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科技不吐不快

十一假期將至，這是電影院今年最后的希望，五一檔預冷，暑期檔又預冷，今年線下電影院的日子愈發難熬，好在即將上映的《我和我的父輩》和《長津湖》兩部國慶檔主旋律電影算是有票房影響力的作品，不然已經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電影院恐怕今年連個奔頭都沒有了。

電影票房雖然沒有想象中的不堪，但拐點已現

受疫情影響，中國電影市場從18年的609.76億，19年的642.66億，縮減到20年的204.17億，截止到今年8月中國電影票房規模為328.64億，參考18年、19年和20年的后四個月分別是152.21億、197.82億、145.95億電影票房數據，再有《我和我的父輩》和《長津湖》兩部電影坐鎮的基礎上，今年的電影總票房仍有機會突破500億大關。

參考往年數據，今年電影票房整體營收下滑的原因主要出在暑期檔。17年7、8月的電影票房分別為50.16億、73.00億，18年為69.50億、68.30億，19年為56.45億、77.70億，今年為32.26億、20.78億，橫向對比今年暑期檔比往年少了70-80億的票房，主要原因是因為7月底再次爆發的全國性疫情。

然而中國電影票房的拐點不是出現在8月，而是6月和7月。單看7月份的數據，由于全國范圍開始管控疫情時已接近7月底，也就是說疫情對7月份電影市場的票房影響并不大，但7月份電影市場要比往年少了20億左右。再往前看一個月，17年/18年/19年6月份時的電影票房分別是39.21億、35.70億、41.58億，而今年6月份的票房只有20.74億，6月份并沒有疫情影響，但總體票房也少了近20億。

這是疫情之外，對電影院行業非常消極的市場信號。疫情總會過去，電影院還可以咬牙繼續堅持，但疫情過去之后電影票房市場縮水是電影院不愿意看到的結果。危機悄然而至，對于已經躺賺慣了的電影院難免會出現焦慮情緒。

躺賺慣了，電影院已經不會“跪”了

電影院有多賺錢，用最簡單的方式算一下，2019年的總票房是642.66億，那時全國電影院約為11000家，平均每家電影院的年營收約584萬，除去5%的電影事業專項資金和繳納3.3%的特別營業稅，還剩535萬，再去掉院線、制片方和發行方的分成，電影院一般可以獲得50%收益，約268萬，再加上一些廣告營收、零食飲料營收以及充電寶、游戲機、按摩椅等增值業務營收，一年收益約300萬。

電影院最大的成本是初期的裝修成本，一般需要分攤到幾年計算，固定投入可以分攤的年數越多，最終的總利潤就越高。除了裝修費用，后續就是場地費和電費以及人工費用，這與具體電影院的規模大小和所在城市有關，肯定有電影院更賺錢，也有電影院會虧錢。

若是未來中國電影票房仍然保持高速增長，電影院熬過疫情期之后還可以繼續躺賺，而電影院的焦慮就出現整體票房出現拐點的問題上。電影院的經營成本基本是固定的，人工、水電、場地的支出變化不會太大，所以整體市場票房越高，最終的利潤就越多，若是未來票房陷入停滯甚至縮減，經營壓力會越來越大。最讓電影院感到不安的是，已經躺賺慣了的他們沒有市場運營能力。

電影院的“躺賺”不一定非常“賺”，但確實“躺”，完全是靠片吃飯，根本不考慮運營問題，出現幾個爆款電影就可以賺的盆滿缽滿，若是沒有熱門影片，電影院直接躺平，有什么影片就放什么，挑票房好的多排片。

其他投資幾百萬、上千萬開店的娛樂服務場所，如酒吧、洗浴、會所、KTV、電玩廳等都特別重視后期的門店運營工作，是努力跪著賺錢，日常需要考慮怎么做活動，如何拉客等問題。而電影院此前的運營模式不需要跪，也不會跪，只要開在人氣高的位置，就不愁沒有觀眾，甚至在疫情之前很多電影院已經不再提供免費的3D眼鏡，讓用戶自帶或者購買，連3D眼鏡的清潔維護工作都不愿意做了，可見是如此之“躺”的行業。

• 如今的電影會說話，靠片吃飯越來越難

現如今，大導演、大明星已不是電影票房的保障，現在的中國電影會說話，觀眾審美越來越高并且愿意發表觀影評論，所以好影片票房都不會差，爛片如果有精準受眾群也有不錯的收益，但既是爛片又沒有粉絲支持的電影肯定會撲街。不過中國電影圈是一筆“糊涂賬”，有的爛片也會有不錯的票房，dddd，遇到這種類型的影片，電影院是非常愿意配合的，空場刷數據電影院也跟著賺錢，不過這種影片還是比較少的。

• 限制演員天價片酬，圈錢刷票房的日子沒有了

此外，這兩年限制演員天價片酬的監管政策越來越嚴，尤其是鄭爽事件將天價片酬的話題推到風口浪尖。演員拿不到天價片酬，拍爛片的積極性降低，制片方很難再利用一些流量明星的號召力去換票房，這對電影行業的健康發展有利，但對電影院的短期營收并不是好事。與電影市場是否能長期健康發展相比，電影院的經營者更看重的是短期營收利益，限制演員天價片酬會對電影院的營收造成一定影響。

• 票補被叫停后，爛片越來越難生存

事實上，在2018年電影售票平臺的票補活動被有關部門叫停后，對電影院收入有一定影響，但在整個電影消費市場爆發式發展的大環境下，前兩年并沒有顯現出來。前幾年我們經常看到的9.9元、19.9元的電影票，實際上是電影售票平臺的補貼票，電影院跟售票平臺的結算一般仍是按正常票價結款。其實9.9元的電影票，電影院是不虧錢的，所以低價電影票會給一些爛片提供了生存空間，資本用補貼方式讓爛片排片過高，如此便會擠壓小成本電影的排片空間，擾亂電影市場秩序，因此才會被叫停。

• 無法禁止外帶食品，副業增收受限

電影院的躺賺習慣還體現在零食飲料的副業收入上，此前很多電影院都會禁止外帶零食飲料，想要看電影，吃零食，喝飲料必須在電影院前臺購買，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條，這是屬于無效的霸王條款。年輕人的維權意識逐漸增強，越來越多的電影院對外帶食品飲料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如此一來，電影院周邊賣奶茶小吃的店將直接影響只會賣可樂爆米花的電影院的副業收入。

• 年輕人轉戰線上“一起看電影”

還有一個現象也不得不引起電影院的注意，近期在陪玩APP的基礎上又出現了陪看電影APP，尤其是陪玩APP被叫停后，在線陪看電影或者在線組群看電影成為年輕人新的線上社交娛樂方式。雖然這只是剛出現的新玩法，但很難說未來不會在00后群體中流行。與此同時，國內外的流媒體平臺都在嘗試新上映的電影在網絡平臺首播，未來有可能一些小眾電影，或者低成本的無特效電影會選擇在網絡平臺上映。若真如此，將會帶來一部分用戶流失的問題。

沒有定價權，就沒有運營權，電影院還是想“躺”

前面提到的票補被叫停之后，就很少有看到30元以下的電影票，按理說觀影人數低的時候，是不是可以通過降低票價的方式來吸引更多的觀眾進入電影院？30塊的電影票多數人都要考慮一下是否值得，但9.9的電影票就完全可以把看電影當成打發時間的娛樂消費方式，尤其是情侶兩人一起看電影，兩張票可以省40多元，足夠去吃點小吃，喝杯奶茶。

事實上，50元的電影票可以根據場次和冷門時間將價格調低到30元，但30元的電影票很難調價到10元，因為制片方和出品方與電影院線都有價格協議，一般票價不會低于30元，電影院基本都是院線自營店或者加盟店，需要服從院線的定價安排。不然有的電影院票價過低，會影響到其他電影院，所以電影上映時會有一個標準定價。

電影院自己沒有定價權，也就沒有運營權。對此，共存物聯聯合創始人俞佳斌表示，此前機票盲盒熱銷的時候曾跟合作電影院探討過是否可以做電影票盲盒，通過盲盒形式銷售低價電影票提升非熱門場次或非熱門電影的上座率。答案顯然否定的，原因就是電影院沒有定價權，需要與院線溝通，院線還需要與片方溝通，一片一溝通根本不現實。

后來俞佳斌提出是否可以把共存物聯提供的充電寶、游戲機、按摩椅、娃娃機等自助終端與電影票打包，用戶在這些自助娛樂設備上的消費可以按一定比例折算成電影票代金券，用戶購買電影票時只需要支付9.9元，電影院的實際結算票價仍是30元，只不過剩下的20.1元是通過自助娛樂終端的消費來填補。

從電影院的角度出發，雖然看起來電影票價降低了，但實際并沒有給電影院帶來增收，原本充電寶、游戲機、按摩椅的分成收入也歸電影院所有，對電影院來講只不過是左手導右手，最主要是目前電影院不同自助終端的合作供應商都不同，要想實現用自助娛樂終端來補貼電影票的方式就需要所有設備都與同一家公司簽約，但電影院與各產品原有供應商都有合約，短時間內無法替換。而且一旦疫情過去，電影院還是可以繼續躺賺的生意，沒必要把簡單的業務復雜化，用自有的收益補貼自己，既麻煩又不能多賺錢，還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俞佳斌表示，由于電影開映之前都有一段等待時間，用戶會去消費一些電影院提供的自助娛樂設施，例如抓娃娃、打街機，或者迷你KTV唱個歌，如今電影院的等待區越來越像一個小型的電玩廳，電影院則是二房東，向各產品的供應商收取一定費用。如果電影院真正有運營意識的話，這些產品可以打包起來，為電影院的主營業務提供助力，但電影院沒有配合的積極性，此事只能暫緩。

俞佳斌進一步補充說明，看電影往往都有伴隨消費，很多時候電影前后，觀眾會吃一頓飯，或者買杯奶茶、喝杯咖啡，實際上電影院可以給周邊商戶帶來不少客流量，但電影院自身未能享受到這些客流量的消費價值。共存物聯想做的也不是拿自己的主營業務去補貼電影院，而是先用自有產品組合搭建一套運營模式，后期會圍繞電影院做一套商戶廣告系統，讓電影院周邊的餐飲店支付電影票的補貼成本。

事實上，電影院的經營態度都是由院線決定的，是打算繼續躺賺，還是積極運營，電影院的經營者需要聽從院線的安排。之前院線考慮的竟然是取消免費3D眼鏡，提高影廳內最佳觀影區域的票價等對用戶不友好的經營策略來增加營收，這樣的電影院有今天的窘境也不值得同情。躺賺慣了的電影院，是時候吃點苦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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