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腦極體

請你想象這樣一個人：

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奠定了半導體產業的基本法則，引領好幾個半導體企業走向巔峰，是員工的良師益友與創業者們的天使投資人，被世界最頂尖的高科技公司管理者信賴與推崇，全球媒體都熱衷于聽取和傳播他的言論……

是不是感覺既強悍又偉大？如果，他成為你的敵人呢？

這個令人心情矛盾的角色，就是羅伯特·諾伊斯。

諾伊斯的一生有許多頭銜，集成電路的發明者，仙童、英特爾公司的創始人之一，“硅谷模式”的開創者，戰后最偉大的美國人等等……但他去世后，更具政治色彩的“硅谷市長”一詞，為其一生功業蓋棺定論。

在此，我們不再長篇累牘地贅述諾伊斯的豐功偉績，而是通過他一生中重要的幾張“戰役”，來思考其所代表的獨特群體——企業家，為何會扛起社會事務的重任，又給全球高科技戰局帶來哪些變數？

諾伊斯的戰地素描

作為半導體行業的執牛耳者，諾伊斯是全球半導體市場競爭中的關鍵角色，重要程度有時堪比核武器——能一錘定音、終結戰局的那種。

如果只是一個“好戰分子”，為了取得勝利而機關算盡，顯然不足以讓硅谷那些桀驁不馴的天才甘愿稱臣。在烽火硝煙中捍衛與重建了什么，是我們可以從諾伊斯的“戎馬生涯”中所探尋的。

大家先跟隨我的腳步，來到上世紀一個個半導體“遺址”，感受諾伊斯所親歷的戰場：

第一站，我們來到半導體初興的蠻荒年代。

今日被無數國家試圖效仿打造、奉為圭臬的硅谷，在其生長之初，也離不開殘酷的叢林競爭與廝殺。

尤其美國的高科技行業，還盛行無政府主義，硅谷距離美國政治中心華盛頓也很遠，受到的關注和約束也最少。但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競爭最混亂時，許多突破道德的行為也開始出現。比如一些人離開舊雇主，會互相爭搶競爭對手的員工，模仿產品，有時還會提起訴訟。

在記者唐·霍夫勒創建的周刊《微電子新聞》（MicroElectronics News）中，硅谷芯片產業的許多丑聞就曾被曝光，類似潛入競爭對手的計算機系統盜走設計方案，創始人們在走廊上打架，把不能用的設備發給客戶之類不堪的手段，此后都被資深人士證實大多都確有其事。

在這樣的蠻荒時代，諾伊斯為整個行業梳理出了良性競爭法則，在生前的最后一段時間，甚至推動了美國半導體企業放下前嫌，共享創新，相互合作，他是怎么做到的？

第二站，是諾伊斯本人有關的專利之戰。

不會還有人不知道集成電路的發明者有兩個吧？但這二人——諾伊斯和基爾比，并不是英雄惜英雄的關系，實際上，1964年二人雙方的律師在法庭上，為集成電路的發明專利爭得面紅耳赤。

原來，1959年諾伊斯只為微型電路申請了專利，但沒有為他用平面工藝制造的集成電路申請專利。而就職于德州儀器的基爾比早于諾伊斯申請了集成電路產品的專利。

這下問題來了，一旦被裁決專利歸屬于對手，即意味著仙童和德州儀器有一個需要為了制造IC芯片而向另一方要求授權。

整個20世紀60年代，仙童和德州儀器都在為此相互控告。最后，法庭決定一分為二：將集成電路的發明專利授予了基爾比，將關鍵的內部連接技術專利授予諾伊斯。

同樣有專利，仙童市場表現遠遠超越德州儀器，諾伊斯的成果特殊在哪兒？

第三站，諾伊斯的第二個創業項目英特爾，與日本在DRAM市場狹路相逢。

在此前的系列文章中我們有過更詳細的分析，這一戰美國可以用慘烈來形容，從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優勢地位被日本徹底搶走，失去2.7萬個工作崗位。英特爾市場份額也不斷下降，導致在80年代中期陷入了困境。

身處旋渦之中的諾伊斯，為幾近潰敗的美國半導體行業找到了一個極為有效的突破口——游說政府。他不斷地宣傳半導體之于國家經濟的重要性，鼓勵政府調查日本企業，最終以“傾銷”的名義對日本企業展開制裁，為美國半導體行業成功續命。

以一己之力撬動國家政策資源，諾伊斯憑什么？

第四站，美國在DRAM方面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

諾伊斯臨危受命，已經退休的他在1988年再度出山，擔任美國Sematech(半導體制造聯盟)的首席執行官，以期調解美國芯片公司的關系，挫敗日本可能進一步的挑釁。

我們知道，硅谷長期是一個游離在政治之外、更尊崇技術創新的地方，此時居然要大家聯合起來，聽從政府的干預進行技術攻關與共享？

這一任務并不比撮合國共聯合抗日更容易。所以《哈佛商業報道》這樣評價諾伊斯的選擇——“他是電子世界的一個傳奇”。

盡管諾伊斯過早地在這一職位上離開人世，但他取得的成果是明顯的。1992年美國在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份額重新超過了日本，這種力量轉換的源頭，與諾伊斯的推動有著直接關系。諾伊斯又是如何做到的？

經過這四個半導體歷史上著名的“戰爭遺址”，我們會發現殘酷的廝殺伴隨著半導體產業升級進化的始終。而諾伊斯的存在，無疑是美國能夠持續站在產業頂端的基石。

正如仙童一位創始人所說的那樣，“如果諾伊斯爬到船上，他一定會成為船長。”這位船長不僅引領方向，統籌船員，還贏得了包括對手的尊重。

我們可以用許多極盡美好的詞匯總結：天才、高瞻遠矚、虛懷若谷、以天下為己任……可是這一就會陷入英雄主義的視角——如果沒有誕生這樣一個人，那這個國家的半導體產業就沒有希望了嗎？

顯然不是，日韓歐洲等半導體區位的崛起都沒有絕對同步出現諾伊斯式的人物。

所以，我們不妨將目光從諾伊斯的個人特質短暫地轉移開來，從“硅谷市長”這一身份的產業動作上，從其為美國半導體行業奠定的產業法則中，有哪些值得借鑒的地方。

法則一：堅持務實的技術研發

尊重技術創新，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什么樣的技術才算創新，新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怎樣的創新可以帶來商業價值？這些更細致問題的答案，才是成就硅谷的真正原因。

這也是諾伊斯用一生時間來探求的道路，前沿技術的應用落地，貫穿了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這也是為什么，當人們提及諾伊斯對產業界的貢獻時，都會提到一句——使半導體產業由“發明時代”進入了“商用時代”，也是諾伊斯與基爾比在集成電路研發思路上的最大差異。

博士畢業之后，諾伊斯就投身工業界，不想單純搞理論研究，希望用所學做一點實際工作。所以他在眾多公司的邀請中，選擇了做晶體管的飛歌，但這家公司令他很失望。這時肖克利許諾諾伊斯，他可以在自己的半導體公司與業界最具前途的人們共同研究晶體管，推出有市場前景的產品。諾伊斯沒有一絲猶豫就決定前往。

后來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了，肖克利對技術方向十分執著，于是諾伊斯又化身“八叛逆”之一，成立了仙童，并在此期間成功實現了IC芯片的量產。但隨著時間的發展，業內出現了一種名為金屬氧化物半導體（Metal-Oxide Semiconductor，簡稱MOS）的技術，速度更快、更便宜也更省電，但仙童卻長期抵制這一技術。

這與諾伊斯所看中的技術產業趨勢不符，盡管他作為元老可以躺在功勞簿上吃一輩子老本，但依然選擇了離開。

英特爾成立之后，在DRAM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所以當有人提出發明微處理器時，大家都認為其無關重要。但諾伊斯敏銳地察覺到微處理器的重要作用，他開始奔走游說，鼓勵微處理器的開發。英特爾的運行經理、董事會主席等都曾表達過，如果沒有諾伊斯的努力，微處理器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發展。

諾伊斯是一位天才科學家，也是一個務實的產業者。他并不像一般的創業公司一樣非要從頭摸索、從零開始，而是利用已有的、成熟的技術去制造產品，思考產品的市場潛力與生產可行性。這也是為什么，英特爾成立不到18個月就打造出了全新的3101型芯片。

用最高的良率，最短的時間，最具前景的產品，讓技術抵達大眾，才是諾伊斯的終極目標。

法則二：創新與生產的融合

面對來自美國的半導體制裁，華為余承東曾不無遺憾地說，只切入芯片設計（而不是制造），是一個錯誤。

其實，這并不單純是戰略選擇的失誤。在半導體領域，一直存在一種“紫色瘟疫”或“紅色死亡”，簡單來說就是從產品研發到制造環節中，原本表現穩定的元器件也可能在生產過程中出現各種各樣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問題。

而諾伊斯早在上個世紀，就嘗試努力彌合研發與制造之間的鴻溝。

在研究時，它就會思考怎樣才能讓產品運出工廠的大門，而不是單純刷學術界的存在感。這也是為什么，諾伊斯會將一些技術方案放下，其中就包括基爾比率先爭奪的“固體電路”專利。他認為這一設計毫無“審美感”可言，根本無法大規模量產。

這也是諾伊斯將突破的重點放在制造工藝上的原因，通過其平面工藝，可以讓下一代晶體管的材料成本趨近于零，從而讓消費產品和家電變得廉價，改變電子產業。

諾伊斯堅持融合技術與制造，在仙童的管理工作中，他也一直努調節研發部門和制造部門的緊張關系。比如將他們召集到一起，探討如何讓兩個部門在新產品的銜接和溝通上保持順暢。

諾伊斯始終將集成電路視為一項工藝上的突破，而非科學成就。在被孩子們問到“什么時候能獲得諾貝爾獎”時，他總會調侃著說“他們不會將諾貝爾獎授予從事工程研究或做實事的人”。

諾伊斯這一科學家與企業家的融合特質，使其能夠推動美國半導體產業技術落地、規模擴張的原因。

事實也證明，仙童也好，英特爾也好，兩個諾伊斯執掌的企業都在商業與客戶口碑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法則三：硅谷精神

個人能力的成功，并不足以收獲“硅谷市長”的殊榮。

能成為硅谷的無冕之王，源自諾伊斯奠定了硅谷的核心精神。

比如今天互聯網企業都在推崇的扁平化管理模式，當時在美國企業中并不常見，而諾伊斯在管理仙童和英特爾期間，就一直在推動取消管理上的等級觀念。

他取消了辦公室的隔間，1964年有位仙童的造訪者吐槽“摩托羅拉的辦公室是諾伊斯辦公室的四倍”，如今開放式辦公成為高科技公司的文化象征；

提出了公司股權制，三分之一的普通員工都能得到股權，這種全新的勞資關系已經成為全球科技公司吸引人才的模式。對于研究人員，他也允許其自由探索，“博士們利用一年的時間構思自己的設想”而不強調具體的成果，這不就是各種“企業研究院”的雛形嗎？

至于硅谷成為全球創新的風險投資中心，諾伊斯正是“天使投資”最早的一批實踐者之一。在轉交了英特爾的日常管理任務之后，諾伊斯就開始用資金扶持創業者，投入100萬美元成立了卡蘭尼斯基金。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蘋果創始人喬布斯。

喬布斯曾在多個場合中說過，“鮑伯·諾伊斯將我攬入他的羽翼之下，盡可能地讓我熟悉情況。”

諾伊斯認為，硅谷的英雄不是律師，不是金融家，而是創業者。將硅谷打造成全世界創業者向往的“天堂”，諾伊斯也成了硅谷精神的創造者與布道師。

法則四：企業家的公共職能

掙到了財務自由的錢，受全球創業者尊重的名望，學術上更足以載入史冊，這些足夠一個人成為“市長”嗎？

涉足政治事務，服務于公眾/產業利益，才是諾伊斯“硅谷市長”身份的核心屬性。

從1974年開始，諾伊斯不再管理英特爾的日常運作，而是作為硅谷和整個美國半導體工業的非官方代言人，承擔起了更具公共價值屬性的責任。

比如出任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SIA(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的主席，幫助美國抵抗日本的DRAM沖擊。

諾伊斯不斷通過媒體發聲，制造聲勢，提醒大眾注意日本半導體威脅。他告訴《財富》雜志，日本人正在“試圖撕破我們的喉嚨”。從《洛杉磯時報》向大眾喊話，“無論在汽車還是航天產業，半導體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時積極游說政府，督促其從單一的客戶身份中轉變，加快對本國半導體行業的支持。他不斷跟眾議院籌款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強調，美國的半導體行業為電子產業提供的是“原油”。在1978年年末，政府決定將所得稅稅率降低至28%，以減少美國半導體企業的經營壓力。

產業政策怎樣才能平衡國家參與和市場活力，即便是頂尖的政治家和企業家都不敢說自己能力挽狂瀾。而作為拯救美國半導體行業運動的一部分，諾伊斯在半導體行業委員會中“身先士卒”。

除了四處奔走、爭取政策資源之外，他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產業模式——創建一種激勵人們去創新、創造和堅持的體系。

在諾伊斯看來，鼓勵發明創造比政府直接幫助更有效，但怎樣才能讓各懷心思的企業能夠精誠合作呢？

諾伊斯不得不在關鍵時期出任半導體制造聯盟的首席執行官，組織美國半導體企業共同研發，共享創新成果。

早在仙童時代，就有創始人不無前瞻地認為，諾伊斯比我們（其他創始人）更像是一位政治家。還有什么能比“硅谷市長”這一虛擬職銜，更能代表諾伊斯對美國半導體產業的貢獻呢？

不難看到，諾伊斯所奠定的半導體產業法則今天依然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而諾伊斯個人身上所承載的復雜角色，也許無法重新復制在其他區位、其他產業者身上，卻可以通過拆解、細分，組成集體作戰的突圍力量。

他們需要是遠見卓識的科學家，能夠帶領產業界奔跑在技術應用的正確跑道上；

他們需要是運籌帷幄的企業家，有人格魅力、商業謀略、資金資源來幫助員工和企業有能力、有信心在殘酷產業競爭中乘風破浪；

他們也應該是心懷天下的政治家，既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人文情懷，也有“茍利國家生死以”的責任感。

當然，他們也必須有絕佳的溝通公關能力，能夠將自身的價值主張、技術思想借助媒體、聯盟、政界的力量，化為利劍，擊碎挑釁者的一次次試探與沖鋒。

回歸到歷史長河里，任何一個偉人、一個企業、一個國家，都是在無數封鎖、戰斗中成長崛起的。所以，就用諾伊斯所作的詩句來結尾，與君共勉吧——

這就是世界應該變老的方式，應該轟轟烈烈，而不是嗚咽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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