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歪道道

月薪一萬吃不起車厘子，月薪五千不配吃西貝，現在的年輕人不僅沒有“車厘子自由”，或許也沒有“吃飯自由”。

日前，西貝前副總裁楚學友轉發了一條有關西貝漲價的微博，內容顯示，西貝和海底撈漲價之所以產生較大輿論反彈，是因為得罪了一大批微博網友，“畢竟95%的微博網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對此，楚學友評論“學習了”，看似是在表達“贊同”之意。

盡管西貝已經最快做了辟謠，但伴隨著這次輿論危機，消費者對西貝菜品定價過高的吐槽反而形成了一次更大的討伐。

不過，平心而論，西貝真的有錯嗎？劉潤有一個觀點，他認為“價格高的解決辦法是改變產品，讓它配得上這個價格，找到更需要這個產品的人群”，我們看到賈國龍大概就是這個定價策略：我“原料好、工藝好、設備好”，漲價也有人來消費，只要伺候好能消費得起的人群就可以了。

簡單來講，這就是篩選出適合的受眾群體，在商業市場中再正常不過。而西貝的錯，可能在于說了實話，月薪5000以下戳了大部分年輕人脆弱的心。

全面漲價，消費自由越來越遠

西貝想漲價其實不是一天兩天了。4月份，國內疫情狀況轉好，海底撈、西貝接連漲價，被網友一通罵，又恢復了原來的價格；6月份，有網友吐槽西貝深圳某門店強制收取每人5元茶水費，5人共計收取了25元的茶位費，西貝再次道歉。

此次前副總裁楚學友“口誤”，又將漲價一事推向西貝面前，雖然西貝回應稱目前并沒有新的漲價計劃，可不是西貝不想漲，而是不敢漲。

去年賈國龍野心勃勃地確立了一個十年戰略：到2030年完成千億銷售額的目標，按照目前379家門店和55億元營收來算，單店營收額不變的情況下，西貝起碼要開約6800家門店才有可能實現千億營收目標。在一個類似于天文數字的目標面前，通過直接漲價來提高單店營收，顯然更實際一些。

抱有漲價心思的不只是西貝。

早兩年，網上有個很火的“女生財務自由的15個階段”對照表，最基本的是辣條自由，然后是奶茶自由、視頻網站會員自由、外賣自由、星巴克自由、車厘子自由、口紅自由、衣服自由等等。而過去一年，這些東西幾乎無一例外地走上漲價的道路。

2020年第一季度美團每筆餐飲外賣業務訂單的平均價值同比增長14.4%，有68%的消費者覺得“美團外賣變得更貴了”，而且除了價格和分量，餐盒費貴了，起送費也漲了；視頻會員也跟風漲價，愛奇藝會員月卡、季卡、年卡分別上漲5.2元、10元、50元，漲價幅度在30%-50%，隨后騰訊視頻緊跟著放出了跟進的信號。

我們不僅沒實現“自由”，反而在一個價格普遍漲價的后疫情時代，暴露出更多的焦慮。

一位網友偶然發現，有一些人在購買沒有牌子的散裝衛生巾，滿滿一大包100片，價格卻只有21.99元，一時間，引起女性共鳴。我們才發覺，現在還是有很多女性沒有衛生巾自由。據統計，全球有4000萬女性正在經受月經貧困，在中低收入國家，有超過50%的女性選擇自制經期衛生用品。

2015年，吳曉波提出新中產的概念，他們率先從低層次需求的滿足感溢出，到消費重心向高層次消費位移，這一過程被定義為消費升級。所以，新中產的消費升級，是這一輪消費升級的核心力量，可是一場疫情讓我們看到的更多非中產階層的現狀。

新中產遠不像我們想象得那么多，非中產階層卻遠比我們想象得更多，消費降級才是疫情后的主流，而這點從旅游住宿最能看出，畢竟住宿市場見證了消費結構升級帶來的市場革新。

民宿創業者和出游者的“哀嚎”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與2013年對比，2019年以衣、食、住為代表的生活剛需性消費占比均有所下降，而以文化、旅游為代表的品質消費占比均有所提升。

旅游本身就代表著消費結構升級 ，《品牌藍皮書：中國旅游住宿品牌發展報告（2019-2020）》指出，近年來，以中等收入人群為主的4億消費升級的市場和10億大眾市場，正在成為中國旅游住宿業增長的新引擎。

話雖如此，卻不能一概而論。一位在一線城市知名金融機構工作的白領吐槽，在老家朋友的朋友圈里，看到了各種活色生香的消費升級，“同一個大學畢業的同學，在老家舍得買寶馬、買LV，我卻連個國內游都去不起”。

去不起正在成為很多出游者面前最現實的難題。元旦期間，孫女士一家四口打算前往海南三亞跨年旅游，沒想到在平臺上搜索的多家民宿價格破萬元/間夜；北京的王女士元旦假期原本想和朋友在郊區訂個溫泉民宿‘泡泡澡’，打開預訂軟件，看到‘私湯房’一晚房價三千元至八千元人民幣不等。

不只是高端民宿，近兩年民宿價格一直不斷上漲。

《2018年民宿產業大數據分析報告》顯示，在消費升級的拉動下，2018年全國民宿平均房價升幅20%，從2017年的223元升至268元。其中2017年高價（大于等于700元）民宿占比僅為6%，2018年高價民宿占比增長至11%，京杭高價民宿約占兩成。

溫泉民宿尤為熱門，但價格也高，2019年，途家平臺溫泉民宿的平均價格在570元左右。

民宿價格上漲的速度大概要高于消費者可支配收入增長的速度，據一位業內人士所說，從2019年的數據來看，民宿行業的整體入住率就已經是下滑的，只有成都和西安是上升的。而且2020年疫情讓情況更糟糕，尤其是行業內獨立經營、小規模的民宿，日子更難過。

一場疫情，讓整個民宿行業哀嚎遍野，然而好不容易熬過了疫情，本以為出游需求的爆發會讓民宿恢復客流量，走出寒冬，可現實是很多沒有漲價勇氣的小規模民宿即使降了價格，也不見游客增多。一部分是因為疫情反復，出行風險仍在，但更多的理由可能還是消費能力下滑。

十一黃金周過后，很多民宿的入住率只有往年的一半，一位民宿創業者判斷，“可能有能力出來玩的早出來玩了，剩下的都是報復性存錢的，疫情收入下降，不敢旅游了”。

5000元背后的薪資“分水嶺”

楚學友轉發的微博稱，海底撈和西貝漲價為何輿論反彈這么大，歸根到底，95%的微博網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微博用戶的月薪水平如何，沒有公開的數據表明，所以為什么會有95%和月薪5000元以下的推斷，這其實耐人尋味。

2018年國家統計局的一個數據顯示，月入超1萬以上的人占比達到了3%，月入5000-10000的人占比達到13%，也就是說月收入超過5000的人占比就只有16%，而2018年的勞動力人口為89729萬人，所以當年月收入超過5000元的人數大概有1.4億左右。

這個數字看起來挺少，但實際可能更少。2018年個稅起征點從3500元提高到5000元，相應的個稅繳納的人數也從原本的1.87億下降到了6400萬人。6400萬人只占全國勞動力人口的7%左右，而以全國人口為基數，占比大約為4.5%，這個數字和微博內容所說差不了太多。

作為前副總裁的楚學友或許只是驚訝于這一事實，他又何錯之有呢？

月薪5000元在一線及新一線城市是底線和門檻，可在三線開外的城市，可以算很不錯的收入水平。這一數字隔開的不僅是中、低收入人群，也是消費升級與消費降級。當然，不是說月薪5000元以下的絕大多數消費人群沒有消費升級，而是他們的消費結構改變更多的來自理念升級或營銷誘導，非收入水平的提高。

這和“假性中產”的產生道理相似，一些處在社會下層的上層90后青年，把自己提拔為“假性中產”，他們在社會位置上雖然不是中產階層，但在趣味、消費方式上已然是。

最典型的莫過于小鎮青年。小鎮青年暴發出強大的購買力，使其成為商家們眼中的香餑餑，他們身上的標簽也越來越多：悠閑、體面、時間自由、沒有購房買車的壓力…這種生活狀態甚至讓很多一線城市的打工人歆羨無比。可是如同B站恭維的“后浪”并不是后浪們真實的寫照，消費升級下的小鎮青年存在著更嚴重的幸存者偏差。

根據QuestMobile對三線及以下城市的90后人群調查顯示，小鎮青年學生和企業普通職員占比約6成，收入普遍在6000元以下，月平均收入約3938元。其中2000元以下占比為36.6%，2001-4000元占比為20.5%，這兩個收入人群的占比加起來，已經過半。

但月薪低沒成為小鎮青年剁手的限制，反而成為一種刺激因素，越貧窮越消費。

研究表明，那些受到更好教育且掙錢更多的父母家的孩子，一般會更容易做到延遲滿足，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消費現實：往往是那些家境普通的農村或小鎮青年更容易陷入負債困境。

負債是年輕一代的常態，而低收入的“負債人”比高收入的“負債人”顯然更多。

有些人表面上光鮮亮麗，背地里卻連車厘子都吃不起；有些人明明月薪5000以下，卻非要去吃西貝。前者是壓力大于能力，后者是能力大于壓力，這兩種消費狀態將長期存在于當前的消費環境。

【鈦媒體作者：歪道道，互聯網與科技圈新媒體。同名微信公眾號：歪道道（daotmt）。本文為原創文章，謝絕未保留作者相關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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