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闌夕，作者丨陸離

“很少去KTV了，上大學之后出去玩主要是蹦迪，也會去玩桌游、密室逃脫?！?/p>

今年剛從上海某高校畢業的小許在被問及“最近一次去KTV是什么時候”時這樣回答，他說，初高中的時候，逢寒暑假甚至是周末，一幫朋友們經常一起聚會唱K，那時候零花錢不多，湊起來買飲料零食，但也能玩的很開心。

上大學之后，從小地方到了大城市，夜店蹦迪成了更適合自己的娛樂方式。

倒不是說不喜歡唱歌了，而是桌游、密室這些也很有意思，加上身邊的朋友總有不愛唱歌的，去KTV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少。

就算是今年春節在家里，我在微信提議群里提議去KTV唱歌，朋友們也都不怎么熱衷了，最后大家選擇了密室逃脫。

“更重要的可能是，KTV從我第一次去它就是那個樣子，一群人只有唱歌，一直都沒變過。如果說同樣有小吃、啤酒、聚會，那可以去的地方實在太多了，為啥非得是KTV呢？”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無論是00后還是90后，亦或是更年長的80后、70后，曾是年輕人聚會娛樂場景心頭好的KTV似乎已經成為了過去時。

去年年初，工體北路的著名KTV——也是王思聰曾一夜壕擲200多萬而登上熱搜的——K歌之王以《總經理致全體員工的一封信》宣告倒閉而再度登上熱搜。

與此同時，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3月，我國現存的KTV企業為6.4萬家，相較于2014年巔峰時期的12萬家已經腰斬。

不僅僅是年輕人不再青睞KTV了，KTV行業自身也已近黃昏，變化是從什么時候發生的？

從卡拉OK到量販式KTV，點亮亞洲人的夜生活

首先讓我們把時鐘撥回到50年前，1971年，當時的日本正深受西方嬉皮士文化的影響，年輕人迷戀音樂，到酒吧等場所聽歌手演唱是他們的主要消遣方式。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日本樂手井上大佑在為朋友的錄音機灌制伴奏樂曲時，產生了一個天才想法：做一臺可以播放伴奏的機器，這樣所有人都能跟著一起唱歌了。

在機械師的幫助下，史上第一臺“卡拉OK”(即“無人樂隊”)機誕生了，以此為模板，井上大佑用租賃卡拉OK機的盈利，又開發出第二、第三代卡拉OK機......他本人也并未申請發明專利，隨著一些電器大廠家介入大規模開發，卡拉OK逐漸走向世界。

據日本卡拉OK協會統計，卡拉OK最輝煌的時候，1億多日本國民中有超過6000萬是卡拉OK消費者，行業年銷售額達160億美元。

也正是因此，井上大佑被《時代周刊》評價為“改變了亞洲人的夜晚”。

到了80年代初，改革開放后的中國面貌一新，老百姓對文化娛樂的需求與日俱增，廣州作為改開窗口之一，廣州東方賓館與日方合作引入成立了大陸第一家卡拉OK廳，那是一個能容納60人的開放大廳，圓形的小舞臺上擺放著點唱設備，主要對外賓開放。

此后這種新鮮的娛樂方式蔓延開來，到了1985年，廣州市在全國率先把非營業性舞廳全部轉為營業性舞廳，卡拉OK也逐漸在全國興起。

據北京市文化局統計，1993年9月北京市共有注冊歌廳282家，到1995年，包括歌廳等在內的新型文化娛樂場所已達1400多家。

在那個年代，卡拉OK讓國人們第一次意識到了什么叫做“夜生活”。

1995年1月，來自臺灣的錢柜在大陸的第一家KTV落戶上海，用了兩年的時間火遍了整座城市，也拉開了量販式KTV取代卡拉OK步入歷史舞臺中央的大幕。

借助資本力量的注入，量販式KTV構建了全新的經營模式和標準：比如改變了卡拉OK按歌曲收費的計價模式，而是按照每小時來計價，沒有小費，明碼標價，在曲庫、印象、服務、包廂等多方面全面升級優化。

再比如，錢柜率先提供超市自助式購物，不僅有果盤酒水，還有零食、自助餐等等，這些也都成為了量販式KTV的標配。

彼時也恰逢華語樂壇鼎盛時期，KTV行業迎來黃金時代，發展迅猛，麥樂迪、寶樂迪、K歌之王等眾多品牌涌現。

從豪華大堂到私密包廂再到吃喝玩樂一條龍，帶來的是可以娛樂，可以社交，更有面子談生意的綜合型線下娛樂場所，這完成了對卡拉OK的降維打擊。

也是從這時起，無論是年輕人失戀消愁，還是生意人商業往來，亦或是中年人同學聚會，甚至是一家人聚餐之后，KTV都成為了一個最佳選項。

能與之一交高下的或許只有如今還“獨步東北”的洗浴中心。

其實唱K能紅極一時，和東亞文化也有千絲萬縷的關系，與西方人思想行為開放，敢于表達自我的特質相反，受儒家文化熏陶多年的東亞人民性格習慣內斂，大部分人都不善于在人前長篇大論，反而是拿起話筒之后，更敢于把不敢說的話，通過唱歌的方式唱出來。

KTV行業近黃昏：天要亡，非戰之罪

90后的K歌歷史就是從量販式KTV開始，對于幾乎沒接觸過歌舞廳的他們來說，一首周杰倫的《黑色毛衣》，一首信樂團的《死了都要愛》，足以勾起那個年代的K歌記憶。

從1995年到2014年，是KTV行業行走于巔峰的20年，隨著80后、90后步入社會，曾經是KTV主力消費者群體的他們開始逐漸淡出。

90年出生的張樂坦言，自己上初中那會兒經常約著同學去唱歌，那時候手機沒什么好玩的，也沒有wifi，唱K的時候，有一個人唱歌其他人聽著聊著，也有一個人唱歌大家一起起哄，還有一個人唱歌大家跟著合唱。

“那時候還會臨場發揮的改歌詞，還會即興的在巨幕投影前跳舞，樂趣太多了，現在去唱歌，就是一個人唱，其他人玩手機，感覺完全不一樣了?！?/p>

“還有一個更關鍵的，我們這一輩人都工作了，要不忙著996，要不忙著老婆孩子熱炕頭，過日子夠累了，熬不動了，也嗨不動了?！?/p>

而00后們并沒有接上茬，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快速普及，新一代年輕人早已作坐擁更多線上線下社交娛樂玩法。

正如更年輕的小許所說，比起去KTV唱歌，如今的年輕人們更愿意刷短視頻、看直播、打游戲消磨時間，就算是線下社交娛樂，也有桌游、劇本殺、密室逃脫、真人CS、酒吧等更多更具備吸引力的玩法。

這分流了大量原本應該是KTV目標消費者群體的年輕人。

如果想唱歌，線上有各種在線K歌APP如唱吧、全民K歌、酷狗唱唱等，線下開始涌現出迷你KTV這樣的新物種。

用戶群體的流失只是一個方面，KTV行業從2014年開始就仿佛流年不利。

首先是團購行業的誕生，用拼低價的方式搶奪市場份額，倒逼KTV企業們陷入低價競爭的泥潭。

要知道，選址要CBD、裝修要豪華、服務要全面的KTV本就是一個重成本行業，魅KTV的投資人吳海曾表示，2016年公司KTV租金成本占據經營成本的25%。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不能漲價反而要以各種優惠招攬顧客的團購玩法讓大量KTV企業在虧損的道路上一去不復返，最終在2015~2016年引發了一輪倒閉潮，根據《中國音樂產業發展總報告》顯示，2016年一年里，傳統KTV數量斷崖式減少了近60%。

2018年，才剛剛重整旗鼓緩過勁來的KTV行業再次遭遇當頭一棒，我國唯一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發布一條公告，要求KTV終端商和經營者下架6000多部音樂電視作品。

其中大部分都是消費者在KTV的常點曲目，比如陳奕迅的《十年》、《K歌之王》、《明年今日》，張惠妹《聽?！?、《我可以抱你嗎》、鄧紫棋《泡沫》、信樂團《死了都要愛》等。

事實上，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從2014年就展開了密集維權行動，這讓KTV企業不能再肆意使用無版權曲庫，丟掉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到了2020年，一場疫情襲來，線下娛樂場所紛紛關門歇業，相關數據顯示，2020年KTV行業客流量同比下滑了70%~80%，行業整體已近黃昏。

什么都沒做錯，只是輸給了新的時代

拋開去年疫情對線下娛樂行業造成的沖擊不談，近幾年的衰落并不是因為KTV行業做錯了什么。

而是因為其過時了，或者說，KTV所代表的傳統社交場景業態過時了。

在人們缺乏群體娛樂活動選項時，聚會唱K或許是一個最好選擇，但在選項層出不窮時，KTV就沒什么吸引力了。

很少有人考慮到，總有些人是不愛唱歌、不愛聽歌，只是迫于團建、合群等種種原因才參與唱K的。

人們真正希望的是和有相同興趣愛好的朋友來往，而不是因為大家剛好在同一個班級、部門或社團，就得一起唱歌吃飯。

我的朋友王翰是這么說的，“我唱歌不好聽，去KTV玩就是干坐著，唱吧，不好意思唱，不唱吧，一直坐著也挺尷尬的，玩手機又顯得不合群?！?/p>

不止是自己無聊又尷尬，因為只能一直在那里坐著，邀請自己去的同學也顯得挺尷尬的，總是這樣當然就不愿意去KTV了。

王翰還補充道，“工作之后不用再搞無效社交，就算是喜歡唱歌的同事、朋友也可以選擇看電影、桌游、密室逃脫，和我這種不喜歡唱歌的照樣能玩到一起?！?/p>

他說出了那些不愛唱歌的人的心聲，去KTV像是白白浪費了幾個小時，打球也好，看書也罷，有這個時間去干點什么不行？

歸根結底，如今的年輕人需要也擁有更高質量的社交，想出門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劇本殺、密室逃脫，所有人都能獲得更好的參與感，不想出門可以刷劇、玩游戲。

如何取悅自己才是當代年輕人們最關心的一件事。在這件事上，年輕人已經有了更多選擇，也更愿意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其實就像網吧取代街機廳、電影院取代錄像廳、夜店取代歌舞廳一樣，社交娛樂的需求永遠不會過時，跟不上變化的行業注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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