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顯微故事，作者 | 唐山，編輯 | 清淮

隨著《脫口秀大會》、《吐槽大會》等節目的熱播，李雪琴、呼蘭等脫口秀演員的爆火，國內的脫口秀行業迎來了井噴式發展。

對觀眾來說，脫口秀像是撕開了壓力的一道口子，日常堆積著的煩心事也跟著演員拋出的一個個“包袱”有了丟擲和消化的通道。

而對于脫口秀演員來說，跨入這個年輕的行業則更需要排除萬難的勇氣和高于疲倦的熱愛。

缺乏統一的培訓體系、全職工作無法養活自己、觀眾的冷場帶來的挫敗和迷惘...諸多因素在無形之間成了勸退的助力。

如果不是某些仍舊沸騰的、渴望得到積極反饋的信念支撐，最后留下來的這些人可能會連“借助觀眾席中稀稀拉拉的掌聲打磨笑點”的想法都不敢有。

行業在聚光燈的包圍下涌進了一大批半路出家的脫口秀愛好者，然而大部分新人的職業生涯最高點永遠停在了第一場的開放麥。

選擇讓段子和自己一同成長的人終究只是少數。

本期顯微故事采訪了3位脫口秀從業者，他們之中：

有從主持人跨界、目送好友告別脫口秀的楊岱儒；

有把脫口秀演員視作普通工作的周周；

有被簽約俱樂部老板要求講黃段子、最后因疫情成功離場的楊帆。

以下是關于他們的真實故事：

最頂尖脫口秀演員月入不過萬

楊岱儒 脫口秀演員 25歲 吉林省通化市

做脫口秀演員之前，我干過老家電臺主播、央廣購物欄目的主持人，這些工作大多和開口說話有點關系。

但在電臺工作，無論再怎么努力，一個月也賺不過4000元這個坎。付完北京的房租，工資都剩不下多少了。

一次看央視轉播了《脫口秀大會》，我聽著覺得這些段子我也能講，就在工作之余試著寫脫口秀稿，報名參加了每周三在南鑼鼓巷Pinkmoon的“開放麥”。

所謂“開放麥”，就是新人免費演出，各俱樂部的人會來看，他們覺得好就會拉你去演出——這些演出多半是能換點收入的。

當時我不懂脫口秀，在開放麥領了本免費《入門手冊》后就回家自己琢磨段子。

當然，如果你肯花錢，也可以花幾千元報名專業的培訓班，但我舍不得。

還記得我第一次上“開放麥”緊張得不行。

場子里大多數是行內人，我講了幾個笑話，臺下什么反應都沒有，當時我心里很慌，硬著臉皮整整說了7分鐘，最后都不知是怎么下的臺。

出于禮貌，大家勉強給了點掌聲，但我腦袋里嗡嗡地，感覺全身都涼透了，像個傻子似的。

不少新人嘗試過“開放麥”后就放棄了。

但我心態迅速調整了過來，下場后還找現場的幾位導演咨詢了一下，讓他們幫我的表演提點建議。

在“高人們”的建議下，我改了本子，第二次上臺效果就好多了，至此就堅持了下來。

別看現在脫口秀說著熱鬧，但市場很小，畢竟一個場子也就100多個座位。酒吧的脫口秀門票，一張100元至150元；劇場的最高能要到500元一張，但交完場地費，也沒剩下多少。

就我目前了解的，國內最頂尖的演員，月收入也就8千到1萬元，經常上臺的每月不過六七千元的水平。

在北京講脫口秀的唯一好處是，南鑼鼓巷附近酒吧形成了一個脫口秀圈，大概有10個左右的場子，演員串著用，趕場相對容易，收入也會高一點。

北京脫口秀演出一般集中在周五、周六和周日，每場費用200元—800元之間。

好的演員每天趕兩場，一周演三天，平均每場收入300元計算，一個月大概7200元。

如果出專場，可以和俱樂部分賬。商演收入確實高，但能不能抓住機會，只能看命。

但再往深了做，脫口秀也很難進大劇場——觀眾多了，不利于演員發揮，舞臺效果也不好。因此，脫口秀的收入低是有它的天然局限性的。

雖然李誕《吐槽大會》火了后，不少脫口秀俱樂部趁這個機會培養團隊、做粉絲、還要求演員立人設。

但總體來說，國內脫口秀演員還是一幫“大雜燴”：有的本是相聲演員，有的本是小品演員，有的是純門外漢……

更麻煩的是，大多數國內觀眾還不知道什么是純種的脫口秀。

在國外脫口秀本意不是說笑話，而是訪談、交流，一般由有學問的，或對特定問題有特殊經驗的人來表達。

國內的脫口秀更像是另一種形式的單口相聲。

國內觀眾對脫口秀的認知也五花八門，不少人看過吐槽大會后被吸引到開放麥，發現和吐槽大會說得不像，下次就不再來了。

此外，國內觀眾很重視形式感，比如相聲演員，上臺得穿大褂，觀眾覺得這才是個節目。

但脫口秀強調隨意感，與觀眾距離越近，效果越好。

脫口秀演員上臺穿的都是平常衣服，憑這身打扮，沒人把你當回事。另一邊是脫口秀的門檻太低，很多門外漢都擠了進來。

越沒規矩，觀眾就越糊涂，所以也導致開放麥也很少有回頭客。

當然，這不能怪觀眾，只能怪行業發展不成熟。

行業不成熟、加上收入實在有限，過去一段時間我對脫口秀一直是“用愛發電”，一邊上班，一邊做脫口秀維持愛好。

但業余做脫口秀演員太耗費腦力和體力，生活與工作也難平衡，與其這樣，不如不做。如今我回了沈陽，但我依然沒放棄脫口秀，也許不久的將來我會辦一個脫口秀俱樂部。

但沈陽的脫口秀市場也才剛起步，競爭激烈，行內人彼此已開始用黑招：你這邊正表演呢，那邊人家就電話舉報了。

特別是小酒吧，一舉報一個準。因為小酒吧容積有限，說你“非法聚集”，你就得停業。

行業小，盈利就更困難了。有的人自己無法獲利，也看不得別人獲利。同行之間，還有不少人在互相說壞話、詆毀對方。

我曾接受過一些采訪，記者都覺得脫口秀演員一定特能說。但其實，我們天天想段子、什么段子都接觸過了，也就審美疲勞了。

脫口秀同行間很少互開玩笑，我們的交流都限于評估彼此新笑話效果如何。除非遇上特別熟的熟人，才偶爾開個玩笑。

如果你愛好一個東西，最好就把它當成愛好，當成職業的話，愛好都會變成負擔。既然干了這行，你就要接受這行的困難。

在北京那段時間，我和一個山西的脫口秀演員成為好友。但因為疫情，他告別了這一行，回了老家。

離別時，我們都裝得很輕松。但其實我心里很傷感，因為我們都知道，這輩子可能再也見不著面了。

脫口秀不過是普通工作，沒必要悲情

周周 脫口秀演員 西部某城市

我是個工科生，大學學的是交通運輸管理。

我從小到大沒覺得自己有什么表演天賦，家里也沒人從事演藝工作，但最后卻陰差陽錯成了一個脫口秀演員。

大學畢業時，我只身來到北京，很多人覺得我挺能闖的，但其實當時我就是想離開家。

到北京后才發現，我的工作實在太沉悶了，整天對著電腦，沒什么活可干，工資也很低。

2017年4月，我在網上看到了吐槽大會，覺得既好玩又簡單，我就報名參加了。

吐槽大會提供了一個培訓，雖然沒有太大的幫助，但卻得到了給節目供稿的機會，我就下海了。

我的第一次“開放麥”在一家咖啡店進行，現場觀眾不超過10人。

當時我一點也不緊張，心想反正我也不是專業的，說壞了也不丟人。沒想到，就這樣一場下來，效果還不錯。

演出結束后，很快就有俱樂部拉我去演出。兼職幾個月后，2017年底，我靠脫口秀每月能收入5000多元。

一看干這行勉強能養活自己，我馬上就從單位辭職專職干脫口秀了。

脫口秀演員里有不少是相聲演員轉行來的，但我是半路出家、沒有功底，只能靠原創段子。

為了創作，我每天都在看節目、看視頻，自己在家練。

剛開始，每周只能演四五場，這兩年情況好了，一周能演十幾場。

為趕場方便，當時我甚至在北新橋附近租房，每月租金就得3000元左右。

最近我轉場到了上海，這里的脫口秀環境相對于北京更包容一些。在北京，每個觀眾都希望你把脫口秀說成相聲。

很多人覺得，當脫口秀演員多好啊，每周就演三天、每場也就幾分鐘，拿錢太輕松了。

其實不是這么回事。

剛入行時，我每天都要演出，周五、周六、周日是正式演出，平常是“開放麥”——不拿錢的那種。你不演，就沒有今后拿錢的機會。

常泡脫口秀俱樂部的人都知道，如今脫口秀有說幾分鐘的、也有說一兩個小時的，有的人以抖包袱為主，也有以演說為主的，占用的精力各不相同。

以我為例，現在每天比過去在單位時累多了。演出之外，我還要不斷寫新劇本，至于一個本子能演幾場，我沒量化計算過，只能憑感覺來，但一直在寫。

我寫的段子大多來自生活，但有些觀眾感到奇怪——為什么我總是說談戀愛的事，是不是女脫口秀演員太關注情感話題了？

其實不是，我說過很多其他話題，但網絡平臺覺得這個能吸引眼球，就只播情感話題的段子。很多女脫口秀演員也說社會話題，只是很少被播出。

因為疫情，今年脫口秀整個行業的情況比較慘。各酒吧一度停業，勉強開業也禁止人員聚集，更別提辦脫口秀演出了。

年初那幾個月我沒工作，只好回老家住，父母希望我留在那里發展，但我就是不想回去。也許有一天，老家的脫口秀市場也發展起來了，我再考慮吧。

現在想來，脫口秀不過就是一種普通工作，只是半路出家的人略多一些。

每年有人進來，每年又有人離開。

這和其他工作沒有任何不同，干得不好就辭職唄，能堅持下來的永遠是少數。大家都帶著平常心看脫口秀就好，沒必要悲情，也沒必要獵奇。

我還在堅持，因為依然覺得它有意思，而且越做越喜歡。至于說明天，我最大的期望是能有一定名氣，生活有保障，能得到觀眾認可。

我實在不想再說黃色笑話了

楊帆（化名）脫口秀演員 31歲 河北省邯鄲市

2010年，我來到北京，幫我爸的公司干活。

結果2016年，我爸的公司倒閉了。他把我托付給一家老客戶公司當HR，一月拿4000多元工資。

我爸說，家里不缺錢，你只要穩定就行。當時我在南三環和別人合租一間房，月租金就是1900元。

家里是不缺錢，可是我缺錢。

就這么混了兩年多，同事說，“你說話挺逗的，現在脫口秀這么火，還不如干這個，來錢容易”。

就這樣，2018年底我去了一家脫口秀俱樂部，參加了一個5000多元的培訓、上了“開放麥”。

那次“開放麥”我說得很糟，臺下幾乎沒什么反應。結果下了臺，居然有一家俱樂部的經理拉住我，說和我聊聊。

這位經理建議我，要說家鄉話，不要說普通話，還很認真地說：“最容易被逗笑的是兒童和女人，因為他們生活經驗少。人只有遇到不知道的事，才覺得可笑”。

“所以，你要說別人不知道的事。”

什么東西別人不知道？他說，“一個是色情，一個是政治”，想吃這碗飯，就要和這兩個話題掛上鉤。

上學時，我倒是常開色情玩笑，越是鄉村，這種笑話越多。我曾跟著司機跑過不少次長途，路上累了，就靠講笑話來支撐。

思來想去后，我就聯系了那家俱樂部，說可以試試，俱樂部就給我安排了一場“開放麥”。

沒想到我剛抖完第一個葷段子包袱，場下就“爆”了。一下臺，經理就拉我吃飯，要馬上簽約。

這位經理是福建人，在北京開過一段時間飯館，飯館倒閉后，他和別人合伙開私人診所，后來也被取締了，酒吧是他的第三個生意。

我跟著這位經理演了6個多月，每月能掙6000元多一點。不少朋友專程來看過我演出，聽完以后給嚇出一身冷汗，直說“你這么亂搞，早晚會被抓的”。

我也想說點正經的，但我只要換段子就沒機會上臺，而且段子編得多了，后來我自己一說就覺得惡心。

當我提出要轉型說別的題材，俱樂部卻不答應，還每周都要我出新段子。我想辭職不干，經理卻提醒我：咱們可是簽約了，違約可是要罰款的。

今年疫情中斷了我的表演，但我卻很慶幸——我終于不用再說脫口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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