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腦極體

互聯網上的女性越來越憤怒了——如果你是5G沖浪的網絡選手，不難從近年的輿論場得出這個結論。

用專業術語來說，應該是女性越來越不避諱表現出道德憤慨（Moral outrage），指的是當人們認識到一個人或機構違反了道德原則時，會引發憤怒，并通過語言和行動來嘗試糾正不公正的現象，為被壓迫者辯護。

最近的一次網絡集體“道德憤慨“，應該是7月28日晚。中國選手肖若騰在男子個人全能決賽中發揮非常出色，卻未能奪冠，而裁判對金牌得主日本選手橋本跳馬落地時出界的失誤有所偏向，一度引發了中國網友的巨大質疑，“肖若騰銀牌被打低分”直接沖上熱搜。

在快訊標題中將這一結果表述為“體操-肖若騰不敵日本19歲天才摘銀”的媒體，也引發眾怒，在29日凌晨緊急發布了致歉聲明。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事件（及關聯事件）中憤怒的公眾，女性占比都比男性要高?！笆捜趄v摘銀”的女性討論比例高達72.6%。

“氣哭了”“奧林匹克精神沒看到，抗日精神倒是被喚醒了”“東京奧運會抵消了前三十年外務省大派經費帶來的全部積極效果”……都是來自女性網友及博主的態度。

當然，女性網友并不僅僅對我國運動員遭遇不公有憤怒情緒，早在之前的賽事中，鐵人三項中因在污染嚴重的水域比賽，選手集體嘔吐的新聞，參與討論并表達意見的女性占比也達到了51%，略高于男性網民。

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一方面，主動表達“道德憤慨”，并不符合傳統文化中對女性“溫和、順從”的規訓，代表著網絡環境下女性打破桎梏的大趨勢；與此同時，新媒體的賦權，讓道德憤慨逐步變成了一種可以深刻引導公共輿論、影響事件發展的力量。

此前林生斌從公共同情到集體憤慨的口碑崩塌，“吳亦凡都美竹事件”中，徐姓寫手代筆的“牙簽”檄文對公眾憤怒情緒的激發，就是直接的例證。

可以說，女性在輿論中的話語權擴大，女性道德憤慨的能量，絕對絕對被低估了。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它將直接影響輿論場的風向、公共事件的走向以及商業營銷的取向。

從女性化到女性話：道德憤慨的變遷

大家是否好奇，在網絡出現之前，人們如何表達憤怒？

1935年，天津發生了一起具有傳奇色彩的行刺案。民女施劍翹為報殺父之仇，在天津南馬路清修院居土林的佛堂射殺了前直系首領孫傳芳。

原本是必死之局，但施劍翹選擇了向報紙求助，并召開新聞發布會，激發了公眾對當時北洋軍閥的批評。媒體傳揚她英勇的美德，而受害者孫傳芳則被描述為一個殘暴的、出賣國家主權、鎮壓勞工的軍閥。

知識分子和城市大眾紛紛為她發聲，最終得到了國民政府的特赦。在這個事件中，道德憤慨展現出了巨大的力量，驅動著大眾參與公共討論。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林郁沁(Eugenia Lean)就在《施劍翹復仇案》一書的寫道，施劍翹案中展現出來的、令人吃驚的公眾激情的批判能量，給現代中國之外的歷史進程以更多的啟示意義。

這種公眾批判，也被林郁沁認為是“女性化”的。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公眾憤怒來自于同情，施劍翹案是女性所為，“同情”進入公共領域，形成了批判性的社會力量；

二是林郁沁認為“重情而不重理”的公共批判，容易被操縱，具有反復性。

不得不說，這種將“無理取鬧”與女性掛鉤的看法是有局限性的，但道德情感所帶來的強大力量，在一個男性把持著主流媒體話語權力、男性主導公共事務的歷史背景下，亦能產生改變主人公命運的結果，那么當女性群體加入公共輿論場，爆發出更大的道德情感能量，似乎就是必然的了。

憤怒是一種十分激烈的情緒表達，許多文化中都有女性要柔順的規訓。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互聯網上普遍的道德憤慨依然來源于男性網友。

那么，女性的道德憤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初露鋒芒的呢？

有三個前提。

1.社交網絡的交互性，改變了專業媒體和男性發言主導的單一局面，低門檻、匿名性等特點，給了更多女性“進場”發聲的機會。

2.在線交流的圈層化。比起事實性資訊，圈層（熟人社交圈）內傳播，尤其是女性的交流圈中，可以隨意自然地表達個人情緒，在相互作用中喚起更多人的情緒和情感。當你和閨蜜在群里或朋友圈辱罵渣男明星的時候，也就建構了新的輿論生態。

3.富媒體的大眾化。表情符號、短視頻、表情包等等各種表達形式，能夠更直接地表達情緒，也讓女性的道德憤慨有了更具象的展現形式。這次東京奧運會上，穿著綠衣服的吳京成了場外最忙碌的人。此前的“帝吧出征”中，飯圈女孩們也是帶著各種表情包前往海外各大社交平臺發聲。

媒介環境與傳播形態的變化，賦予了女性放大自身情緒的可能。

當她們憤怒，她們在表達什么？

情緒的強度越高，分享的意愿越強烈。憤怒，毫無疑問是所有情緒中極易傳播并感染他人的一種，這也使得女性道德憤慨的利用價值被越來越多商業機構所看到。

不過，女性在表達憤怒時，又體現出了一些不同之處。

首先，是目的不同。

女性的道德憤慨，大多是共情產生的集體同情，比如“江歌案”中因同情江歌及其母親的遭遇而對劉鑫產生憤怒；出于對運動員的健康擔憂而對東京奧運會主辦方的不妥安排感到憤怒等等。

一項海外的社會研究顯示，道德憤慨是一種“親社會的情感”，對女性具有仁慈、善良等吸引力。那些被女孩發“好人卡”的可以自己反省一下了……

女性道德憤慨的出發點，也極大程度地避免了道德作秀（Moral Grandstanding）的出現。

其次，是行動不同。

基于信任的社交關系鏈天然具有凝聚力，更容易將情緒轉化為實質的行動力。所以，女性的道德憤慨也表現出不流于口號，而是直接影響現實事件的特點。

就拿前不久，諸多女性對吳亦凡事件的憤怒，讓首個解約的韓束品牌的直播間意外走紅，兩位主播也成為諸多女性眼中的新晉cp；鴻星爾克的“野性捐款”直接帶動了“野性消費”，大家紛紛在直播間表示“坐那兒吧，我們自己買”。強烈的情緒轉化為強大的行動力，隨后又擴展到更大的范圍，吸引了更多受眾的參與，最終決定了整個輿論場的走向。很多情況下，對這群憤慨的女性群體的關注甚至超越了輿論事件本身，像是2016年的帝吧出征，就直接帶火了“飯圈女孩”這個詞。

接下來，女性的道德憤慨也因為帶有情感和激情，而產生了更強的社會凝聚力。

道德憤慨的本質，是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一直以來，我們的傳統文化中都不鼓勵情緒化的表達，“存天理，滅人欲”“君子之交淡如水”“怒傷肝、喜傷心、憂傷肺、思傷脾、恐傷腎”之類的古訓，似乎都在強調不帶情感地生活。但這也會讓許多人在面對公共事務時變得冷漠。

而女性的道德憤慨，也在一次次激發公眾的共同情感中，將越來越原子化的個體凝結起來，獲得“社會共同體“的情感聯結。

這也是為什么，女性群體的道德憤慨，開始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傳播影響力。

靠刺激情緒做營銷，是一筆好生意嗎？

此前，確實有媒體和個人喜歡道德憤慨帶來的流量紅利，比如前不久，某網劇就在海外社交平臺發布言論稱“中國傳統服飾是韓服”，試圖激起中國網友的憤怒，從而收獲點擊和分享，為自己造勢。

不過，想要把握好這股力量，將其變成財富密碼，似乎并沒有那么容易。

一方面，情緒存在不穩定性，輿論未必能按照預期的方向發展。

比如林生斌再婚生子事件中，大眾（以女性為主）情緒就從祝福變為失望、憤怒、痛恨。前面提到的該新劇，剛開始確實點燃了網友的怒氣值，但被揭穿外網言論都是“僵尸號”、自導自演的事實之后，也遭到更強烈的批判反噬，不得不刪帖危機公關。

正因為女性群體的情緒感染能力較強，在民意大勢形成之后想要再引導到理性探討就很難了。

而且，道德憤慨也很容易習慣，而出現“憤怒疲勞”。網絡熱點的快速更迭，媒體市場化對公眾情緒的過度刺激與消費，都會讓“憤怒疲勞”過早地到來，而結果就是，當真的出現應該憤怒的事件時，反而不愿意調動情緒了。比如鄭爽代孕和華晨宇宣布有孩子等事件相繼發生，公眾的關注點就逐漸失焦了，試圖通過梗圖、段子來消解疲憊感，放棄對公共議題的嚴肅討論。

米蘭昆德拉曾將人們喜歡體驗表面的、虛假的自我感動，看作“靈魂的虛腫癥”。

而女性的道德憤慨，則穿過了這種道德迷思。它源于同情，也超越了同情，帶著強烈的情緒去改變，去嘗試追尋公平和正義。

從這個角度來說，擁有道德憤慨的女性，或許多一點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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