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智谷趨勢

“血汗工廠”（sweatshop）最早出現在1867年的美國。但是每一個搞工業的國家，都難免會留下屬于那個時代的特殊印跡。

比如，中國最發達的手外科在哪里？

在21世紀初的珠三角。

追溯當代“世界工廠”的源起，那時的工人們付出的不只是青春、辛勞……還有很多靈巧的手，以及流在臉上、滴在心里的淚。

還有，中國近3億農民工，迄今能夠與雇主簽訂勞動合同的不到40%。40%既是歷史的印跡，也是文明進步的標志。

只有了解市場的“原始”，才能明白如今最廣大的打工人，渴求的東西很簡單：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不被拖欠工資，能夠自由流動……

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從過去的嚴重傾斜一點一點走向平衡。

要讓最普通的勞動者們，成為繁榮的參與者和分享者，而非局外人。

該對“共同富裕”有更深刻的理解了。

01

沒人能跨越社會進程必經的階段。

市場力量總是傾向于成本更低、用工更廉價，工人工資和工作環境螺旋下降；而為了保護工人權利、收入和安全，政府或類似工會的組織又會對市場進行監管，期望幸福指數能線性上升。

經濟學家卡爾·波拉尼總結說，市場力量與尋求社會保護的力量之間碰撞拉扯，不斷做著“雙向運動”。

世界工廠正是在“雙向運動”的博弈中，不斷區分贏家和輸家，曲折前進的。

過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尤其外循環為主、擴張制造業出口創匯時，每天吞吐的中國制造背后，是無數工廠和流水線，是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無聲的付出。

他們剛從農村出來，還懵懂著就被推上流水線，他們不清楚里面的風險，也搞不懂法律和社保體系，常常為了表面上能多掙一個銅板而自愿付出了一切。

長期以來，工廠和農民工是不可能簽勞動合同的，這意味在工傷賠償、社會保障、工資討薪等勞動糾紛里，工人群體極為弱勢。

沖突最緊張的時候，以至于“為農民工討薪”幾乎成為每年春節前總理、媒體的規定動作。

到2020年，中國農民工依然有2.85億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他們的月均收入也終于來到4072元。

農民工規模及增速 圖源：國家統計局

常有報道夸張建筑工人月收入上萬，大學四年苦讀不如搬磚云云，但對工資是按年發放，經常被拖欠、老板跑路、資金斷裂等問題鮮有提及。

2016年的統計局調查顯示，與雇主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上升到35.1%。而在一些地方的2020年統計里，勞動合同簽訂率還遠不足30%的水平。

去年火上了熱搜的孫玲，從湖南農村出生，到深圳電池廠當工人，最后自學成為美國谷歌程序員，拿到高薪收入，站上TED講臺。這是一條傳奇的“人生逆襲”的模板。

孫玲的TED演講

2.8億的孫玲的工友們，只擁有和她一樣的前半生。他們后半生的命運和國家的故事，也繼續寫在那一雙雙手上。

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服務業和城市商業迅速壯大起來，寫字樓數量和商業街活力成為中國城市發達程度的標桿。

這些繁榮是農民工在泥灰包漿中一磚一瓦建起來的，但他們仍是繁華的局外人。

一個全新壯大起來的勞動群體，是白領。或者，用最近火出了圈的話來說——新生代農民工。

比起他們的父輩，新生代農民工遠離了猙獰傷口、矽肺病的侵擾，他們坐在窗明幾凈的格子間里，同電腦一起996、007。

對他們來說，新的職業病更加慢性、隱形。從最極端情況的猝死，到高血壓、心臟病、頸椎病等疾病，再到脫發、失眠、過勞肥等焦慮。

新一代也更善于發聲和維護自己的權益，在公司制度的斗爭、中國勞動保護加速完善的進程里曲折向前。

圖源：FT中文網

然而，從2014年開始，一種完全不同的就業形態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以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快遞員等為代表的，一種靈活就業、零工經濟為主的勞動群體形成了。

由此帶來的雇傭關系的微妙變化，對勞動保護也提出了新的創新挑戰。

02

2020年全國快遞件數突破了800億件，平均每秒鐘就有2500件新快遞發貨；網購用戶規模達到了7.82億，占網民整體的80%；全國每天會產生約5000萬筆外賣訂單，日均交易規模超過23億元……

隨著互聯網平臺經濟的擴張，每個環節都需要大量勞動力。

如今，全國僅外賣員就超770萬人，網約車司機超351萬人，只這兩個群體就破了千萬。

從農民工、紡織女工、建筑工人，到現在數千萬的依托于平臺的打工人。

一個共識是，平臺經濟野蠻發展的時代過去了，如今是規范化、體制化的過程。行業將在政策監管、公司轉型和勞動者的權衡中，做出“雙向運動”。

7月16日，經國務院同意，人社部等8部門共同印發《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首次出現了“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表述，意味著我國增加了第三種勞動形態。

這個文件將平臺就業的新就業形態分為三種：

• 第一種，勞動關系，企業和勞動者應簽訂勞動合同；

• 第二種，不完全符合勞動關系，企業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協議，合理確定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

• 第三種，民事關系，個人依托平臺自主開展經營活動、從事自由職業，按民事法律調整雙方的權利義務。

事實上，從2014年互聯網+、共享經濟等平臺經濟勃發開始，對平臺上的從業者勞動權益的討論就已經進入高層的議事日程中。

2018年，發改委等十七部門引發了《關于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積極穩定和促進就業的指導意見》；2019年，國務院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除此之外，針對網約車司機、餐飲外賣平臺，都曾有專門的指導規范出臺。

隨著此次“第三種勞動形態”的提出，可以說是靴子落地。一個不同于勞動法和民法的制度體系開始建構，我國由此將進入“勞動三分法”時代。

在7月7日的國常會上，為新就業形態的勞動權益的內容，定下了5個大方向。

靈活就業人員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納入最低工資制度保障、按時支付勞動報酬、制定科學的算法規則。

最老大難的問題是社保參保。

和農民工兄弟一樣，靈活就業者的流動性大，職業很不穩定，需要跨區域流動。

一紙戶籍最難跨過，個別超大城市未放開外省戶籍人員參保，各個地方跨區域的轉保、退保等也非常不方便。

從勞動者本身來說，大家拼命打工都是為了把錢賺進腰包。繳納社保，從客觀上來說是降低了他們拿到手的錢，而且在用工招工時，也不敢向公司提社保問題，所以也不愿參保，保不起。

人社部勞動關系司司長聶生奎表示，“要督促企業依法參加社會保險，引導和支持不完全符合勞動關系情形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根據自身情況參加相應的社會保險。”

應保盡保，仍是一個漫長博弈的過程。

中國正處在逃離“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刻，平臺經濟所釋放的數字紅利讓數以千萬計的從業者獲得了發展的實惠，也是重要的就業“蓄水池”和“穩定器”。

讓一二線城市的收入水平，能夠輻射到那些心懷夢想、渴望改變的小鎮青年。

這注定了中國不會對平臺經濟采用“休克療法”，發展的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摸著石頭過河也要改革，因為保守的制度同樣是在付出試錯成本。

一個來自甘肅貧困地區的青年，通過從事外賣騎手，獲得了和“共同富裕示范區”浙江省相當的人均收入水平；一名代駕司機，總是上夜班，在酒場間兜轉，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

這樣的故事在新就業樣態的群體中很常見。

隨著勞動三分法這一劑“定心丸”服下，平臺經濟能夠在規范化中繼續發展，靈活就業者也有望步上更幸福生活的上升通道。

在外部法規的規范和監督之下，讓市場和技術在監督下也完成自己的工作，做出螺旋上升的“雙向運動”。

03

在疫情之后，全球傳統勞動力市場都在快速數字化，數字勞工的規模極速擴大。

據國際勞工組織的《2021年世界就業和社會展望》，過去十年間數字勞工平臺數量增長了5倍，出行和配送平臺的數量增加了10倍。

但同時，接近一半的數字勞工每小時的收入不足2美元（約13元人民幣）。

活躍數字勞工平臺數量圖源：國際勞工組織

在歐洲，有10%以上的就業者通過數字平臺來提供勞動和服務，換取報酬。歐盟建議，將數字勞工分為兩類：

• 一類是基于網絡平臺的線上工作者，他們往往具備一定技能、受過高等教育，如網絡博主、剪輯師、設計師等；

• 一類是基于位置的服務人員，處于出賣勞動力的行當，如配送、家政、司機等，并且以此為主要收入來源。

在新就業形態的勞動權益問題上，歐美國家也是在跌跌撞撞中，進行著試錯成本高昂的社會實驗。

美國在勞動法上主要沿襲的是“二分法”制度，只有雇員、獨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兩類。

在大量圍繞Uber、Deliveroo、Airbnb、Foodora、Liefernando等出行、配送、外賣平臺的勞動糾紛下，平臺從業者始終是相對大資本的弱勢群體。

在那些摻雜著傷亡、意外、大額賠償的情況下，如果平臺從業者不被認定和平臺具備雇傭關系，就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往往掀起巨大的社會爭議；

而如果“一刀切”，將所有平臺從業人員都納入雇傭關系、最低薪酬、工作保障等的保護范圍內，對相關公司的運營成本和經營業績來說，會是不小的沖擊，后續連鎖反應不一定如政策制定者所想的喜聞樂見。

2021年5月，西班牙出臺了“騎手法”，將網約配送員和平臺一律歸為雇傭關系。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但在這樣高壓政策和監管的不統一下，各大平臺因為運營成本提升，可能退出西班牙市場。

因此被砸掉飯碗的數千名騎手們發起了抗議，矛頭直指政府，要求給與他們從事自由職業的權利，新的勞動法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德國目前的勞工境遇超過美國和亞洲國家的水平，其線上平臺工作者中30%的稅后月收入超過3000歐元（約2.3萬元人民幣）。德國勞工部在2020年底公布了《讓新就業形式更公平》的計劃，建議所有平臺經濟里的靈活就業者都納入醫療、養老、事故意外等保障體系。

2020年11月3日，美國加州通過全民投票，以58.63%的贊成票，決定了網約車司機為屬于獨立承包人，但平臺也應給予其工資和福利保障。

這是對勞動三分法的變相承認。

各國國情不同，在發達國家，從事服務員、搬運工、維修工人等職業仍然能獲得每月1萬人民幣以上的收入，像社會福利體系、小費文化等也與中國大有不同。

發展中國家里比他們能賣力吃苦的勞動力一抓一大把，但掙的錢卻只有他們的零頭，這是發達國家社會整體生產效率比我們發達，以及全球化經濟發展不均衡造成的。

所以到今天，仍然會有中國博士、高級人才寧可到美國洗盤子、送外賣、當工人，也不愿回國的報道。

中國正在產業升級轉型的陡坡上，如果我們的產業實力無法向價值上游沖刺，不讓數字紅利惠及最廣大的人群，人均工資就會被困在中下水平。

這最終取決于我們高價值產業鏈布局、科技創新水平。

04

如今，中國的主旋律是共同富裕，是提升全社會的平均收入。

讓數億的處于社會邊緣的人群融入中國經濟內循環中，融入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大循環中，才能分享到時代發展的紅利。

讓工人和服務人員能體面地養活自己，通過工作實現人生的改變、階層的流動。

中國是擁有14億人口、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超大市場，現在剛剛進入了人均1萬美元的發展階段，潛在的經濟活力和發展余地、空間還非常大。

隨著廣大勞動群體的收入提升，自然也會帶動內需水平，支撐我們如今“以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結構。這又會為中國的科技創新、產業升級提供空間，從而實現正向的螺旋上升。

什么時候，我們的藍領、農民工兄弟、外賣小哥都能昂首挺胸地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什么時候他們才能感到自己也是中國的主人？

這才是一個大國該有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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