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之所以要放開三胎，是因為當前我國人口的“少子老齡化”態勢愈發嚴峻。

一方面，我國人口出生率走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1990年以來，我國人口出生率一路下滑，從1990年的21.06‰降至2015年的12.07‰。

盡管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響，我國人口出生率一度明顯回升，但在此后三年里又出現了連續下降，2019年僅為10.48‰，比2018年下降了0.46個千分點，創下了歷史最低值（見下圖）；與之相應的是2019年我國出生人口1465萬人，比2018年減少58萬人——這已經是自2016年以來出生人口的連續第三年減少。

另一方面，我國老齡化程度正在逐日加深。“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18.7%，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13.5%，兩項指標較2010年分別提升了5.44個百分點和4.63個百分點。如果參照聯合國對于老齡化社會的劃分標準，我國整體上已接近“中度老齡化”社會。而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態勢將會繼續加劇。

對于任何經濟體來說，人口少子老齡化的加劇，都會深刻改變人口結構、經濟資源配置關系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進而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經濟發展、社會生活、公共設施與福利制度等方方面面。具體來說，可能引發的負面影響至少有三：

其一，適齡勞動力供給減少。

通常情況下，適齡勞動力（年齡處在15-64歲的勞動力群體）的供給規模是由總人口中處在勞動年齡人口的多少來決定的。受到少子化與老齡化的雙重影響，我國適齡勞動力數量近些年已呈現出縮減之勢。“人口紅利”的衰減，恐將掣肘經濟生產活動。

其二，財政壓力增加。

少子老齡化的加劇，會讓繳納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少，領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結果就是養老金越來越不夠用。具體而言，老年人群規模的快速壯大與平均壽命的大幅度延長，讓達到法定年齡領取養老金的人數日趨增多，領取金額急劇增加，從而將不可避免地加大政府部門對養老金支出的負擔。此外，老年人口增多，對各種醫療服務的需求也會增加，醫療保險制度和護理制度的成本將會進一步攀升，繼而再度加重財政負擔。

其三，延緩產業升級步伐。

一般來說，中老年人更習慣于長期居住生活的地區和長期從事工作的單位，他們所掌握的專業技能也趨于成熟穩定，故而對新技術的掌握能力和對職業變動的適應能力往往較差，也常常不愿意搬遷到其他地區居住或改變自己的工作崗位，從而導致勞動力從衰退產業和地區向新興產業和地區的流動受到限制，不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此外，老年人的技術開發和對于新鮮事物的接受能力往往不及年輕人，這便使得新興技術的應用與推廣受限，并拖累整個國家的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

事實上，日本和韓國都是少子老齡化的典型代表，其經濟社會低迷之勢更是有目共睹。為了避免重蹈這些國家的覆轍，我們必須要采取有效措施來增加新生人口數量。

這便是高層定調要“放開三胎”的深層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