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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商業向心力

2020年，一場新冠疫情攪亂了全世界的“生長秩序”，并帶來了一次個體和群體“生長姿態”重新調整的契機，姿態調整的好，往往能夠煥發新的生機，姿勢調整的稍微走形或干脆不予調整，則極有可能會萬事皆休，這在大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比如，美國基本上是一副自暴自棄、放飛自我的“任性生長”的姿態——疫情下，人們看到一個“何棄療”的美國，就像被掀翻的多米諾骨牌一樣，經歷了一番“疫情失控、股市熔斷、就業危機、退衛風波、種族暴亂、民政軍社會分裂”等令人大跌眼鏡的野蠻生長，并加劇美國進一步轉向孤立主義生長的路徑依賴。

中國則是一副穩扎穩打、大開大合的“韌性生長”的姿態——面對疫情，中國不僅沒將自己與外部世界孤立起來，反而果斷打出了“內、外”兩張牌，一方面國內經濟果斷按下暫停鍵，全民抗疫掀起生命健康保衛戰，另一方面積極展開科研國際合作、疫情信息國際互通和組織國際間的抗疫物資安全保障，中國的疫情因此很快被控制下來并逐步恢復經濟秩序，贏得了世衛組織、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和認可，讓世界看到了中國開放生長的更多可能。

其實，相比于國家生長姿態的一次重新調整，新冠疫情更多影響著每一個普通人和普通組織的“生長秩序”，從個人的工作、組織的商業到孩子的教育，原有的“生長邏輯”都在疫情壓力下被重新審視和調整，人們除了要適應一個“生產生活方式加速向線上化、數字化轉型”的商業新常態外，還需要快速適應一個“不確定性顯著增加”、“消費主義向價值回歸”、“年輕文化向理性過渡”、“利益博弈向存量轉圜”以及“話事權向低幼延展”等社會環境新常態。

從筆者的觀察看，在經歷了此次疫情的沖擊之后，中國基層社會的個體生長秩序總體呈現出“自驅、理性、務實、人性、包容”等的底色，人們在快速適應各行業數字化、在線化轉型的生長節奏，以及適應不確定性顯著增加、商業社會向價值回歸等的社會環境變化。

換句話說，2020年的劇烈環境變化，正在讓每個人、每個組織在加速蛻變生長，以重新適應一個與繼往不同的全新的社會環境。在這個過程當中，個體和組織都被激發出了新的生長潛能，并慢慢固化新的“生長能力”。

為此，本文將截取2020年值得記錄的五副普通面孔，從他們身上透視韌性中國的普通人主動自我調整“生長姿態”和進化新的“生長能力”的一些共性特征。

這五副面孔分別是張文宏、何冰、李國慶、“孟婆”和鐘美美。在筆者看來，他們代表了中國基層民眾正在解鎖的“五組新生長基因的密碼”：

【張文宏】——個體自驅，努力站上時代C位。

【何? ?冰】——理性主義，小破孩學會長大。

【李國慶】——權益覺醒，博弈是門必修課。

【孟? ?婆】——價值回歸，商業乃人之商業。

【鐘美美】——話權平衡，接納“低幼聲音”。

個體自驅：張文宏的走紅是一場“意外”

新冠疫情是2020年最大的一個“意外”，很多人到現在也無法完全接受和適應這場意外帶來的種種改變，以至于人們不止一次想象著2020年可以有另外的打開方式。

這次疫情對社會最大的沖擊就是：過去人們習慣了“確定性”環境下的生活，但現在人們也要適應大自然給予人類的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活。

“不確定性”成為一種新冠疫情下的社會各個方面的新常態。人們不知道什么時候可能會接觸病毒感染者被隔離，不知道什么時候網絡宕機影響在線辦公、在家買菜，不知道中美關系什么時候可能（因川普轉移注意力）轉冷影響供應鏈、價值鏈，川普一紙行政命令，華為就可能要調整業務布局，這些都是不確定性在顯著增加的2020年的現實，人們迫切需要一種可以戰勝種種不確定性的個體能力。

主角張文宏的走紅，同樣是一場疫情不確定性中的“意外”，這場意外是他用“個體自驅能力”對抗“疫情不確定性的”一次完美實驗。

疫情爆發前，絕大多數的國內公眾對張文宏是充滿陌生的，他既不在武漢抗疫專家的主流作戰序列之內，也不在主流媒體輿論進行傳染病防治科普的通用大名單中，在先后兩批赴武漢全國新冠疫情專家組成員中，沒有張文宏這個名字，而對中國的主流的輿論場來講，大家可能都熟知鐘南山、李蘭娟、曾光、張伯禮和高福，但張文宏更像是奔赴武漢戰場的數十萬無名英雄一樣陌生的面孔。

但在亟需動員前線醫生戰斗力和向公眾防疫科普的檔口，張文宏挺身而出，成為了抗疫動員的急先鋒和抗疫科普陣線上一位耀眼的“網紅”，各路媒體紛紛采訪張文宏，通過張文宏之口發出大量公眾亟需的抗疫科普信息。

張文宏還成為抗疫前線上的“金句大王”，他有很多被廣泛傳播的、獨具特色的抗疫動員和科普語言，比如“一線崗位全換上黨員，沒有討價還價！”，“你在家里不是隔離，是在戰斗啊！你覺得很悶，病毒也給你悶死啦”。

在面對“是否過于高調”的質疑時，他輕描淡寫地說，“當新冠大幕落下，我自然會非常silently走開。你再到華山醫院來，你也很難找到我了。我就躲在角落里看書了。”

無論是一個人、一個組織，還是一個國家，在各種“不確定性”面前想要平安渡過危機，需要的正是“張文宏”一樣的個體自驅能力，“黑天鵝”落地之時，這種人不需要等待別人的被動安排，而是以自己的專業能力主動出擊應對，這種人的作用，就像兩軍交戰正酣、勝負難分之際，突然從軍中冒出無名英雄，殺出一條血路。

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商業世界，個體要學會“自驅”，才能適應不確定性的商業環境，對于組織也是如此，組織內個體的“自驅”，往往比自上而下的管理更能抵御不確定性的發生。

過去，人們習慣了城市必須井井有條，工作必須按部就班，生活必須三點一線……但是現在，為了應對種種不確定性事情的發生，各行各業都需要突破被被動安排的“秩序感”。面對不確定性，組織要打破精心設計的秩序，給予個體自驅的發揮空間，讓組織生態自然形成一種“能者上，庸者下”的優勢局面。

在傳統商業社會中，人們習慣了“他驅”型的制度設計，誰站C位都是要論資排輩和有明確的組織層級，但現在時代變了，各種不確定性正在威脅精心設計的秩序感，組織只有積極創造一種有擔當的人自驅地站上“時代C位”的條件，組織的生存和生機才可以持續。

同時，就此次疫情來說，有擔當的人開始自己驅動自己站上“時代C位”，這不只是個體之幸運，也是時代之幸運，國家之幸運，畢竟我們不能總是一遇到點事，都要指望一位83歲高齡的老人沖在第一線。

這次疫情背后，是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從“群體秩序創造價值”向“個體涌現創造價值”的過渡，過去用自上而下、按部就班的秩序產生的“生長力量”，人們現在也可以從自下而上、個體自驅的涌現中看到。因此，疫情的強壓之下，正是很多像張文宏一樣的普通個體釋放出來的強大自驅力，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對沖了社會整體的“不確定性”危機。

理性主義：何冰被“后浪”們扇紅了臉

何冰是一位非常專業的演員，塑造了很多經典的熒幕形象，嚴格來說，這樣一位老藝術家，不太可能在一場精心準備的演講中“翻車”，但何冰的《后浪》演講年輕人不買單卻是繞不過去的事實。

翻車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的，因為何冰并不懂“后浪”，包括二次元集中營的B站自己，也沒完全弄懂“后浪”，他們給后浪強加的正能量標簽和煽情的吹捧，被后浪們無情地撕到粉碎，那場面就像是逗哏的郭德綱遇到了醉金剛謙大爺，被摔凳子、瞪眼睛，就差按地上揍一頓了。

首先說，“B站破圈”是高高在上的理想，但“防止小破孩出走”才是B站必須面對的現實，代表二次元文化的這波年輕人，總歸是要長大、獨立并掌握生存能力，這些“元”氣滿滿孩子們越來越發現——Cosplay不足以慰終生，后面的路，要么是自己從B站出走，要么是B站抓緊破圈轉型。

小破孩們迫切想要長大，B站趕緊從二次元向知識社區轉型，雙方的“理性主義”空前覺醒，也就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后浪》的所謂“破圈”和給B站用戶“立人設”，何冰就在這時候站了出來，宣告沉溺二次元世界的B站，開始要洗心革面，跟上年輕用戶的進步思想一起到大江大河里“奔涌”了。

按理說，B站緊跟“后浪”用戶的進步思想，從“浪漫主義”回歸“理性主義”，主動自我破圈回應年輕人成長命題，這本身并不至于讓何冰的演講“翻車”。其實，真正讓這次演講翻車的原因在于《后浪》的臺詞，它悖離了B站年輕人正在拾起的“理性主義”，而是從“浪漫主義”一下躍升到了“理想主義”——“人類積攢了幾千年的財富”與絕大多數年輕人“剛剛步入社會囊中羞澀的現實”形成巨大反差。

對年輕人的狀況，陳佩斯曾講過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現在年輕人的生存狀況比我們那時候苦，因為什么呢，他們沒有大鍋飯，你像我再苦，我有大鍋飯，現在的年輕人畢業了，他要到處去求職，到處去找出路謀生，他們非常艱難。”

像陳佩斯一樣，帶著強烈的同理心，回應年輕人理性回歸后面臨的諸多現實關切，這才是“前浪”應該給“后浪”的演講，這也是為什么我說B站不懂“后浪”，何冰的演講定義不了“后浪”的原因。

理性而言，年輕人真的有《后浪》臺詞中描述的那樣灑脫，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東西都被擺上桌，等著他們享用？B站內一二線城市的高粘性用戶，或許可以代際傳承父輩財富做到這一點，但絕大多數的低線用戶對生活并沒有太多“選擇的權利”，包括每年幾百萬的畢業生，都在為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而奔波，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對于他們來說都只是“誘惑”。

“后浪”打臉何冰背后，是年輕人從娛樂的浮躁中走出來，剛要回歸“理性主義”的現實軌道時，卻迎頭撞上了高高在上販賣“理想主義”的瘋魔道人。不管怎么說，大批年輕人調整“生長姿態“，開始從二次元的“浪漫主義”向直面現實的“理性主義”回歸，都是我們的國家之幸、民族之幸，他們終于不再“沉溺”于cosplay的娛樂了。

權益覺醒：李國慶奪的不是“公章”?

自己的核心利益，能否輕易讓予他人？如果選擇不讓，又怎么合情合理合法地爭取？

被新冠疫情和不確定性打亂的各類“生長秩序”中，首當其沖的就是人與人、組織與組織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安排”，上到世界的經濟秩序，小到組織的商業秩序，一切舊有的“利益安排“都有被一一打破和重排的可能，因為新冠疫情讓人們更清晰地意識到“利益乃生存之資”，所以人們開始面臨一次爭取自身合理利益的權益覺醒，美國最近兩個月的種族暴亂就兼具明顯的“利益重新分配”訴求。

在權益覺醒的大背景下，“博弈”就成為了一種新的商業常態，人們會出于維護自身的合理利益的考量，在法律允許的框架之下采取非常之手段，進行激烈的利益博弈。

李國慶“奪章”事件，就是此番權益覺醒的一個生動注腳。

疫情導致的經濟停擺，冰凍住了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性，資金緊張的連續創業者李國慶，在向當當借錢未遂的情況下（據當當副總裁闞敏稱），為了加快離婚財產分割的進程，就親自導演了成立董事會接管公司公章的戲劇一幕，他意識到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必須用非常之手段。

另一個幾乎與此同時發生的權益覺醒案例，是閱文的合同事件，小說作者們為爭取自己的正當權益而戰斗，發起了“五五斷更節”，碼字的打工者跟自己的平臺老板打起了擂臺，閱文不得不修改了合同條款。

相比于個人的利益博弈，大國之間日益透明化的“利益博弈”，同樣存在采用非常手段維護自身權益的可能，如若矛盾進一步激化，甚至有演變成在某些方面的完全“脫鉤”的可能。有理由相信，在后疫情時代，照顧彼此的核心利益基礎上對“利益秩序”進行重新安排，將成為大國激烈博弈的重點。

價值回歸：“孟婆”就是人間煙火氣

商業乃人之商業。

當商業脫離了人文的軌道，讓所有的商業行為變成赤裸裸的“交易”，還是商業嗎？

在過去十年多時間里，中國商業的進化呈現出的“兩極化”特點，脫離人文軌道的痕跡就非常明顯：

一是以商鋪為代表的城市線下商業愈加發達，人們的各種商業及交易行為被嚴格限定在“水泥格子”里發生，大面積取消了“室外經營”。

二是以電商為代表的線上商業高度繁榮，人們的各種商業行為和交易被轉移到網上發生，“快遞”成為鏈接商業全鏈的核心基建，商家和用戶之間通過“快遞包裹”打交道。

商業“兩極化”發展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經濟社會”與“人間煙火”相悖離，人們的各種消費行為失去了應有的溫度和愉悅感，商業朝向更“功利主義”的方向一路狂奔。因此，線上陷入“價格拼殺”的死循環，線下則陷入顧客“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生存困局，城市“夜經濟”持續萎靡不振。

白天在“水泥格子”里上班，晚上還要跑到“水泥格子”里消費，這樣的商業安排完全悖離了基本的“人文主義”，無處可去的人們索性就去跳廣場舞，去健身跑步，去溜公園看星星，也不愿去被水泥包裹的多功能商場里消費。

當商業功利主義走向極端，“孟婆”能火爆也就理所當然了，它意味著商業正從“功利主義”的方向折返，向“人文主義”進行價值回歸，地攤經濟與人間煙火在這里發生了強烈共振，人們在孟婆這樣的商業場景中再次重拾了樸素的“愉悅感”，“孟婆”的那碗苦丁茶，變成了人們久違的商業人文主義的“多巴胺”。

2020年初以來，商業向“人文主義”的價值回歸，也在線上經濟領域達到了高潮，過去習慣在阿里、京東搜索購物的用戶，開始跑到抖音、快手的視頻場景里交易，他們在這些“場景化電商”的消費鏈路中，找到了商業人文主義的蹤影，在購買商品時，他們能夠觸摸到人性的溫度以及人間煙火的味道。

“孟婆”們的價值就在于，她讓商業走出了單一的功利主義路線，在步行街的室外空間與商業人文主義進行并軌，從而讓城市經濟有了一絲的煙火氣，也讓線下商業重拾了久違的溫度感。

人們必須認識到，商業乃人和文化之連接，城市經濟不能走向完全功利的“商鋪化”和“電商化”兩個極端，城市商業和線上商業都需要重拾“人間煙火氣”，在功利主義和人文主義的這兩條軌道上取得一個平衡，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們的商業行為并不都出于純粹的“物欲”，更出于商業的人文場景與自身情感記憶的協同共振。

同時，“孟婆”背后反映了中國文化IP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未來這些傳統IP的文化出海，也將是中國商業鎖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的重要籌碼。相反，那些脫離“人文主義”的商業出海，一旦失去了“成本優勢”（比如，中國東南沿海的制造業正向更具成本優勢的東南亞轉移），最終就極有可能因為不食人間煙火而被迅速打回原形。

話權平衡：鐘美美值得擁有“社會人格”

這次疫情期間，低幼群體放了一個他們有史以來最長的寒假，這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借由網絡平臺融入主流話語，人們看到在抖音、快手等視頻平臺，有很多低幼人群創造的內容被廣泛傳播，“鐘美美”就是其中最吸引眼球的一員。

一個社會走向真正成熟的標志，就是從學會傾聽更廣泛群體的聲音開始的，由于中國的家庭傳統是“家長一言堂”，主流教育是“孩子要聽大人和老師的話”，所以中國社會其實缺乏傾聽“低幼”聲音的通道，這些低幼群體的心里在想什么，關心什么，以及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是什么，媒體基本不會去挖掘和傳播，理由是諸如“他們還沒有完整的社會人格”，“低幼說的話還很幼稚”，“孩子的話沒有傳播價值”。

世界對孩子最大的不公，就是剝奪孩子的“話事權”，成年人總以他們理解的生活和價值觀，“壓制”孩子基于天性的生長，總想著培養孩子們家長和老師都認可的社會人格。就鐘美美而言，在相關視頻并未違規的情況下，他出于壓力主動或被動而刪除模仿老師的視頻背后，反映的正是一些大人仍在有意無意地剝奪他的“話權”。

好在網友紛紛力挺鐘美美的話權，他依然可以在網絡平臺自由發聲。不管怎么說，低幼群體表達通道的打開是一個好的開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媒體主動采訪鐘美美，讓社會有了更多機會傾聽以鐘美美為代表的低幼群體的聲音。

其實在“網絡”這個越來越主流的輿論空間中，近年來“話權平衡”的敞口正在不斷擴大，從最最初的“五環內”走向廣大的城鎮、農村，從70后、80后擴大到90后、00后，以及更早的50后、60后，越來越多的網絡邊緣人群開始走進網絡空間平衡話權。

網絡社會積極擁抱“低幼聲音”才能更加健全和完整，所以被新冠疫情放大的話權平衡敞口，不太可能迫于某種壓力而輕易“關上”，從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上來看，尊重“鐘美美們”的獨立人格，給他們創造更多的發聲機會和空間，也是中國社會整體必須承擔的現實責任。

總結與思考

疫情面前，中國經濟表現出的巨大韌性，離不開越來越多的人和組織因應環境變化，主動調整“生長姿態”的各種努力。人們正將這種努力固化成新的“生長能力”，很多人經此一役變得更自驅，更理性，更務實，更人性化和更包容，來自普通人的這些能力進化，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與現實商業產生“化學反應”，導致舊商業秩序的重排和新商業格局的重塑，并由此生出非常多的新商業機會。

商業乃人與文化之連接，當人的能力變化了，商業自然也會跟著變，從個體自驅、理性主義、權益覺醒、價值回歸到話權平衡，新冠疫情下的這五大中國生長密碼，將在一定程度暗合打開2020年以后財富之門鑰匙上的那一排牙花。

注：本文系《輕資產時代》作者杜鳴皓個人觀點，商業向心力實驗室經授權獨家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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