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霞光社,作者丨麻吉 張薔,編輯丨沈石
當許多人第一次聽說SHEIN時,這家神秘中國服裝巨頭的估值已經超過了3000億元。
憑借超強的供應鏈整合能力,SHEIN將“快時尚”和“直達消費者”模式進一步升級,打造出所謂的“實時零售模式”。一件服裝從中國生產線到國外買家手中,僅僅需要一周時間。
而在營銷方面,SHEIN將中國網紅經濟的核心經驗復刻到廣闊的全球市場,借此大獲成功。2020年業績數據顯示,SHEIN全年營收近100億美元,連續八年實現超100%增長。
可以說,SHEIN快速崛起的背后,是中國經濟兩大特點的充分結合:強大的制造業(尤其是服裝產業)基礎和發達的移動互聯網營銷生態。
據中國海關和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全國13300家規模以上服裝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13700億元。2020年中國累計完成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137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8700億元)。
根據中銀國際證券2019年一份研究報告中的數據,當年初紡織服裝行業就業人數大約在600萬左右。
自媒體“雨果跨境”的文章說,業內人士戲稱,“國內大概三分之一的服裝產能都給了SHEIN”。而這一情況短期內不會改變。
正是這些兢兢業業的服裝業工人和大大小小的工廠,讓SHEIN以超高性價比實現了每年數十萬的SKU(庫存保有單位,衡量商品多樣程度)。
在這些分散于中國沿海省份的服裝工廠里,工人們生產的最新產品先進入附近SHEIN的倉庫,接著再送往佛山衛星倉,然后再通過SHEIN的獨立站銷往海外。
在SHEIN出現之前,消費者對快時尚的印象是平價便宜、款式多、上新快。但SHEIN將這些特點帶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SHEIN首創的實時零售模式,將一款服裝設計到制作完成的時間從業內平均的3周縮短到最少3天。
在供應鏈上游,SHEIN的生產合作方——也就是中國服裝產業的代表們——擁有快速設計、打版、制作、生產的能力,不僅可以迅速生產新款,而且對于幾百件的小數量訂單能夠做到一周內出貨。
瀏覽SHEIN網站可以發現,從上衣、褲子、連衣裙到鞋帽配飾,其產品平均售價只有十幾美元,甚至還有不少低于10美元。
不僅如此,SHEIN服裝款式的豐富程度同樣令人咋舌。去年,SHEIN的上新SKU為26萬。對比同為快時尚的ZARA,其服裝價格大多在30至40美元,但SKU只有不到SHEIN的三分之一。
低價和緊跟潮流的多樣化服飾讓SHEIN備受年輕人青睞。去年10月,華爾街投資銀行Piper Sandler一項調查顯示,SHEIN僅次于亞馬遜,成為美國青少年第二喜愛的電商品牌。
以如此極致的低價售賣產品,還能保證一定利潤,SHEIN是怎么做到的?
據SHEIN官網數據,該品牌日均能賣出80萬件衣服,折算一年銷量近3億件。作為對比,國內服裝“一哥”海瀾之家2019年各類服裝的銷量總和僅有1.6億件。
背靠巨額銷量,讓SHEIN在供應端具有強勢話語權,通過大批量訂單大大壓縮產品單位成本。
盡管低價給工廠造成了相當大的生產壓力,工廠依然選擇靠走量盈利。再加上SHEIN將庫存的壓力留給自己,從不拖欠供應商款項,不少傳統外貿型工廠仍將謀求與SHEIN的合作當作業務轉型的良方。
此外, SHEIN也承擔了傳統上屬于工廠的一些角色。例如,針對“打樣”這個制衣過程中昂貴但必需的步驟,SHEIN通過補貼工廠、承擔打版費用,讓工廠愿意承接100件打版小單,將大批碎片化的供應商產能,轉化為小單快返、快速響應的能力。
與此同時,不同版型、顏色、圖案的組合,被不斷拿到市場前端測試,最終打磨成爆款。
為應對近年紡織服裝業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問題,SHEIN采取了“日結提現+多勞多得”的模式。工人按計件日結工資,掃描二維碼記錄每日工作進度,并統一通過SHEIN的供應鏈管理軟件領取工錢。
“SHEIN的出現其實讓我們這些小廠商有了轉型的機會,今年汕頭這里很多工廠也轉去為他們代工了。相比于國際品牌,SHEIN對制造、包裝等流程要求要低得多,主要拼的就是產能和速度。”一家SHEIN的小型供應商負責人對自媒體“雨果跨境”說。
但質疑者認為,SHEIN模式可能是對這種產業鏈資源的一種“透支”。在工廠拼產能、拼速度的“低價走量”接單策略下,廣州制衣產業核心地區的工人們每月拿到的薪資普遍只有2000-4000元。
自媒體“裁客”在一篇走訪廣州制衣廠的報道中提到,工人反映計件生產的單價大多只有幾分錢到幾毛錢不等。“如果我想要拿到月薪七、八千的工資,每天的工作時長必須得在15個小時左右。還得手比較快。頸椎出問題和屁股坐爛是所有人的問題。”
“雨果跨境”采訪的另一名SHEIN供應商負責人還指,為節約成本,SHEIN采用的都是低端檔次面輔料。自從自家工廠為SHEIN代工以來一直超負荷運轉,面對海量訂單,幾乎進入完全無休的工作模式。這讓他認為,SHEIN正在讓中國工廠重返低端制造的陷阱。
除了坐擁中國供應鏈優勢之外,SHEIN的成功還離不開對全球社交媒體發展趨勢的最大程度利用。
紅人營銷廣告公司MediaCom影響力營銷主管Emily Trenouth在接受商業媒體Jing Daily采訪時表示,SHEIN的社交媒體策略,是通過其“紅人聯盟計劃”獲得了廣泛的關注。“他們與大網紅建立了非常穩健的伙伴關系,同時與龐大的小網紅群體保持密切合作。”
也就是說,當如今的DTC(Direct To Consume,直接面對消費者)品牌新秀大談對消費者的直接觸達,以及與KOL(關鍵意見領袖,類似大V)、KOC(關鍵意見消費者,類似小V)的合作時,SHEIN已經把“網紅經濟”玩出了花。
SHEIN印度地區總經理Malcolm Yam曾透露,在剛進入印度市場的2018年,SHEIN就與大約2000位有影響力的人進行了合作,并且該公司幾乎每天都在與潛在的合作伙伴聯系。
實際上,從2010年起,SHEIN開始在海外平臺Instagram、Youtube、Facebook尋找網紅,用免費的衣服或商業合作的方式換取推廣流量和銷售轉化。
這種敏感度或許和SHEIN創始人許仰天的經歷有關。公開資料顯示,2007年從青島科技大學畢業后,他在一家外貿線上營銷公司負責SEO(搜索引擎優化)方面的工作。對海外流量情況的關注,以及營銷投放效率的強調,讓其選擇借助網紅和消費者建立聯系。
就在最近,SHEIN還與TikTok上的頂流網紅、擁有7900萬關注者的Addison Rae建立合作、發布相關的短視頻內容。而在TikTok上,截至2021年4月,打著#SHEIN#標簽的相關話題內容視頻瀏覽量已達65億次。
點開這些標簽,你能夠看到擁有上千萬粉絲的TikTok達人試穿SHEIN服裝的內容,以及只有幾千粉絲的小網紅展示開箱SHEIN包裹的興奮過程,這些配合著動感音樂和有趣剪輯的短視頻,無不在挑逗著觀看者的購買欲。
這樣的“種草”內容,國內消費者并不陌生。在SHEIN之前,社交媒體+電商平臺孵化下的網紅經濟模式,在中國井噴式發展。
在抖音、快手、B站、小紅書等平臺上,完美日記、花西子等國貨新品牌憑借該模式快速崛起。其中,花西子更是通過綁定現象級直播帶貨主播李佳琦,實現了銷售量的突飛猛進。
此前,國內一批由網紅創立品牌的崛起,已經驗證了該模式的可行性。
2014年,張大奕開設了自己的女裝淘寶店“吾歡喜的衣櫥”。此時,模特出身的她憑借獨特的私服穿搭風格在微博上已經吸引了25多萬粉絲的關注。
網紅的粉絲群體就是龐大的潛在消費者,同時網紅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能夠極大減少推廣成本。
在“吾歡喜的衣櫥”的最初的上新活動中,曾創下了5000件服裝兩秒售罄的記錄。
而張大奕的并不是個例,包括雪梨等在內,大量網紅加入了在淘寶開店、自創品牌的洪流中。2014年的“雙11“,這些網紅店鋪拿下了淘寶女裝銷量前十中的七席。第二年,張大奕的淘寶店鋪全年進賬達到3億……
可以說,在中國電商發展大潮的刺激下,誕生了更成熟、多樣的變現路徑。在英文中,網紅經濟的詞條很多時候用中文拼音“wanghong”表述,由此可見海外對網紅經濟在中國發展的關注。
在快手、抖音等新一代短視頻平臺崛起后,“網紅經濟”被再次推向新的高度。短視頻時代,內容創作的門檻被極大降低,新一代網紅的崛起速度加快。
去年底,來自美國的16歲女孩Charli D'Amelio在TikTok獲得了一億關注者,用時僅一年。
與此同時,在算法機制以及時長等因素下,短視頻能更精準觸達用戶、進一步縮短從種草到消費的路徑。
而這也是為什么,在Instagram、Youtube之外,SHEIN正加大對TikTok的投入。
“隨著我們開始在TikTok和Reels刷短視頻,而不必觀看完整的15至20分鐘的YouTube視頻,品牌和影響者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展示更多的外觀,并最終吸引更多的潛在客戶。”MediaCom的影響力營銷主管Emily Trenouth說。
現階段,SHEIN甚至在嘗試將國內火熱的直播帶貨模式復制到海外。據媒體報道,SHEIN已在自己的獨立App 中上線了直播帶貨功能。
在國內常見的直播帶貨之外,SHEIN還結合了海外環境摸索新的模式,例如,在一些直播帶貨活動中,SHEIN同時邀請了多位外國KOL進行線上連線和圓桌討論。
SHEIN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國制造業的一次轉型升級。這家公司擺脫過往中國企業“代工”的形象,打造出一個全新的全球化品牌,拿下整條產業鏈的全部附加值。這意味著從 “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進化。
不過,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逐漸消退,SHEIN的社交媒體營銷套路也被越來越多的后繼者模仿。
長期來看,神秘色彩褪去的SHEIN,或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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