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不擅長做硬件的事情，全球人民應該都快知道了吧。要是再加上醫療保健這個“硬骨頭”，自然是難上加難。

所以替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以下統稱谷歌）在AI硬件+醫療領域開疆拓土的生命科學子公司Verily，看似是全村的希望，實則亞歷山大。

此前推出的一系列硬件，諸如能檢測糖尿病指標的智能隱形眼鏡、幫助帕金森患者控制震顫的智能勺子，用于多種硬化癥研究的可穿戴傳感器，與手表類似的無痛采血裝置等等。可以說是，一個也沒有商業化的影子。

在2020這個生物科學領域的“大年景”中，Verily也就刷了一次存在感，就是幫政府搭建新冠病毒檢測的評估網站，結果還被美國參議院就數據隱私問題搞了一下。

再對比隔壁剛搞出來“最近十年最重要生命科學突破”AlphaFold2的“兄弟公司”DeepMind ，這邊即將退出中國的Verily真是凄凄慘慘戚戚。

不過這么多年來，Verily的進展著實令人捉急。甚至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Verily是什么時候來中國開展業務的，以及被內部人士視作退出原因的“基線計劃”(Baseline Project)又搞了些什么？

到底是Verily不爭氣，還是谷歌又一次 “造不了硬件”的命中注定？

尷尬的Verily，以及尷尬的健康硬件

谷歌搞硬件也不是一天兩天了，2015年重組之后，大量非互聯網業務變成了Alphabet旗下的獨立子公司，其中有兩個具備商業化潛力的硬件板塊，一是谷歌32億美元收購的智能家居公司Nest；另一個則是原屬于 Google X 實驗室的Life Sciences，后來改名為Verily的生命健康公司。

如果你覺得這兩個領域都缺乏點“現金牛”的潛力，那么不妨看看其他項目都是什么畫風。隨便舉個例子，Project Loon是通過高緯度氣球搭建無線網絡連接；機器人部門的Replicant在制作面向消費者的機器人；Project Ara則是想打造模塊化手機，此外還有噴氣式背包、懸浮滑板等等……是不是覺得醫療硬件還是可以再搶救一下？

背負著“健康+硬件”兩大希望，Verily這幾年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一個比較重要的，也是使得Verily決定退出中國的項目，是“基線計劃”。

2014年，谷歌發布了基線（Baseline）臨床研究計劃，據官方稱“有助于創造一種全新的人類系統生物學思維方式。它會找到新的疾病標記物，這些標記物可以提示臨床研究，確保在癥狀出現之前展開治療”，簡單來說就是“上醫治未病”。要提前發現疾病標記物，就需要大量收集和分析健康人的生命體征數據，來確定健康人體的各項特征，為繪制“人體健康地圖”做準備。所使用到的設備包括 Connectivity Bridge ，此前谷歌開放的一款醫療硬件。

盡管沒有做過宣傳，但從谷歌的一系列動作來看，Verily和基線計劃來到中國應該在2017年底之后。

那一年，Verily拿到了淡馬錫的8億美元投資，而對方23%的投資都位于中國，對Verily擴張中國市場更加有力。Alphabet 2017年也在中國展開招聘，12月谷歌AI中國中心在上海開發者大會上宣布成立，被視作谷歌基礎研究來中國的關鍵節點。

雖然健康數據是匿名的，這一項目據內部人士稱，在中國進展的并不順利。在國外，五年來也僅有大約1萬人參與了基線項目，無論是臨床醫學研究還是依賴大數據的機器學習技術，這些數據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在中國上演了現實版“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來”。在在美國大本營，Verily為了實現谷歌的醫療硬件夢，還真是前前后后搞了不少事。

比如說與強生合作成立了一家手術機器人公司，和瑞士制造商諾華聯合推出的可持續監測血糖以及進行視力矯正的隱形眼鏡，與Dexcom德康合作研發小型的無創葡萄糖監測儀(CGM)，研發一款可檢測摔倒的智能健康鞋，針對帕金森患者開發的智能餐勺還在美國釋放過2000萬只不育公蚊，幫助消除寨卡病毒感染。

雖然這些硬件的前途大部分都以慘淡收場，并且在科技界和生物界都受到爭議，但至少看起來還是蠻紅紅火火的。

結果Alphabet一發財報，Verily 所屬的“Other Bets”類別的虧損就十分刺眼，光造硬件也不行，商業化必須再整點花活兒啊。

所以這兩年Verily在做硬件之余也搞了點跨界軟服務，比如保險、藥店等等。為了業績最大化，這些服務項目同樣也得賣硬件，比如Coefficient保險子公司就“基于分析的承保引擎”來幫助保險公司更好地進行風控，還會給愿意分享可穿戴設備數據的個人客戶一筆獎勵。

與傳統美國藥典零售巨頭Walgreens合作，展開虛擬糖尿病計劃(virtual diabetes program)，基于自己的線上二型糖尿病管理平臺Onduo，為用戶免費提供檢測設備，隨時監測用戶的健康信息，其后續研發的醫療設備也可以在Walgreens售賣。

總結了下Verily干的事兒，反正就是活兒整了不少，子兒沒掙幾個。從這點來看，Verily不愧是谷歌的一門同宗，而醫療硬件和AI硬件也很有點異曲同工。

“三高”病人，何止是Verily？

在許多業內人士眼里，Verily最應該直視的，其實是自己在業務戰略上所犯的“三高病”：

1.高技術閾值。

Verily選擇的技術維度，都是側重于“未病”前的預防和健康管理，這就比“指哪兒打哪兒”的治療技術難多了。其創始人Conard在2014年接受采訪時就表示，認為Verily可以做出偉大的事情，有機會讓醫療健康行業這艘巨大的戰艦調轉航向。

偉大，意味著高技術指向，也意味著巨大的人力財力支出及背后的不確定性。

Verily交付的許多產品都被認為科幻而不現實。比如重組之前的智能癌癥檢測藥丸、基線計劃、血糖監測隱形眼鏡等等，幾乎都會被科學家批評。

斯坦福大學Ioannidis認為基線計劃所做的一萬人實驗只是“塵埃中的一個小顆粒”，不足以發現有意義的疾病早期跡象。癌癥篩查被吐槽“針對癌癥篩選無癥狀人群會遇到很多失敗和很多問題”，可能導致正常人接受癌癥治療，或是讓患者接受一些不必要的治療。血糖隱形眼鏡的批判者也認為使用眼淚來監測血糖存在致命錯誤。

塔夫茨大學化學教授、納米學專家 David Walt認為“該部門正在開發的設備，還只停留在科學幻想階段。而且無法看到這些技術是否真的有可能在有生之年成為科學現實。”

技術上的挑戰確確實實存在，Verily是怎么應對的呢？它聲稱自己“雇傭了許多了解生物學復雜性的業內專業人士，化學家、工程師、醫生和行為科學家攜手努力，就能做到”。

Verily可能沒聽過三個和尚沒水吃的寓言故事，問題又來了。生物學家、化學家、醫生等與硅谷工程師文化有著天然壁壘，而Verily顯然更主張計算科學的地位，西北大學生物傳感器和納米技術專家稱其為典型的“硅谷囂張綜合癥”。

比如明明很多來訪的科學家都提醒過從眼淚中測量人體葡萄糖級別的不科學，但Verily聲稱“眼淚/血液葡萄糖關聯性是一個開放的科學/生物學問題，各方都有一些證明自己理論的數據”，反正就是堅持改善自己的測量方法，我行我素直到項目最終2018年宣布暫停。

Verily的工程師們更傾向于將這些項目看做“迷人的”潛在試驗，而非可能要以十年為周期的臨床醫學研究。據一位從Verily公司離職的經理爆料，他們把外部專家學者對臨床研究的看法反饋給了公司高層，但是高管要么無視這些反饋，要么就是略微關注一點點。

這種種矛盾，正是總想著改變世界的高技術閾值所帶來的月之暗面。

2.高商業期待。

如果一直停留在象牙塔里，那么Verily看似天馬行空的研發并不至于被學界詬病。但其卻在項目剛剛有點預期的時候就大做文章，用工業界那套營銷邏輯來進行渲染。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商學教授Jo-Ellen Pozner就曾吐槽，Verily的公司領導人非常高調，熱衷于在媒體上大肆報道獲得關注，但實際上，他們的產品都沒有獲得足夠的驗證和真實證據，認為Verily只是想宣布一個并不存在的技術產品，嚇跑競爭對手來贏得市場。隨后參與的保險等業務也被認為是偏離了改變健康行業的初衷。

斯坦福大學預防疾病學教授John Ioannidis曾希望有人把控一下Verily的這些項目，到底其中有多少是能夠真正改變世界的努力，還有多少只是在做營銷給外人看的。但“改變世界”已經不是Verily所優先考慮的了。

去年底Alphabet的2018財年第四季度財報顯示，相比上年同期的凈虧損為30.20億美元，營業利潤率創下四年新低，其中Verily所在的Other Bets更是拖后腿，收入同比下降62.3%，虧損同比擴大77.5%。這直接影響了谷歌在資本市場的評級和表現，摩根士丹利分析師就認為其息稅前利潤損失可能與Waymo One或Verily等輔助服務有關。

改變世界先放一放，扭虧為盈才是正經事。在2020年，特斯拉前高管Deepak Ahuja加入Verily，被任命為新一屆CFO（首席財務官），他也是特斯拉2010年首次公開募股時的CFO。此外，Verily還聘請了消費者DNA公司Helix的前CTO擔任軟件主管，前國家衛生信息技術協調員擔任業務的首席臨床官。這一系列動作都清晰地指向了擴大規模、追求商業增長的訴求。

一個號稱追求技術創新的公司，卻背負上了追求短期資金回報及商業化的期許，很難不讓其行為產生變形。

3.高隱私風險。

如果僅僅是商業化，Verily可能還沒有那么難受，擼起袖子加油掙錢就完了，但是，其背后的谷歌光環卻在這時從技術背書變成了緊箍咒。

我們知道，健康醫療數據是相當隱私的，也只會被交付給信用口碑極佳的企業及其硬件。而擅長數據集廣告營銷的谷歌，與Verily的緊密關系就起到了反作用。

有相關人士透露，Verily不需要大面積尋找尋找付費用戶，他們擁有給生命科學公司的銷售特許經營權，以及和谷歌智囊團及旗下安卓操作系統的聯系。很多公司之所以選擇和Verily合作，其中看重了能夠使用谷歌技術，比如Dexcom。

Verily的許多合作及針對特定疾病的硬件及軟件，被看做是依靠谷歌在數據分析、微電子等方面的優勢得來的。這意味著，谷歌可能會憑借強勢姿態占據相應的醫療數據。

比如Ascension 采用 Google Health 的電子健康記錄，就被批判可將數據用于醫療以外的目的，違反了《健康保險可移植性和責任法案》(HIPAA)。谷歌與梅奧診所(Mayo Clinic) 間的新合作也招致批評，認為谷歌有強大的動力將數據商業化。

再對比DeepMind在被發現非法持有英國人民醫療健康信息后，明確表示，患者數據在任何階段都不會與Google帳戶、產品或服務相關聯或關聯的態度，Verily在新冠疫情期間要求檢測者必須登錄谷歌賬號的事件就受到了監管部門的嚴格審查，CEO不得不出來承諾不會出于“商業目的”使用網站數據。

難以脫離谷歌后臺的Verily，自然也要為谷歌在數據隱私保護不利這一名聲而牽連。

這樣的“三高”問題，在Verily乃至谷歌的硬件發展歷程中都是不鮮見的。

尋找一個支點

Verily目前的問題在于，想要打造一個智能健康硬件實在是太難了。

它需要一個高粘著性的硬件。比如同樣是摔倒監測，Verily打造的智能鞋距離量產問世還遙遙無期，而蘋果只需要在最新款Apple Watch中引入了摔倒監測功能，就能在用戶摔倒時及時發出警報，從0到1和從1到10000相比，缺乏C端優勢的Verily路要難走得多。

為什么不借道谷歌體系的硬件呢？蘋果對硬件的掌控力很強，每次系統更新率都能達到60%以上，而安卓的開放性以及多品牌生態林立，導致谷歌對安卓設備的掌控力不足，想要借助安卓手機來推進健康項目，顯然也不現實。反觀亞馬遜，就借助收購零售藥店與智能音箱Echo順利鋪開了藥物售賣和醫療應用。

那么Verily能不能把目光聚焦在“揚己之長”，多發揮點自己的優勢呢？眾所周知，谷歌擅長的是軟件，是算法。而這些成果大多依靠兄弟單位如DeepMind來完成突破，Verily的動作在這個明星AI公司面前就顯得有點不夠看了。

比如2017年DeepMind就發布了乳腺癌鑒定的算法，能以 92% 的準確度檢測腫瘤；2019 年與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合作，開發出了用于早期發現急性腎損傷和肺癌的 AI 系統。后面Verily 也嘗試用機器學習幫助病理學家識別醫學影像中的癌細胞，二者的研發速度與曝光度都無法同日而語。

從這個角度來看，谷歌硬件的“老大難”問題或許也就呼之欲出了，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消費級硬件來完成生態流量的沉淀，不斷推出新硬件但沒有承載高價值感的技術累積，一邊戰術重視一邊戰略分散各自為戰，難免讓Verily陷入尷尬。

做硬件難，做爆款硬件難，做爆款醫療硬件則是難上加難。而Verily今天的困局，又何嘗不是谷歌的“冰凍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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