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此前很多國際關系專家所斷言的那樣，中美兩國的競爭態勢也許將持續數十年。

在中美關系上，尤其是針對中國高端制造業的打壓政策上，美國新當選總統拜登或許帶不來什么改變，尤其是當候任國務卿布林肯表態“認可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后，讓原本很多對拜登有所期待的人果斷放棄了幻想。自強不息，奮斗不止，盡早實現中國高端制造業的自主化依然是我們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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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于世”的美國制造業

美國的工業其實非常強大。

當很多人看到美國服務業產值占GDP的80%時，就以為美國放棄了制造業，這其實是大錯特錯，不過是被宏觀數據所呈現的表象蒙蔽了雙眼。

國家發改委產業司原司長年勇在“2020中國互聯網制造峰會”上曾表示：“美國一直以來都沒有放棄制造業。去年美國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81%，但其中60%以上都是為制造業服務的。”

美國制造業的直接產值數據雖然并不亮眼，卻依然可以保持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主要就是因為它在高端制造業方面積累了深不可測的技術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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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熟知的iPhone手機為例，蘋果僅僅負責設計產品、市場和營銷，就可以切走66%的利潤率，而加班加點的富士康工廠，“每部手機僅賺4美元到4.5美元”，利潤率不過2%。

換句話說，只需掌握核心的制造業技術，不論制造業基地前往何方，美國都能讓全世界人民為其打工求福報。

這種特有的產業形態，也影響并決定了美國看似松散實則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飛速發展的日本構建起了整套的半導體產業鏈。數據顯示，1985年日本半導體市占率首超美國，位居全球第一。1988年，日本半導體產值更是占到了全球芯片總產值的67%。

感受到了威脅的美國一邊通過《半導體協定》等政策限制日本半導體的發展，一邊通過扶持韓國執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共同開發計劃》，削減日本在半導體產業中的影響。

最終如我們所見。2012年2月，在美韓兩國的聯手打壓下，日本半導體的最后一粒火種爾必達宣布破產，日本半導體產業再也無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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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親生的小弟都會落得如此命運，更何況是面對一個有技術有市場還有雄心的中國呢？

美國的策略很少會動搖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拜登上臺以及特朗普的黯然也與美國制造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從整體來看，美國雖然可以憑借核心技術支配全球，但是不能忽視的是，美國本土也有“下沉公民”需要依靠制造業打工賺錢，而當這些工作機會被轉移后，這些來自“鐵銹帶”的人也就沒有了收入來源。

美國媒體曾調查表示，在通用汽車歷史最悠久的簡斯維爾工廠關門五年后的2013年，該地區大約有4.1萬個家庭通過領取“食品分享券”來維持生計，這一數字是工廠倒閉時的2倍之多。

2016年，特朗普發現了這一秘密，在喊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同時，著重表示會讓制造業重回美國。因此，特朗普瞬間就獲得了數以百萬級的失業工人群體及背后家庭的支持。

但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國的低端制造業并沒有回歸，事實上也沒有任何回歸的可能。

盡管如此，在占據了高端制造業上游的同時，讓低端制造業回流其實是美國很久以來的一種民意表達。早在2018年，拜登就在《外交事務》發表署名文章稱：“美國確實需要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他強調美國要重建核心供應鏈，逐步恢復美國的制造業，以減少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過度依賴。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在半導體、醫療等核心制造業領域，拜登依然會堅持美國本位制的策略，而在外圍制造業上，限于美國疫情防控不力和中國固有的產業鏈優勢，拜登也許會選擇暫時不觸碰的延續性策略。

此外，不同于特朗普的赤裸裸，作為一個民主黨政客，尤其是奧巴馬政府的副總統，不出意外的話，拜登會再一次站在所謂的“道義” 制高點，高舉美國價值觀，拉攏一群小弟孤立中國。

基于這兩個層面，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在對華的核心態度上，作為美國總統的拜登和特朗普其實是如出一轍的：堅持打壓中國高端制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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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制造業必須轉型升級

很多人認為，有了此前二十年“中國工廠”助力中國的崛起經驗，未來只需要沿著這種路線前進，那么我們也能收獲一個不錯的未來。

但是環境、人口、原材料成本等因素決定了“中國工廠”并不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

僅以人口為例，中央財經大學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布《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19》數據顯示，1985-2017年，中國人均人力資本的年均增長率為6.99%。而2008-2017年短短十年間，人均人力資本的年均增長率提升到了7.05%。2011年后，我國勞動力人口就呈現不斷下滑的趨勢。勞動人口一再減少，人力資本卻在增加，就決定了未來工廠很難再獲得廉價的勞動力。

針對這些問題，吳曉波曾表示：“未來中國制造業的出路就是轉型升級，整個制造模式要擺脫對成本和規模的依賴。”

因此，即使剔除和美國論戰需要的強硬態勢，僅從本國的國情出發，我國的制造業，也必須掌握核心的產業技術，實現產業突圍。

雖然與之相應的，隨著拜登上臺，中國未來并不會因此少受明槍冷箭，只不過自強如今日中國，重走日本的老路是肯定不可能的。

中國有廣闊的本土市場，在未來一段時間，中國仍將是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而近期我國“構建內循環為主、國內國外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的策略，其實也是從側面昭示出了政府對本土市場的強大信心。

其次，長期的制造業發展積累了深厚的產業鏈集群優勢。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很多產業在產業鏈上下游都有相應的布局，這種天然的制造成本優勢是美國強硬打壓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中國制造業更上層樓的底層基礎。

再次，智能化革命的機遇。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每次工業革命都會引發產業陣地的轉移，比如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英國，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歐洲，再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美國。吳曉波認為：“當中國制造業面臨困難的時候，智能化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發生了。這一點我們比日本人幸運。”

從外部環境來看，縱使拜登可以通過結盟、孤立、經濟制裁等手段制約中國制造業的發展，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制造業的這三重優勢很像古人常講的“天時地利人和”，并不會因外部環境的變化而有太大的震蕩。

因此，正如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政治系博士生彼得.哈里斯所言：“盡管有重重阻礙，但中國很可能將在適當的時候取代美國成為主宰世界的軍事和地緣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