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俞敏洪決定請幾個“朋友”吃飯，是吃午飯，而不是晚飯。這似乎在昭示，這并不是一頓只談情懷、風月抑或敘舊的普通飯局。

受到邀請的“朋友”名單證實了這一點。在那個中午，坐在俞敏洪對面的，是他的“企業家朋友”馬云、柳傳志和郭廣昌。當他開門見山地向朋友們講述了自己當下的處境之后，俞敏洪收獲了信任，朋友們對他說：

“如果是真的，你就告訴我們實情，我們幫你一起想辦法解決；如果不是真的，也就是你百分之百是誠懇的，那么我們就來買新東方的股票，幫你把股價拉回來。”

俞敏洪報之以肯定和正面的回答，于是，“正式”的話題到此結束，“喝酒”回歸到聚餐的主題，推杯換盞，觥籌交錯。

那一天的晚上，朋友們的公司就陸續買入了新東方的股票。至于金額，俞敏洪記得是“差不多3億美元”。

那時的俞敏洪，正面對著新東方上市以來最大的一次危機：市值跌去60%。這讓他有瀕臨絕境之感。

只不過，那時的他并沒有想到，大約9年之后，自己將面臨更嚴峻更復雜甚至決定公司命運的一次挑戰，新東方市值的80%將在幾天內蒸發。

9年前，這一幕是“對手”渾水——一家專門以主要做空中概股公司為收益來源的機構——造就的，但9年之后的這次危機，俞敏洪卻“沒有對手”，因為造就這一切的，是時代的轉身。

9年后，俞敏洪沒有反擊，因為他不可能與時代作戰。

2

在時代轉身之前，柳傳志和馬云，時常會在他人命運的關鍵時刻出現，一如2012年時的俞敏洪，亦或2015年的程維。

作為后輩的程維，2015年面對的局面與俞敏洪幾年前多少有些相似，他們面前都站著一個厲害的對手，前者是做空機構渾水，后者則是共享出行領域的世界級企業UBER。那一年，UBER來勢洶洶，手持以十億為單位的美元，誓要與滴滴在中國決一死戰。

出生于1983年的程維，此前的職業生涯可以說是順風順水，在阿里任職時也曾遇到過挑戰，但都是業務層面的。UBER攻勢如山，他不得不向外尋求支持。這種支持，不僅是資金層面的，還包括精神與戰略的層面。和前輩企業家俞敏洪的選擇相近，他去找了柳傳志、馬云，還有馬化騰。希望能夠從他們那里得到精神層面的支持與指教。此時，對于程維來說，這和足夠的資本彈藥一樣重要。

程維拜會了柳傳志，講出了自己的擔憂，柳傳志告訴他：必須要發揮本土的優勢，游擊戰，拖住對方。

程維向馬云征求建議，談了一些自己關于打法的設想，馬云告訴他：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你拖它兩年，它自己會出問題的。

程維也去找了馬化騰，騰訊是滴滴最早的“大金主”。馬化騰告訴他：要正面拉開架勢，殲滅他。

一場曠日持久的出行大戰后，滴滴“吃”下了UBER的中國區業務，新型出行平臺由此一統江湖。程維在后來回顧這一切時，曾向身邊人以“結硬寨，打呆仗”總結。熟悉柳傳志的人都會清楚，這六個字，柳傳志時常掛在嘴邊。

6年之后，程維和滴滴遭遇了更大的一次危機，但也與俞敏洪一樣，這一次的危機沒有對手，比俞敏洪打仗更彪悍的程維，也同樣無法和時代作戰。

3

沒有人可以和造就自己的人作戰，而時代，恰恰就是俞敏洪、程維們的“造物主”。

在離職創業創辦滴滴之前，程維任支付寶副總經理。這決定了他時常要奔走于杭州和北京兩地之間。那時的杭州，是出了名的“打車難”的城市，江南多雨，在雨天趕著時間開會，就是更大的考驗。有一次程維雨天趕會，邊走邊招手地叫車，走了6公里，淋成了落湯雞，到達會議現場時，會已經開完了。

軍紀嚴明的阿里巴巴，對于開會遲到、缺席者的懲罰，程維體會到了。但是，這也讓他發現了一個龐大的，剛性的，但供給十分不足的市場——出行。盡管在更大意義上，這主要應是一個公共服務發揮作用的領域，但，這就是那個時代。

時代把這個機會留給了程維，多年之前，也把同樣的機會留給了俞敏洪。在“辦班”之初，俞敏洪經常會有意外的驚喜，一個班開班的時候，是20多個學生，到結課的時候，就變成了40多個學生，他無需費力去做更多的推廣，人際的口碑傳播，便已經讓他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學生，這讓多年之后，動輒上百元獲客成本的在線教育，唏噓不已。

教育與出行，這兩個需求巨大，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供給尤其是優質供給卻十分稀缺的市場，時代把機會留給了俞敏洪、程維這樣的人。在前前后后20多年的時間中，為了彌補醫療、教育、住房、出行等為代表的“公共產品或服務領域”的供給不足，中國有意無意地選擇了一個商業化產業化滿足供給的路徑，從而一舉造就了諸多巨頭企業。

實事求是地說，俞敏洪、程維，都是“公共產品和服務商品化”的受益者，時代，就是這么造就他們的。

4

在分食時代紅利的路上，俞敏洪和程維們都會遇到一個繞不過去的“貴人”，那就是——資本，它一體兩面，溫柔卻不乏兇惡。

俞敏洪第一次認識到資本對龐大教育市場的價值認知，是在2003年。那時的新東方，盡管處在各種量級的內耗之中，但時代紅利仍然拉動著新東方的復合式增長。出于規范化運作公司的目的，俞敏洪和新東方決定引入外部投資人。

一家山東的證券公司幾經談判進入實操階段。在那個貨幣尚不泛濫的年代，這個外部投資人一下就給出了10億元的估值，這簡直令2003年的俞敏洪驚為天人。這家山東證券公司以1億元的價格持有當時新東方10%的股份。就在俞敏洪的驚愕還沒有消化的時候，1億元已經打入到新東方的賬戶上，如此進度，又讓俞敏洪吃了一驚。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眼中的教育需求，和資本眼中的教育市場，完全是兩個量級，兩個概念。要知道，那是2003年。

直到十幾年后，疊加互聯網的力量，在資本的助推之下，原本是公共產品和服務屬性的教育，其需求扭曲式的擴大，一批教育培訓公司成為追捧的翹楚，裹挾種種社會情緒之后，終于釀成了一場巨大的風暴。然而，資本對于這種公共服務及其對應需求的“催收”，其實早有端倪，從始至終，資本的本質，并沒有變化。

這家山東證券公司急于將新東方裝入一個殼公司，并告訴俞敏洪，這叫借殼上市。出于種種考慮，俞敏洪對此并不感冒，雙方僵持未果。此時，俞敏洪方才發現，原來，這家證券公司早已“埋伏”在這家借殼標的公司當中，一旦新東方裝入成功，這家證券公司毫無疑問，將賺得盆滿缽滿，而這家證券公司投資給新東方的1億元，實際上是銀行貸款。

這是俞敏洪第一次看到資本運作的邏輯：他們不關心新東方的業務，也不關心產品、服務，他們只關心盡快完成借殼，他們提前買入的殼公司股票和投資給新東方的資金，都可以套現獲利。俞敏洪最終還是拒絕了這種“玩法兒”。

但是，他仍然沒能躲過資本。

5

資本并非對公共產品和服務有獨特的偏愛，而是看中了這種公共產品背后巨大的市場規模以及源源不斷的剛性需求。程維的滴滴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當市場需求為剛性無可取代時，誰掌握了供給、優化了供給，誰就可以占有市場，及至壟斷市場，并從中獲益。

在很長時間里，高盛的精英們似乎忽視了一個身邊人的消失，柳青，柳傳志的女兒。

柳青消失在高盛的人潮之前半年，在北京的數字山谷——那是一棟位于北京上地的中關村軟件園中的一棟低矮建筑——她與程維見了第三次面。席間，柳青提出，高盛投資滴滴，但心有盤算的程維拒絕了，就像他早年間躊躇是否要選邊站隊接受騰訊的投資一樣，這是第三次拒絕。

柳青開了一個玩笑：“不讓我投，是不是想讓我給你打工？好吧，我把我自己投進來吧，我給你打工吧。”在開這個玩笑之前，也就是最初認識程維時，柳青充分展現了資本的價值判斷，她向程維提出，希望能夠撮合程維的滴滴和呂傳偉的快的合并，而后高盛以“很好的價格和適當的身份”投進來。那時，柳青和阿里、騰訊兩方的關系都非常密切，而阿里和騰訊分別是站在快的和滴滴背后的金主。

資本喜歡大市場，更喜歡催生甚至構造一個大市場中占有足夠市場占有率的大企業，后來，這種企業，被叫做“平臺”。2013年，在柳青的撮合下，“滴滴”和“快滴”在杭州機場見了一面，兩方談及了合并的問題，但是，話不投機，談判沒能繼續。

但程維把柳青的玩笑話當了真，幾經交手之后，在一趟和程維一起前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柳青做了最終的決定，加入滴滴。

程維得到的不僅僅是一位干將，還包括柳青在2014年末的三個星期中，就搞定了7億美元的融資，這成為此后燒錢大戰中，滴滴重要的一部分糧草。這既是柳青的能力，更是資本的嗜好：

資本喜歡大市場，而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領域，恰恰足夠“大”了，還供給不足。

在投資人那里，有一句當時頗為流行的諺語：

西方國家民眾的補貼是政府給予的，中國民眾的補貼很大一部分是互聯網公司給予的。

6

與程維柳青的故事多少有些類似，盡管時間上要更早，俞敏洪的第一筆“國際資金”，也是一位女性朋友帶來的。她叫陳小紅，大名鼎鼎的TIGE GOAL（老虎基金）的中國區總代。陳小紅在北大是學歷史的，她和俞敏洪不僅僅是校友，還是師生。陳小紅上大學時，公共英語課是俞敏洪教的。

后來，俞敏洪把老虎基金的引入，視為新東方前往美國上市的前奏曲。只不過，作為一個辦教育的企業，能不能到美國的資本市場上市，能不能拿美國資本的錢，剛剛經歷了一番殊死內部權力斗爭的俞敏洪，心里也沒底。

當時的國內，有著很強的反對教育產業化的聲音和情緒，這種認知特別存在于不少主管部門當中。俞敏洪曾經和身邊人描述過他的擔心，因為當時尚未有中國的教育企業在美國上市，以新東方當時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一旦上市，就會成為教育產業化的典型代表。身經百戰的俞敏洪知道，那很可能意味著種種約束甚至直接處罰。

有著這種擔心的俞敏洪，就去有關部門請示。他正式非正式地與教育有關主管部門溝通，詢問他們對新東方赴美上市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是：“我們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事情，所以也不知道你去美國上市到底是不是符合相關政策，你只能自己判斷，我們既不能鼓勵，也不能反對，所以，你只能自己去想。”

在另一些更關鍵的部門那里，俞敏洪得到了“可以嘗試一下”的答復，但他還聽到了一句追加的回答：我們不能給你做出任何承諾，因為教育和商業畢竟是兩個領域。

如今回看，不管是俞敏洪本人，還是主管部門有關人士，對于教育——這個本應是公共產品和服務唱主角——領域的商業化和資本化，其實都保持著某種微妙的“戒心”，而這一切，似乎也是多年之后釀成一場風暴的“伏筆”。

俞敏洪矛盾了許久，但是，國家對境外上市相關監管政策的出臺，讓那時的俞敏洪決定搶跑上市，于是，俞敏洪和新東方更早地去往了美國資本市場，在那里，新東方福禍相依，直到2021年。

7

艱難之時，無論是俞敏洪還是程維，都會想到要找柳傳志。這位中國企業家群體中擁有崇高地位的人物，說過很多引經據典的話語，而他的女兒柳青最熟悉的那句應該是：不做改革的犧牲者。

自始至終，程維、滴滴與政府監管都處在一種微妙的狀態下，“合規”成為滴滴一個不愿提及的痛處，盡管本質上它以資本和商業的力量，豐富了出行這一龐大公共領域的供給渠道。但是，柳青清楚，滴滴處在“新舊制度犬牙交錯的華景中，滴滴必須創新，但又不能與各方對抗。”。

幾位曾經和柳青有過接觸的地方官員都記得，柳青會和他們提及，未來會推出滴滴指數，有很多城市的大數據，并將與政府部門一起策劃未來整個大城市的交通布局。然而，恰恰是這些數據，多年之后，成為觸發滴滴危機的所在。命運玩笑，一語成讖。

盡管總是以創新來粉飾自身業務與現行監管之間的微妙博弈，但是，即便有龐大資本的加持，滴滴仍難以繞過合規這個敏感地帶。程維和柳青也并非是在2021年夏天才體會到這一點，在此之前，滴滴曾籌劃到香港上市，但是，香港聯交所和監管部門對于上市業務合規有著比美國更嚴格的要求。

根據聯交所和香港監管部門的規定，如果公司的某項業務收入違反重要規則及條例，比如 “沒有獲得對核心業務有關鍵意義的許可證”，該公司需提示風險和及時整改。程維和柳青應該都清楚滴滴自身的情況，比如，直到2021年6月，滴滴都還沒有拿到網絡預約出租車的經營許可證。按照香港的監管，這些都會成為滴滴和程維柳青們的麻煩。

但是，資本對龐大市場的追逐，無法等待“完全的合規”。程維曾經回憶過自己一次“半夢半醒”之間的自我問答，程維問鏡子中一個扮上了大胡子的少年：“你知道出租車行業其實是非常封閉的，市場規律很多都是適用，我擔心過不了政府那一關。”

鏡子中的大胡子少年則回答程維，“政府也會根據市場調整，尊重市場規律，相信我，你們是可以合作前進的”。

據說，這是程維拿到金沙江朱嘯虎200萬美元投資之后在辦公室的沙發上進入的夢境，現在，程維還記得自己和這個鏡中大胡子少年的對話嗎？

8

俞敏洪曾經說，“很少有資本家愿意跟企業一同共生死”。他著實感受到了，資本對于教育規律本身的扭曲。

上市之后，新東方的營收規模經歷了一個階段的快速擴大，股價也一路上行。但是，俞敏洪在看財務報表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一些分校的收入比上一年度增長70%~80%，甚至100%，但是，第二年卻突然不增長了，有的甚至開始迅速下滑。這對于“辦教育”的俞敏洪和新東方而言，是一個非常棘手和重大的問題。

資本沒有俞敏洪辦教育的耐性，上市公司業績的要求，扭曲了新東方的考核機制，在這個考核機制中，只有收入和利潤兩個指標。于是，最簡單的增加收入的方式，就是多開校區，多收學生，多賣高價產品，甚至是預收款的產品；而最簡單的增加利潤的方式，就是壓低成本，而這一點最簡便的做法，就是降低教師收入，壓低人力資源成本。這些資本追求的，讓新東方和俞敏洪開始面對寅吃卯糧、品牌折損的境地，而用戶最終會選擇用腳投票，離開沒有好老師，教育質量下降的新東方。

俞敏洪意識到，資本這種“收割”的心態，與教育本身的規律是違背的。他立即進行糾正。他寫了一封公開信，題為《堅持做正確的事情和正確地做事情》，在此之后，新東方有所調整與收獲。但是，資本助推之下的教育，此時已經迎來了一個“大時代”，這個時代在短暫地到達巔峰之后，迅疾滑落，一時間，“哀鴻遍野”，卻不失為對資本扭曲教育本質規律的一次糾偏與糾正。

俞敏洪當然也享受到了資本方法的紅利。例如，他利用渾水做空新東方導致的股價低潮，解決了核心團隊的股權激勵問題。他出面向“企業家朋友”牛根生借了美元，再借給希望進行股權激勵的團隊成員，在股價更低的時候，以很低的成本完成了股權激勵，穩定了隊伍與人心。

在這個時候，俞敏洪不僅僅只像是一個“干教育”的，他有他精明的商人一面。

9

秋風起于清萍之末。

當俞敏洪公開“痛斥”民營醫院不應把醫療當做生意之后，他可能忽視了其后開始的“藥品帶量采購”真正的信號意義。很多企業家可能都忽視了，那便是對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過度商品化、資本化糾偏的開始，此后，“房住不炒”、“雙減政策”等大政方針接踵而至，分享公共產品商品化、資本化的時代，自此，徐徐降下大幕。

程維似乎已經嗅到了某種危險的信號。因此，滴滴的赴美上市處理得異常低調。4月之時，滴滴決定采用秘密交表的方式，啟動在美國上市的程序。而在選擇了6月30日這個上市日期的同時，滴滴還取消了上市敲鐘的環節——這本是昭示成功的一種儀式。滴滴的多個大塊頭投資人還接到了程維或者高管團隊的請求，請投資人們不要接受媒體采訪。

然而，程維團隊以及背后的投資人們，并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在拿到金沙江投資的那天夜里，半夢半醒間，程維結束了和鏡子中那個大胡子少年的提問與回答，那個大胡子少年說：“打車只是起點……十年之內，現實世界的交通肯定會大變樣，你有機會趕上這波潮流，放手去做吧。”于是程維問了最后一個問題：“剛才說的，都是真的嗎？”大胡子少年回答程維說：“你說呢？”

俞敏洪在朋友圈怒斥“新東方組織郵輪公海開培訓”的虛假消息。他在朋友圈里寫道：你對新東方是有多恨，才能在這種艱難時刻落井下石？你特么還有一點人性嗎？

他的激動和情緒化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與渾水做空的危機不同，這一次，他所經歷的危機沒有對手，作為一個被時代造就的商人，他無法和時代交手，抑或作戰。

無論是俞敏洪，還是程維，這一次都無法再從柳傳志、馬云、郭廣昌、馬化騰那里得到答案或者支持了，因為，時代也是他們的造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