，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也在激烈斗爭與對抗，國際形勢嚴峻。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被寫在《1956-1967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簡稱“十二年規劃”）的第一位。

1950年10月，鄧稼先放棄美國優渥的工作條件返回中國。剛到北京，他就和中科院的教授們投入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設中。第二年，從北大研究生畢業的于敏，也被拉到物理研究所，做起助理研究員。

錢學森登上港口準備回國時，突然遭到美國官員的攔截。

西方國家“卡脖子”，能卡在搖籃里，絕不等到少年期。即便后來交了1.5萬美元保釋金被釋放，錢學森始終處于美國的監視中。

直到1955年，在歷經5年艱辛之后，錢學森才得以回國。

然而，核武器研發屬于國家機密，即便科學家們掌握了原子核知識，也很難造出原子彈。

剛開始，蘇聯答應幫中國建一個實驗性原子能反應堆和一個濃縮鈾工廠。后來鬧僵了，蘇聯不僅單方面撕毀協議，還撂下狠話：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

在沒資料、沒經驗的情況下，鄧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彈理論的重任。

那時候，由于條件艱苦，鄧稼先和同事們只能用算盤進行極為復雜的計算。為了演算一個數據，往往需要一日三班倒。算一次，一個多月。算九次，就是一年多時間。每當思維中斷時，他都著急地說：“唉，一個太陽不夠用呀！”

整整8年，妻子許鹿希都不知道鄧稼先究竟在做什么工作。直到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許鹿希才恍然大悟。

同樣一臉震驚的還有于敏的太太。

氫彈的威力比原子彈更大，技術也更復雜。1965年秋天，在于敏的組織和部署下，我國成功突破氫彈理論，并發明了獨一無二的“于敏構型”。而目前，世界上只有兩種氫彈構型，一種是美國的T-U構型，一種就是“于敏構型”。

相較于T-U構型，“于敏構型”體積更小，維護成本更低，核彈頭的使用期限也更長。

“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1967年6月，我國第一枚氫彈爆炸成功，他的太太激動地表示。

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103個月，法國用了102個月，蘇聯用了75個月，中國只用了32個月。

而這背后離不開默默無聞的科研工作者，他們是戰略科學家，也是當之無愧的“創新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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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北京的空氣里還透著一絲寒意。位于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卻顯得格外熱鬧。

會場內紅旗飄揚，5000多位科技界的代表們相繼入場。他們前面的主席臺上懸掛著6個大字：全國科學大會。

在此之前，包括“兩彈一星”元勛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都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在那十年陣痛里，我國載人航天計劃被叫停，鄧稼先等人被調到青海基地“改造、學習”，中國剛剛發展起來的科技事業遭到巨大沖擊。

彼時，已經是美國國籍的諾獎得主楊振寧準備來中國訪問。鄧稼先被列在了訪問名單中。

“我盡管不信佛，但是對這件事情總覺得冥冥之中上天有個安排，讓楊振寧來救鄧稼先一命！”鄧稼先妻子許鹿希后來回憶。楊振寧此次中國行不僅救了鄧稼先，還救了一大批科學家。

為了舉辦科學大會，可謂舉全國之力。當時，北京的酒店并不多。為了把好一點的酒店騰出來招待與會者，在科學大會舉辦的10多天里，北京暫停了其它全國性會議。

也是在這次會上，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制定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簡稱“八年規劃綱要”），“農業科學技術”被放在集中力量攻關的第一位。

與會代表中，有一個身著中山裝的瘦弱男子，叫袁隆平。

一次偶然的機會，袁隆平在湖南省安江農業學校試驗田中發現一株“鶴立雞群”的天然雜交水稻。后來，他又找到幾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經過人工授粉成功繁育，徹底推翻了米丘林、李森科的“無性雜交”說。

只可惜，沒等大展身手，他也趕上了文化大革命。

紅衛兵貼袁隆平的大字報，堅決反對袁隆平“搞資產階級盆盆缽缽研究”。一夜之間，他培育的雄性不育秧苗全部被拔光。袁隆平好不容易才從學校廢井里找到殘存的5根秧苗。

這次大會后，袁隆平才終于可以堂堂正正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1981年，袁隆平培育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獲得國家發明特等獎。兩年后，秈型雜交水稻在全國的種植面積已經超過5億畝，增產稻谷500多億斤。秈型雜交水稻也是中國轉讓給美國的第一個農業技術專利。

袁隆平獲封“雜交水稻之父”，他取得的成果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姆博稱之為“第二次綠色革命”。

與會代表中，還有一個和袁隆平同歲的藥學家，她叫屠呦呦。參加此次科學大會，屠呦呦是代表中藥研究所來領獎的。

20?世紀?60?年代，越南戰事升級，惡性瘧原蟲困擾著交戰雙方。美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發抗瘧新藥，越南方面由于受條件限制，于是請求中國幫助解決瘧疾防治問題。

作為一項保密級別的軍工任務，該項目以開會日期為代號簡稱“523?任務”。1969年，屠呦呦加入“523?任務”中醫中藥專業組。

1972?年?，在經歷380多次失敗后，屠呦呦所在的團隊終于從草藥中提取了一種能治瘧疾的成分，也就是后來的青蒿素，為解除全球數百萬瘧疾患者的病痛作出了巨大貢獻。

30多年后，憑借這一成果，屠呦呦又一舉拿下中國人至今唯一一個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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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國科學大會上還有一個不到34歲的年輕人。因為在遼陽化纖廠工作時，他利用數學原理發明了一個國內外都沒有的小儀器，從而拿到大會的“入場券”。

這個年輕人正是任正非。

大學期間，任正非通過自學，掌握了電子計算機、數字技術、自動控制等專業技術。他還把樊映川的高等數學習題集從頭到尾做了兩遍，自學三門外語。

聽到鄧小平給知識分子平反，任正非淚流滿面。

他說：“我們當時真的不理解‘亞馬遜河流域的蝴蝶扇扇翅膀，就會讓德克薩斯下大雨’，僅僅是感覺中國要變了。”

不止中國，整個世界都在變。

美國總統里根公布“戰略防御計劃”，由于涉及監視系統、攔截系統、控制系統、通訊系統等多層次太空防御，這個計劃也被調侃為“星球大戰計劃”；蘇聯、東歐緊隨其后，制定“科技進步綜合綱要”與之抗衡；西歐17國發布了“尤里卡計劃”；日本則提出“今后十年科學技術振興政策”......

新科技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

1986年2月的一個夜晚，中科院有間宿舍燈火通明。房間里，無線電電子學家陳芳允和光學家王大珩促膝長談，這兩位都是“兩彈一星”元勛。

他們達成一個共識：中國必須盡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發展計劃。

沒過多久，一份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被送到中南海。很快，《關于高新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報告》出爐，也就是后來著名的“863計劃”。

863計劃涉及生物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等7個重點領域，包括解決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創新藥、電動汽車等多個“卡脖子”問題。此后30年，中國多個領域的重大科學技術突破，都與該計劃有關。

也是那個時候，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留學潮。

除公派留學外，中科院每年都會自籌經費支持學者出國深造。此外，海外的華人科學家也紛紛發起設立獎學金，為祖國發展出謀劃策。

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設立CEEC獎學金，支持中國各大學、各研究所人員到石溪做訪問學者；和楊振寧共同提出“宇稱不守恒理論”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發起設立CUSPEA獎學金，資助優秀學者赴美留學。

這批學者多于21世紀初回國發展，并成為今天中國科技創新的中堅力量。

楊振寧有一位比自己小整整四輪兒的迷弟，叫潘建偉。一個被稱為“中國量子之父”的男人。

量子聽起來高深莫測，其實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由于量子具有不可克隆（復制）性，量子通信相比其他傳統通信更安全，可以有效防竊聽。

量子通信技術也是863計劃在信息技術領域重點攻克的主題之一。

1995年，潘建偉參加物理學家葛墨林舉辦的理論物理前沿研討會。會議上，潘建偉了解到楊振寧認為量子物理模型“玻色-愛因斯坦凝聚（BEC）”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彼時，潘建偉正在中國科大學習量子物理基礎理論。“這次會議，對我后來科研道路的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導作用。”潘建偉回憶。

從中國科大研究生畢業后，潘建偉到奧地利留學，并進入量子信息領域。2004年，潘建偉團隊首次在國際上實現五光子糾纏，把我國量子信息研究帶向了國際前列。

這一消息可把楊振寧樂壞了。

楊振寧邀請潘建偉到他的辦公室談了一上午，末了還意猶未盡邀請潘建偉到家里吃飯。臨行前，楊振寧贈送給他一本《楊振寧文集》，并鼓勵其盡早全時回國工作。

楊振寧自己也在加快腳步。自2003年回國執教后，楊振寧于2015年放棄美籍，正式成為一名中國公民。

一年后，潘建偉也帶來了好消息。2016年8月，潘建偉參與研制的“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在酒泉發射升空，由于這是世界上首次實現衛星和地面之間的量子通信，國內外迅速引發熱議。

在“墨子號”載荷樣機捐贈儀式上，楊振寧感慨到：“我們這一輩人過去總是盼望著中國‘天亮’，如今我們終于可以看到中國的未來有無限的可能。”

這種無限可能，需要代際傳承，更需要開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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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日是新中國成立72周年。

72年來，中國始終都在升級打怪，不是在“被卡脖子”就是在“解決卡脖子”。只是，不同階段解決重點不同。新中國成立初期是解決重點行業的卡脖子問題，21世紀是攻克重點領域的具體技術難點。

當然，“卡脖子”也不全是壞處。芯片遭“斷供”雖然讓華為經歷了短暫陣痛，但是對于中國半導體行業來說未必不是一件轉機。這正在加速我國在芯片領域的布局與發展。

前不久舉辦的“中關村論壇”上，官方表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加速”一詞意味深長。

當101歲的老奶奶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身體、子女，而是芯片問題什么時候能解決，中國的科技事業已然不是當初那個遙不可及的模樣。

老一輩“創新之王”的徒子徒孫們，確實也在不斷涌現。

科學界有一個獎，叫“科學探索獎”，是馬化騰、楊振寧、饒毅、施一公等人在2018年設立的，目的是鼓勵年輕科學家在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領域深耕、探索。

陸朝陽是第一屆獲獎者之一。

潘建偉說楊振寧是自己科研路上的指引者，潘建偉其實也是陸朝陽科研路上的指引者。20多年前，潘建偉回東陽中學科普量子技術，吸引了講臺下還是高一學生的陸朝陽。

而今，陸朝陽也能獨當一面，還收獲了獨屬于自己的稱號——“操縱光子的巫師”。

袁隆平彌留之際，他的學生李新奇在榻前承諾“將雜交水稻事業進行到底”；黃昆去世后，他在北大創建的中國第一個半導體物理專業，為中國芯片行業源源不斷的輸送著人才......

科學探索獎第二屆獲獎者中，有一個叫黃芊芊的女孩，被稱為“芯片女神”。2006年，黃芊芊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大信息科學技術學院微納電子學系。該系的王陽元院士正是黃昆的學生。

黃芊芊成為微納電子學系博導后，將研究方向轉變為芯片研究。她不僅是華為芯片項目的技術外援，還與中芯國際合作研制了世界上首個基于現行標準CMOS工藝平臺的互補隧穿器件集成技術。

外界只看到王年爽設計mRNA疫苗結構用了10天，卻沒看到10天背后，他已經在實驗室研究冠狀病毒超過8年；劉穎團隊將生命只有20天的線蟲壽命翻了一倍，多出的20天不是劉穎的20天，而是漫長的許多年......

科研也像是一場修煉。誠然，多年以后我們依然有被“卡脖子”。然而，“兩彈一星”精神、科學家創新精神仍然薪火相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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