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財經無忌，作者 | 小象冒冒

01

你也許在《了不起的蓋茨比》里見過美國爵士時代里瘋狂的享樂主義，可即便如此，在許多人眼中，與上個世紀80年代的日本相比，那也只是小巫見大巫。

1987年之后的4年是日本經濟最輝煌的年代，經濟連續51月的高速增長，有賴于消費引擎聲浪轟鳴作響。日本政府在1989年推出了消費稅，但絲毫沒能放緩人們花錢的欲望。代表著精英生活的高爾夫球，一躍成為了全民運動。就連普通公司里的小職員都忙著辦會員卡、練習揮桿。彼時，有廠商推出鑲鉆球桿三件套，售價1億日元，沒想到，3天內，發售的650套球桿一搶而空。

1991年，日本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戴安娜王妃數次訪日，在數萬民眾涌上街頭圍觀王妃的同時，王妃同款的墊肩夾克，一躍成為奢侈品店的爆款。

十八九歲的年輕女孩，成為了東京銀座另一種炙手可熱的“商品”。想在六本木吸引她們，豐田SOARER保底，大奔最管用。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們因此熱衷貸款買車，哪怕利息高達50%。日本第一批月光族誕生——人均6張信用卡在手的日本，1991年的金融消費總值高達1.7兆日元。

這洶涌的潮聲，直到1991年才逐漸放平。隨著經濟泡沫的破碎，日本百業俱廢，但是消費習慣仍然以慣性前進，消費貸一路狂飆。1992年，泡沫破碎的隔年，日本最負盛名的放貸企業武富士，在新宿地鐵站邊興修了新的總部大樓。

大廈頂部，圓錢方孔，像是錢幣，又像是一只凝望著東京的發光的眼睛。

武富士創始人武井保雄，就站在幕墻后面俯視眾生。彼時，在《Times》封面，日本券商，正騎著火箭飛向天空。

1974年，武井保雄的武富士正式進入人們的視野。武富士外號“日元商店”。“日元”在這里的意思是商品，透支未來去消費，在畸形的企業文化里被放大為一種美德。日本銀行領導放話：

?過去，你們的任務是儲蓄；現在，請拼命貸款。

80年代，銀行員工背上一年放貸一億的KPI。崇尚超前消費的“剎那主義”流行全國，在斐濟和巴厘島，遍地都是等排婚紗照的日本人。武富士在街邊放了許多臺無人簽約機，貸款和取款一樣簡單。沒有人的時候，那些浸泡在夜色中的機器，每隔幾秒鐘，屏幕就會亮一下。

中央的彩色屏幕里，女星細川直美唱到：“我最喜歡閃耀的你。”

與閃耀屏幕相伴的，是高達4.5%的失業率和普遍下降的薪資。1991年到2000年，被日本人稱為失去的十年。失去的十年間，日本個人消費占GDP比重超一半，欲望和實力中的中空地帶，消費貸，這塊刷子上的海綿，被越擠越扁。

而另一面，1998年12月，武富士在東京上市。次年，武井保雄壓過孫正義，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首富。

令這位首富預感確不能承認的是，當壞賬悄然間攀升；當賣血、賣腎成為催收電話里的關鍵詞；當許多奮斗的上班族流浪街頭，他的摩天大樓的崩塌，再也不可遏制了。

2002年，一位在武富士貸款超1000萬日元的出租車司機，帶著油桶闖入了門店。大火最終燒死5人，燒傷4人。2006年，武井保雄因為非法竊聽被抓。

同年，日本最高法院規定，所有消費金融年利率必須在20%以內，貸款額不得超過年收入三分之一。規定還要求，退還以前超收的利息——這意味著武富士便要向約200萬人，退還240億美元。

隨著消費貸大刀闊斧改革的到來，許多而今聽來不可思議的故事，終于飄散在了風中。比如，每天身旁圍攏著雄赳赳的年輕人，被大聲喊著“爸爸”的大亨武井保雄。比如，總是在沉默中忽然停住的東京地鐵中央線。

在一個工資無法解決戶口，只能仰仗消費貸的年代，跳軌事件就像是90年代風靡的動畫《名偵探柯南》里的兇案一樣，稀松平常。

02

這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國。2020年，消費貸在這片大陸上的年齡不足7歲。

2014年，被認為是中國互聯網消費貸的元年。當年，京東有了白條，螞蟻有了花唄。在此基礎上，現金借貸產品京東金條和螞蟻借唄又相繼出現。

據京東數科和螞蟻集團招股書顯示，這兩家公司的消費貸業務有超過4億用戶。

除了巨頭，還有無數的小額貸款公司。據央行數據，截至2020年6月，全國共有7333家小額貸款公司，貸款余額8841億元。另一個數據是：2015年我國居民杠桿率是39.9%，而到了2020年6月后，已達到了59.7%。

中銀研究指出，杠桿率上升的第二大要素，就是新消費金融的野蠻生長。

根據頭豹研究院發布的2018年相關數據，互聯網金融平臺市場份額為37.2%，占據首位；傳統商業銀行憑借資本金優勢，市場份額為13.7%，占據第二位；網貸平臺、消費金融公司和垂直分期平臺的市場份額分別是9.6%、9.4%和8.3%。

手握上億用戶的流量巨頭們不約而同地看重了金融。不管是哪一家網貸公司，都習慣用獲得現金后的“美好生活”去掩蓋借錢帶來的開支壓力和道德壓力。教導消費者要學會花錢，成為了互聯網企業們必備的產品邏輯。

在他們的“引導”下，中國的年輕人確已形成了超前消費習慣。一份《2019年中國年輕人負債狀況報告》顯示，全國接近2億90后中，只有13.4%的年輕人沒有負債，有86.6%接觸過信貸產品的90后，負債率是41.75%。

融360也曾公布數據，中國使用消費貸款的人數中，近半數都是90后，在亞洲同齡人中排名第一。這批90后中，包含那個在青島自殺的、河南某經濟學院的男孩兒、也包括那位在窗臺縱身一躍的21歲山西女孩兒。

螞蟻集團此前公布的招股書顯示，以花唄和借唄為主營業務的微貸科技平臺，2020年上半年實現營收285.86億元，創造了四成營收。

03

消費貸能擴大內需，加速財富源泉流動的進程。作為工具，它并無過錯可言。

但是，以利益為驅動，沒有互聯網金融平臺，愿意真正講解它背后的意義。換句話說，即便有人真的讀完《消費貸須知》、讀完法律條文、看懂警示廣告，即便他們跳過誘惑力十足的宣傳片，也沒有人教授最核心的借貸群體，如何生活：在網絡工具上，90后、95后是比任何前輩都高明的深度用戶；但是在處歷世事、反饋壓力上，他們是人間實實在在的菜鳥，初學者。

互聯網，也實實在在改變了貨幣在我們手中流通的方式。過去，能談得上超前消費只有車子和房子，日常消費很難加杠桿。但透過互聯網金融，通過精準匹配和法律迂回，就能讓我們手里的閑錢，毫不費力地加入到經濟循環。

而另一方面，社交關系軟件架設的新型關系鏈，推動著超前消費的加深。中國人諱談收入，卻重視消費的心理暗示。

據麥肯錫2020年4月的數據，中國貢獻了全球奢侈品消費的三分之一，其中28%由90后包辦——朋友圈的攀比眼神是高消費的重要推手。

畢竟，相比于長期有價值的事情，大部分年輕人，會更愿意尋求短期欲望的滿足。

實際上，我們中的年輕人“窮”的嚇人。不妨看看這兩組數據：

一組數據是“平均收入”。2019年，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隨機抽取7萬份樣本，推算出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5.47億人，1000-1090元的是5250萬人，1090-2000元的有3.64億人。

這10億人，在任何二線以上城市，可以說生活都成問題。他們憑什么借錢？他們，又去哪兒找錢還？

另一組數據。關于中國“零工”的數量。根據2020年政府的公開數據，國內零工經濟，容納了2億人就業。

這2億人的生活狀態，就如羅振宇口中“U盤”，可以自由地接入組織。隨著本地生活等平臺經濟的滲透，他們接一單掙一單的錢，沒有儲蓄和預算，更沒有社保的概念。

他們的生活，可以用兩個字概括——“窮忙”。打零工看似時間自由，但其實質是無止盡地奔忙，沒有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我們再把目光移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日本。彼時日本自殺數據快速上升，金融部門的數據則顯示幾大消費貸款公司客戶占自殺人數的25.5%。一個叫做齋藤茂男的記者寫了一本書，叫做《飽食窮民》——寥寥四個字，寫盡一代人的哀愁。

他在書中說：

一方面，“刺激欲望的宣傳像洪水一樣席卷，我們來不及思考，就被卷入其中。”

另一方面，“我們就像是騎著隨時會倒下的獨輪車，背后不斷逼近著不安，非得騎到累倒。”

這是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中國，年輕人依舊選擇以身份外化的形式生活。抖音、快手、零售軟件和社交軟件，成為新的資訊來源；商業，成為他們理解消費份量的新的“教育系統”。

他們在夜晚滑動屏幕，他們在白天奔忙不休，他們蝸居的住地，成為成為城市中智齒一般的存在。他們小小年紀就被叫作師傅，他們被“凡爾賽”和“打工魂”支配著內卷的生活。

“這兒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單調，村莊與村莊之間看不出什么兩樣……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這個社會并沒有像其他文明那樣產生貴族階層？”1981年，美國歷史學家戴維·凱特利來到河南安陽，在給家人的信中寫到。

他無法想象的事情是，在接下來不到40年的時間里，這里的GDP增長44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到了2018，消費對這個國度的GDP的貢獻率達到76.2%——和其他的發達經濟體一樣，中國開始以消費為核心引擎。

戴維·凱特利無法理解的是，消費這只引擎上，甚至還能長出一只只肥大的“蘑菇”。“蘑菇復蘑菇”。

人們的生活，被科技和欲望發酵著。只是，消費主義、新消費主義催生的未來圖景，會是怎樣？巨大浪潮奔涌的節奏由誰掌控，又有誰，能看見其中渺小個體的命運？

也許，只有手握權柄者知曉；也許，就連他們，都管不著。（本文首發鈦媒體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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