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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波波夫

在看完那篇官方聲明全文之前，先別著急為微軟同意員工永久在家辦公而鼓掌。

“在過去幾個月里，我們學到了許多關于生產力、靈活性、復原力和同情心的知識。我們一直在以我們從未想過的方式工作，包括管理必要的安全預防措施，學會在對著屏幕演示時與小型或大型團隊聯系，在隔壁房間打電話時照顧家人和朋友，調整工作時間以滿足新的需求等等。我深深地感同身受，這是在我們目睹和經歷的所有事情所造成的情感傷害之上。”

這是微軟高級副總裁兼首席人力資源官?Kathleen Hogan的在微軟官方博客上發布關于“擁抱靈活工作場所”一文釋放的重大信號，也許未來微軟遍布全球的16萬員工有相當一部分將可以永久在家辦公或者。但是，在這則官方通知的最后一段，Kathleen Hogan筆鋒一轉，宣揚來公司上班的重大意義：

“目前，除了必要的現場角色外，員工回到我們在世界各地的許多辦公室仍然是可選的。雖然我們已經分享了我們可能將面臨病毒長期威脅的挑戰，并尋求走在利用技術探索最前沿的辦公方式，但我們也傳達了我們并不承諾讓每個員工在任何地方工作，因為我們相信員工在工作場所聚集在一起是有價值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將繼續發展我們的靈活性方法。”

在這篇文章里，掌舵微軟人力資源部門的老大也沒有把話說死，一方面準備把靈活辦公發揚光大，另一方面又肯定把員工圈在辦公室集體工作的價值。這種左右逢源的表態，既源于微軟在線辦公巨頭的身份，世界上靈活辦公的人越多，微軟從Office全家桶到Azure云服務就會越繁榮，但同時作為一家管理15萬人的超級公司，它的組織架構依然牢牢扎根于工業時代的科層制和流水線文化，它對于傳統集體辦公的弊端早已心知肚明，但也畏懼遠程在線賦予員工的自由度和由此導致的企業文化稀釋的風險。

2020年的春天，為了阻斷新型冠狀病毒傳播，保持社交距離成為各國強制規定，從騰訊、阿里巴巴等大型互聯網公司到大眾、百勝等跨國巨頭，紛紛發布通知要求員工在家遠程辦公。在中國農歷春節的兩周后，從騰訊會議到釘釘，一波辦公應用下載達到歷史最高峰。不久疫情在歐洲、北美爆發，亞馬遜、谷歌、微軟等一波美國公司也要求員工在家辦公，至此，一直被業界鼓吹的遠程辦公不期而至。

然而，在經歷了最初的新鮮感之后，很多人發現，遠程辦公并并不是有一部電腦就好那么簡單，遠沒有想象的美好。就連軟件公司Automattic的首席執行官馬特·馬倫韋格都在其博客中寫道：“這不是我設想的分布式工作革命的方式。”畢竟，“即使在像Automattic這樣的遠程友好公司中，我們也要依靠面對面的團隊聚會和會議來加強我們的聯系并完成工作。”

技術難題易解

最開始人們遭遇了一些技術上的麻煩。

節后遠程辦公第一天，釘釘“崩潰” 、企業微信 “斷片”，成了許多媒體的頭條新聞，但兩家巨頭通過擴容服務器很快將問題迎刃而解。

熱門應用節節攀升的用戶數、昂揚向上的，也見證了遠程辦公的繁榮：截至 2月 11日，AppStore 免費排行榜中，阿里釘釘仍然穩居單日下載量第一，迎來了史上的最高光時刻。而云辦公全家桶服務，包括企業微信、騰訊會議、騰訊文檔、騰訊樂享、TAPD騰訊敏捷協作平臺等也到了巨大曝光，此外，騰訊學堂則攀升到了AppStore 免費排行榜第三。

與中國相比，與美國在線辦公市場發育得更成熟。根據前瞻產業研究院引用數據:2017年，美國超過八成企業引入了遠程辦公制度， 已有3000萬人在家中遠程辦公，占美國工作人口的16%到19%。但在疫情期間，也遭遇了大面積的網絡延時卡頓。

住在美國加州帕洛阿爾托的德雷克·潘多，當他和妻子開始在家遠程辦公，可是只要兩個孩子開始用網絡學習或是觀看在線電影時，他就無法接聽視頻電話，也沒法發送大尺寸電郵附件。他索性關閉了家里的WiFi，用一段長達23米的網線將電腦和路由器直連，網速才有所改善。據統計，全美目前有93.7%的人口都能在常住地附近找到穩定的互聯網服務提供商，但仍有2130萬美國人無法有效聯網。專業媒體Broadband Now卻對該數據提出質疑，他們根據實際調查給出了自己的估算，認為全美至少有4200萬人無法順利接入互聯網，一些農村地區的偏差更為明顯。

3月16日，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呼吁人們在家辦公。次日早上9點開始，英國各地的人們陸續發現自己不能打電話、發短信和上網，英國四大運營商EE、沃達豐、O2和Three全部出現服務故障。根據英國網站"Down Detector”公布的數據報錯地圖，故障多發地點主要在倫敦市和英格蘭西北部地區。為了保證網絡快速穩定，歐盟內部市場和服務專員蒂埃里·布雷頓通過推特呼吁，盡可能觀看標清視頻而不是高清視頻。

在家心結難破

但長時間悶在家里也讓人變得孤立、難受，SOHO的夢想泡泡開始破裂。

并不是每個人的家里都有一間安靜的書房，而且許多家庭并沒有辦公用桌椅，長時間窩在沙發上容易出現腰酸背疼等情況。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凱文·羅斯就只能把自己餐廳的一角改裝了成了臨時辦公區，開始了遠程辦公生活。還有專人裝修人士建議，可以把陽光、通風俱佳的陽臺改造成臨時辦公室，如果沒有陽臺則可以選擇把辦公區放在客廳的窗戶一側。如果客廳空間不便做工作區，或者壓根也沒客廳，那就考慮將臥室空間劃分出一塊，作為辦公區使用。為了在視頻會議中呈現得更好，人們需要挖盡心思找到最合適的一角辦公。

日本作家青樹明子是資深SOHO族，她此前曾撰文吐槽家里沒有完善的工作環境，“辦公室里的環境最適合工作。桌子和椅子都是為辦公而設計的，大多符合人體工學，即使長時間伏案工作也不會感到累。在家里就不一樣了。使用家里的桌椅工作，容易出現腰酸背疼等情況。不僅如此，筆記本電腦的屏幕也比較小，工作時會感覺眼睛疲勞。?家里沒有用來開視頻會議的攝像頭。沒有用來開視頻會議的空間。也沒有打印機。打算居家辦公的話，光是準備這些設備就是一筆大開銷。我一直在家工作，所以準備了兩臺電腦。但奇怪的是，兩臺電腦說壞就會一起壞。打印機也一樣。雖說需要避免外出，但不出去購買這些設備，就無法工作。”

對于有孩子的家庭來說，居家辦公有太多可以分散你精力的狀況發生。BBC就曾報道了這一一個故事：

當伊恩·懷特2016年11月開始在倫敦的家里辦公時，他以為自己找到了理想的模式。這樣一來，他既能陪在兩個月的孩子身旁，還可以為新成立的British Business Energy公司工作，那是一家專門幫助企業客戶對比電力和煤氣供應商費用的公司。他在格林尼治區有一套兩居室的房子，他在里面設置了一張餐桌，于是就開始設想把奶爸和老板兩個角色集于一身的美好生活。但實際上，他最終一個角色都沒能扮演好。兩個月后，他試著把孩子送到全天制的托兒所，而他本人則重新回到餐桌旁工作，以為這樣就萬事大吉了。然而，房子維修、日常瑣事和快遞信件卻總會不期而至，分散他的精力。一個月后，懷特明白他無法在家里獲得足夠的生產力。于是，他在倫敦橋附近的聯合辦公場所里租了一張桌子。這一次，他終于回到正軌。

更多人不太適應是在家的慵懶的環境。就像凱文·羅斯在專欄中吐槽的那樣：“穿著運動褲，洗手消毒液就在手邊，時不時地吃兩口我的緊急口糧配給，也就是零食。我完成了很多工作，但由于缺乏刺激，我開始感到不安。我已經有幾個小時了（或是幾天？）沒有與任何非親非故的人面對面互動了，幽閉煩躁開始襲來。”

一些管理工作者也不適用居家辦公。這次的居家辦公，并不是企業的主動選擇，而是為了應對疫情被迫采取的措施。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在日本，無論是公司還是個人，都是在沒有完全做好思想和其他準備的狀態下啟動了居家辦公。開發人事評估系統的明日之團公司（ashita-team）對150名管理崗位的人員進行了網上調查發現，調查發現，31％的管理人員表示“因沒有人與人的交流而感到寂寞”。另一方面，作為下屬的普通員工則大都表示“因沒有人際關系壓力而感到輕松”，雙方形成巨大反差。調查人員指出：“普通員工可以集中精力提高生產效率，管理人員卻無法進行業務要求和確認，感受不到成果”。還有74％的管理人員對于居家辦公期間下屬的人事評估稱“比到辦公室上班時困難”。

素以勤奮文明的德國人對于居家辦公的支持率不太高。據統計，德國的勞動力大約3200萬，在疫情期間有800萬人在家工作，這意味著德國勞動力的1/4都實現了Home office，而在疫情爆發之前，只有12%的勞動力在家工作。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只有20%的德國員工更愿意在家辦公，剩下80%的人希望每天都在辦公室工作。這一數據是與歐洲整體的趨勢背道而馳的，在北歐、法國、英國和盧森堡等國，大約1/5的人在家工作，而在冰島，這一比例高達1/3。對此，德國勞工部門的解釋是“或許德國人更注重團隊精神，喜歡在一起工作。”

效率因人而異

關于居家辦公的效率問題，目前尚無定論，更多是因人而異。

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對1926名上班族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比起在單位辦公，38.2%的受訪上班族認為在家辦公效率更低，16.9%的受訪上班族認為在家辦公效率更高，23.7%的受訪上班族認為二者效率差不多。在家辦公，66.4%的受訪上班族認為需要功能完善的辦公平臺和軟件。在家辦公支持條件方面，調查中，66.4%的受訪上班族認為需要功能完善的辦公平臺和軟件，64.0%的受訪上班族認為個人需要足夠自律，確保按時完成工作任務，61.7%的受訪上班族認為需要安全高效的信息傳輸渠道。

零點針對中國31個省區市的4850位上班族的調研顯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上班族采用遠程辦公進行工作較為普遍，其中大、中型企業受訪者對遠程辦公的使用比例更高，分別為77.5%和79.5%。互聯網行業、金融業和文娛服務行業從業者的遠程辦公比例均在80%以上，高于其他行業。互聯網、金融等行業遠程辦公比例在80%以上。遠程辦公的受訪者中，有83.1%表示遇到過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工作效率變低(33.7%)，接下來依次為家里網絡不好(24.5%)、遠程辦公系統不夠成熟(22.8%)、工作質量變差(17.8%)、每天工作時間更長(16.1%)等。

保障居家辦公的勞動權益在一些國家也被提上日程。德國勞工和社會保障部部長胡貝圖斯·海爾稱，德國采取疫情應對措施后，居家辦公者比例從疫情前的12%升至25%，他打算今年下半年向議會提交法案，使民眾在疫情結束后仍能擁有在家上班的權利，能選擇完全在家或一周中數天在家上班。“希望在家辦公且工作性質允許這樣做的人應該能在家辦公，即使新冠疫情結束后也如此，”海爾說，“這場疫情讓我們看見，許多工作可以在家做。”不過，德國雇主協會聯合會首席執行官斯特芬·坎彼得沒有對這類法案表示支持。他說，必須以企業利益和客戶要求為主，“我們需要減負，而不是用更多要求限制發展和靈活性”。

在日本，居家辦公給企業增加了額外成本，讓人難以想象。根據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的測算，要讓員工居家召開網絡會議，從的初期費用來看，平均每家公司每年需花費約49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2.3萬元）。基于正式員工的遠程辦公比例（約28%）和法人企業統計調查等，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測算出日本國內企業在居家辦公方面每年總計要投入1.3萬億日元。“沒想到要花這么多錢”，東京都墨田區一家金屬加工企業的總務負責人在接受日經新聞采訪時感嘆，最近該公司把約50名員工中的10人改為居家辦公，需要租借帶回家使用的個人電腦并補貼居家時的通信費用。為提高數據處理能力，還準備設置服務器，但需要“花費超過100萬日元”。該負責人對這筆費用遲遲下不了決心。

但更多管理者可能會延續疫情的做法。2020年3月30日Gartner對317名首席財務官和財務主管進行了調查，74%的受訪者將在疫情之后將至少5%的現場工作的員工轉移到永久的遠程職位。遠程工作是高級財務領導人創造性成本節約的一個例子，目的是避免更嚴重的裁員，并將對運營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Gartner的業務副總裁Alexander Bant表示：“大多數首席財務官認識到，技術和社會的發展使得遠程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適用于更多不同的職位。從財務職能來看，90%的首席財務官此前預計他們的會計結算過程受到的干擾最小，幾乎所有活動都可以在異地執行。”

云罷工已經出現。

4月23日，都靈Scai Finance互聯網公司在家辦公的員工們將舉行4個小時的線上罷工。意大利今日網報道，此前，Fiom-Cgil工會、Filcams-Cgil工會與Scai Finance公司就停工補貼問題進行了談判。工會代表們在一份聯合聲明中指出，局的停工補貼申請已經開放5個星期了，但該公司只為160名員工中的24人申請了該補貼。此外，公司采取輪崗制度，員工減少了工時，薪資也相應減少了。綜上，工會要求該公司為員工發放補償金。最終，該公司與工會未能達成一致。160名居家辦公的員工決定將在23日進行4小時的在線罷工。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疫情的平復，居家辦公將暫別高潮。（本文首發鈦媒體）

（本文節選自 波波夫 即將出版的新書?《倦怠：為何我們不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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