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商業向心力

中國能稱得上商業教父的人物不超過兩位，一位是名聲在外的柳傳志，另一位就是埋頭苦干的任正非。

兩位商業教父當中，要論在國內吃得開，當屬柳傳志；但要論在全世界吃得開，還屬任正非——當然有一個國家是例外（準確說是“相反”），那就是美國。

巧合的是，華為的“生局”與“死局”，還都是拜美國所賜。

華為學習美國，讓華為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這是成就了華為的“生局”；美國打壓華為，阻止別的國家和華為做生意，這是華為當下面臨的“死局”。

教父任正非，應該已經反復在腦海中推演過這個問題：華為生死局，最壞的情況是什么？

關于這一點，自華為被美國“芯片斷供”以來，最操心也最忙碌的就是各路券商機構，他們把研報嘩啦啦的往外甩，各種帶節奏炒作投資中國版“阿斯麥ASML”和大陸版“臺積電”，仿佛只要有了先進制程的國產光刻機、國產EDA軟件，華為的生死局就能迎刃而解了。

但是，指望著“國產光刻機”來解救華為的危難和中國半導體困境，這件事真的靠譜嗎？

還是先給出本文的三點結論，然后具體在下文中細說分詳：

結論一：別做驚弓之鳥，華為是“絕對”安全的。

結論二：美國左右不了華為，華為的命運取決于它自己的抉擇。

結論三：光刻機救華為是刻舟求劍，中國半導體逆襲不能指望光刻機。

華為生死局的基本判斷：華為是“絕對”安全的

華為生死局的大背景，是美中博弈的大棋局——美國把華為當做制衡中國的一顆“棋子”，美國政客想借“華為事件”逼迫中國在對美貿易談判中做實質性讓步。

但現實的情況是，自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志就已經不允許任何國家可以把刀架在中國的脖子上，來談一個屈辱性的不平等條約了。

翻開歷史就會看到，當初還處在貧弱階段的中國，在面對蘇聯不惜以武力威脅達成“在中國大連組建聯合艦隊”的協議時，就被中國斷然否決了，中蘇關系直接交惡，現在中國強大起來了，美國想挾華為在中美貿易談判上做文章，這更是絕無可能的。

因此，想要像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一樣，在威逼下簽訂一個中國版《日美半導體協定》，美國是打錯了“算盤”，在中國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志看來，華為事件不可能被放在中美貿易談判的談判桌上來談。

也就是說，美國試圖通過綁架一家中國企業，作為跟中國進行不平等貿易談判的籌碼，基本上等于是白日做夢，中國只會接受“和平談判”，不會接受任何要挾性質的“不平等談判”，中美博弈只能在一個“大原則”下進行——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在民間輿論場中，坊間不乏“美國打壓華為，官方遲遲不救場”的微詞。比如，在我文章的留言里，就有很多“美國打壓中興、華為，中國為何不打壓高通、蘋果”這樣的情緒表達。

那么，中國主流輿論場真的像某些偏激網民認為的那樣，在任由華為“自生自滅”嗎？

事實恰恰相反，當前中國主流輿論場在美國打壓華為問題上始終沒有“過度反應”，這背后有著深層次的戰略考量，中國保護華為最好的辦法，就是“淡化華為在中美貿易談判中的角色分量”，確保華為“不在美國挑起的科技冷戰中站C位”，只有讓美國政客們認清將華為等列入實體清單的做法，不足以絲毫影響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華為才可能最終安全著陸，華為的危機才能真正平安解除。

相反，假如中國主流輿論場對華為事件表現得過于“神經緊繃”，乃至于“暴跳如雷”，美國的政客們反而會產生“抓住了中國七寸”的幻覺，進而可能會對華為步步緊逼，乃至無所不用其極。

所以，在處理華為事件危機過程中，中國民間及主流輿論場，特別是華為自己，都應該有一種“舉重若輕”的能力和“云淡風輕”的定力，斗爭當然要堅持斗爭，博弈也當然要堅持博弈，但任何時候都要保持一份“氣定神閑”來對美出招，讓美國那些不懷好意的政客們在中國平靜如水的情勢下，感受到美國霸權的“無力”和“絕望”。

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旦中國真的在美國打壓華為事件上“過度反應”了，華為自己也“暴跳如雷”了，那么華為事件的不確定性反而會成倍地增加，“最壞的情況”可能就會真正地發生，所以，類似于“I can’t breath”這種話，并不適合大聲地對霸權思維的美國佬喊，而是應該更多尋求內部支持。

所以，華為人自己也要清楚，官方對華為的“救場”體現在華為是受中國法律保護的經濟實體（不具有特殊性，但在必保護之列），確保美國對華為的打擊只限于“不越界”的方式和手段（就是美國的臟手不能伸得太長），同時，華為要在知曉自己“絕對安全”的基本事實基礎上，始終有策略地進行斗爭和自救。

從全世界范圍來看，中國都是一個最“護犢情深”的國家，不然《戰狼》也不會在輿論場中產生那么大的共鳴，中國以及中國人民一直始終是華為的堅強后盾。當然，保護華為并不是因為華為對中國多么重要，而僅僅是因為華為是一家中國實體。從這個角度來講，華為的危機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華為的安全才是“絕對”的。

同時，華為的“絕對安全”還在于，即便手機等智能硬件業務、全球部分國家的業務因美國打壓而受阻，美國也幾乎沒有任何手段可以動搖華為的基本盤——中國境內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絕大部分通信業務，是華為可以穩穩端在自己碗里的菜。

華為生死局的最終走向：取決于華為自己如何抉擇

應該來說，面對美國打壓帶來的經營壓力，官方應該不會干預華為決策，因為華為如何決策屬于市場行為。

但國內G端的業務，包括采購政策等，都可能向華為傾斜，或提供諸多便利及支持，而在這些合理支持之外，華為要做好靠自己挺過最困難日子的準備。

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未來美國的打壓持續或進一步升級，筆者分析擺在華為面前的決策路線大概有這么“七條”：

路線一：棄城投降路線。因喪失信心等原因掉入美國陷阱，成為中國版阿爾斯通（或步中興后塵），華為被美國企業收購（或被美國團隊監管）——可能性幾乎為零；

路線二：被動對抗路線。跟美國蠻干，然后被長期或永久踢出美國供應鏈及盟國市場，華為完全去美化生存，包括重建去美國化的供應鏈和縮減國際市場份額——可能性小；

路線三：道法自然路線。與美國霸權小心周旋，核心芯片供應及技術長期受到美國政府監控，華為業務束手束腳并不斷調整業務方向和重心——可能性較大；

路線四：全面收縮路線。華為主動斷臂求存，全面收縮被美國“卡脖子”的業務戰線，緩慢重建完全不受美國技術和供應鏈影響的新生態——可能性極小；

路線五：迂回進攻路線。華為采用迂回進攻的策略，戰略性放緩手機等硬件腳步，主攻核心軟件和操作系統開發，在開源戰略下進行軟件、操作系統的生態擴張，在5G、IoT操作系統、人工智能等軟件領域啟動對美全面超越和替代，威脅美國科技公司的“大本營”——可能性較大；

路線六：影子威懾路線。制定“影子華為”的毒丸威懾計劃，一旦華為與芯片有關的硬件業務武功完全被廢，華為將相應人才資源和業務“影子化”，開源地支持中國相關企業進行包括“芯片、智能硬件、IoT操作系統”等的研發和生態系統建立，在國內和全球市場扶持起可以對抗蘋果和高通的影子華為——可能性也比較小。

路線七：求全和解路線。華為停止相關國家5G業務洽談和部署，暫緩自研芯片和鴻蒙操作系統生態，全面與美國政府展開對話，授權美國企業合作共同開發5G市場——可能性幾乎為零。

總體上看，盡管華為有著豐富的“在強壓下生存”的經驗，但當前依然是最考驗華為人膽識和斗爭智慧的時刻，“路線三”和“路線五”都可能是華為較好的決策方向，而“路線六”則對華為來說是最壯烈和有犧牲精神的決策選項。

以任正非的企業家個性和戰略眼光，華為極有可能是“路線五”的決策方向，因為進攻是最好的防守，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迂回進攻可以確保華為在未來能夠“東方不亮西方亮”，持續保持在通信相關核心領域的競爭優勢。

華為生死局的未來曙光：創新精神比“光刻機”重要百倍

對華為乃至中國半導體行業生死攸關的“自主芯片”難題，媒體幾乎天天都在炒作“中芯國際、上海微電子、國產光刻機、國產EDA”等話題，仿佛只要中國有了自主研發的光刻機，有了中國的阿斯麥ASML，中國半導體行業和華為就可以永遠不會受制于人了。

事情真的如此嗎？我要給持這種觀點的人們潑一盆冷水，也讓他們的腦袋清醒一下——“光刻機”救不了華為，EDA也救不了中國半導體行業。

為啥？

因為“芯片光刻”已經是一眼能看到盡頭的技術了，5-10年以內，5納米、3納米，最多1納米，就將是光刻技術的極限了，要想再往下發展，芯片光刻技術就無能為力了，如果芯片性能還要向上提升，突破停滯不前的“摩爾定律”的話，屆時“1納米”制程都是天方夜譚的光刻技術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很顯然，“光刻技術”不可能是芯片制程發展的終點和唯一方向，也不應該是中國半導體行業未來集體對賭的重點。否則，即便中國有一天超過了阿斯麥ASML，也可能會被采用其他技術方向的、比阿斯麥ASML技術更強的芯片公司超越。

總體上來說，未來芯片智能領域的發展方向，一定是數字技術與生物技術、新材料、量子技術、精密制造等的高度融合，而至于融合的方向，人們可以有種種大膽設想——比如，可不可以像現在的基因編輯一樣，在原子級別上“基因編輯”出更高性能的芯片呢？

同時，科學家目前已經可以能用“3D打印技術”來制造細菌和生物細胞，那么半導體行業可不可以用“3D打印技術”，來打印出更高性能的芯片呢？此外，除了發展需要“光刻技術”的硅基芯片，“量子芯片”、“碳基芯片”、“光子芯片”等技術路徑上，也都有豐富的創新空間。

當前世界，新技術、新材料、新創想層出不窮，中國的半導體企業和資本，完全沒必要一股腦兒地擠到光刻機這個狹窄的賽道上。毫不客氣地說，如果中國的半導體行業始終突破不了“定勢思維”，只知道在半導體行業一味的模仿美國、日本、韓國和荷蘭，而不知道真正的“創新”，那么即便有一天超越了“阿斯麥ASML”，中國也依然會在半導體行業落后于這些國家。

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在5G技術方面華為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它大膽地選擇了一條別人不敢走的創新道路，正是來自土耳其的科學家阿勒坎教授的論文，給了華為大膽創新的靈感，才有了最終在5G方面實現的技術超越，華為走了一條屬于自己的5G創新之路。

墨守成規，成就不了偉大企業，更不可能讓中國的半導體行業實現對美國封鎖的突圍和逆襲。10年后，當人們回望2020年開始的這段芯片往事時，發現在“光刻技術”這個一眼能看得到盡頭的賽道上，中國的企業家和資本們還在步調一致地做最后的奪命狂奔，人們會不會感慨這場面簡直是對“創新精神”的一種侮辱呢？

愛因斯坦曾說，比知識更重要的是想象力。中國半導體行業空前一致的“光刻機”情結，是對人類“想象力”的集體背叛，當明知道空氣動力飛行器飛不出大氣層，還堅持發展空氣動力飛行器探索地外星球的時候，“落后”和“被嘲笑”就已經是注定的事情了。

所以，別再炒作“光刻機”了，和華為一樣大膽和堅持不懈地去創新，才是中國半導體行業突圍美國科技冷戰封鎖的唯一正確路徑，我能想到的華為生死局的最壞的情況，就是中國半導體行業集體喪失了創新精神，對“光刻機”情結產生一股刻舟求劍式的執著，導致華為始終因缺少給力的隊友而要一直踽踽獨行。

總結與思考

部分網友關于華為的“孤立感”是一種錯覺，全行業都在為華為芯片斷供尋找解決辦法。

但芯片光刻技術是一眼能望見盡頭的技術，它很快就可能壽終正寢，但摩爾定律不可以壽終正寢。因此從長遠來看，“光刻機”紓解不了華為的危機，也拯救不了中國的半導體行業，只有真正的、不拘泥于定勢思維的持續創新，才能將華為和中國半導體行業從“缺芯”的困局中解放出來。

皮糙肉厚的華為總會找到生存罅隙勇敢生長，它就是這么一路走過來的，因此最需要拯救的可能不是華為，而是中國半導體行業在創新精神方面表現出的刻舟求劍思想，如果隊友們在創新方面始終奉行“拿來主義”，華為可能不得不獨自抗住下一個十年。加油吧，華為！

注：本文系《輕資產時代》作者杜鳴皓個人觀點，商業向心力實驗室經授權獨家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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