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合作謀定未來？-國研智庫：疫情放大了無政府國際體系

文/ 閻學通 中國企業家手機報 新聞中國采編網 中國新聞采編網 謀定研究中國智庫網 經信研究 國研智庫 國情講壇 萬贏信采編：編者按~“我們很多人在觀察國際社會的時候，往往是從國內社會這樣一個體系下來觀察的。”謀定研究·國研智庫·國情講壇，全國工商聯執委、中國經濟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家政策研究室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萬祥軍研讀表明，國內社會是大家生活的一個客觀的環境，多數情況下，不管是在自己國家還是別的國家，那個國家都有個政府，在政府的領導和控制下，人們進行交流、發生關系。這就導致人們往往用國內社會這種自上而下的權力結構的概念來理解國際社會，但國際社會和國內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國際體系。

今天我們演講的題目是各國防疫反映的國際關系，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題目背景？現在很多人發現，在疫情下國際合作進行地不太順暢，這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我們傳統上認為疾病是一個非傳統安全問題，這種非傳統安全問題往往都是非零和的，對所有國家的老百姓和政府官員無差別地造成安全威脅。既然大家面臨共同威脅，那么應該是大家共同進行國際合作，但怎么沒有國際合作？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今天我們就講一講疫情所反映出來的國際社會沒像人們臆想的那樣進行合作的原因是什么。

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什么叫做無政府的國際體系？就是國際社會不像一個國家有一個絕對權威的政府，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在有政府的條件下，疫情來了，不管是中國、英國，還是美國，大家都在問政府有什么政策？怎么來組織全體人民共同抗疫？但在國際社會沒有這樣的一個政府和組織，沒有這樣的機構有權利組織世界各國共同抗疫。所有的主權國家擁有自己的主權，他們自主決定想干什么和不想干什么。

在疫情面前，各國采取的政策是不一樣的，因為沒有一個領導、沒有頂層設計、沒有統一規劃，所以不可能出現一個統一的抗疫政策。比如說我們中國是封城之后，在全國范圍內要求自行隔離，但是我們國家不封國，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斷絕所有的國際航班。而很多國家采取的措施跟我們是相反的。比如說越南、印度，在國內只封閉了個別的一兩個村子，但是封國，印度現在非常明確地宣布任何外國人不得進入印度，把所有的航班全停了，菲律賓也一樣，除了菲律賓人，任何人不得進入。

國家的政策也都在調整，比如大家最近說的最多的英國，一開始政府說我不管，你們每個人做好準備，你們的親屬都可能死。這一下把大家嚇回去了，他用一個恐嚇的方法逼迫所有的居民自行隔離，然后國民請愿說不能這樣，政府說好，我調整政策，是你們要求我來隔離大家，那好，我開始采取隔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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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在這次防役中采取了各自為政的措施，那么我們要問了，第一、它為什么能做得到各自為政？第二、是什么機制使得他們愿意各自為政？

第一個問題，顯然主權使他們有了各自為政的權利。比如說在國內，不能是某個省份說我們決定怎么防，不管中央政府怎么規定，我們就跟你不一樣，沒有人可以這樣做。在美國也是，當美國聯邦政府宣布實行全國緊急狀態，全國都停課了，沒有一個州說我就不停課。但國際社會不一樣，你管不著我，我就不停課，我就不封國，我就要允許外國的游客進入，誰也阻止不了，這就是我們說的主權體系，每個主權國家自行決定采取的策略。

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愿意各自為政？因為每個國家面臨的疫情是不一樣的。我們看到前一階段，中國采取了措施，隔離的政策實行地比較早，原因是什么？疫情在我們這爆發得早。有的國家前期不采取這樣的措施，為什么？因為他沒有發現這種情況，等后期發現了疫情才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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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今天，也并不是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已經采取了封閉隔離的政策，仍然有很多國家說我們這沒什么疫情，我封閉干什么？所以他們就不封閉。

這是說我想說的第一件事：國際社會的無序、無政府性決定了不可能在國際社會實行一個全球性的有組織的防疫政策。

各自為政的效果怎么樣，從目前已經死亡人數的多少上可以看出。因為從防疫的角度來講，目的不是讓你不得病，而是減少死亡的可能性。假設我們大家都得感冒，而且告訴你所有的感冒都不會死，那還會去搞隔離、還會去搞封城嗎？不會的，我們采取這樣的政策，是因為有死亡的可能性，而且死亡的可能性會略高。現在大家采取的措施不一樣，有的死亡就多一點，有的就少一點。那么是措施決定了死亡數量多少，還是也有感染面積的因素？這是個醫學問題，我回答不了，但是我想每個國家防疫措施最后效果怎么樣，恐怕還是要根據死亡人數來判斷的。各國關心的重點、防疫措施的重點也就在這兒，都是以本國死亡人數的多少來決定采取什么政策的。

那么現在我們知道了，防疫的權利是各國擁有的，防疫的措施由各國決定的，防疫的效果是每個國家制定政策的基本出發點。于是就有人問了，既然這樣，為什么大家還要組織一個世界衛生組織？

現在最火的電視明星就是譚德賽，媒體都報道他的表態。那么譚德賽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干事，他能組織、協調和領導這次全球的抗疫嗎？所有人都知道他領導不了。

他為什么領導不了？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是全球防疫的最大、最權威的國際機構了，為什么這個機構就不能起這樣的作用？這就是我們對國際組織和國家不同的理解。國際體系中有很多不同的行為體，國際組織是一種行為體，國家是一種行為體，這兩者是不同類型的行為體，國家擁有主權，國際組織沒有主權。國際組織不能任意決定想干什么和不干什么，國際組織是由成員國聚到一起商討、討論之后進行表決，達成的協議由國際組織進行落實。

所以國際組織的領導人不是決策者，沒有權利決定政策，也就是說他不能決定全世界應該是封城還是不封城，我們前些日子聽到譚德賽老師說大家別反應過度、不要搞禁止國際旅行，結果沒人理他。

為什么？一句話，總干事在英文里叫Secretary-General，就是秘書長，如果去了“長”字，其實他就是秘書。當領導告訴他我不想這么干的時候，秘書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

WHO的各個成員國達成一種平衡的意見之后，這個平衡的意見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決議。作為世衛組織的秘書長，他只有執行該機構成員國的決議的權利，沒有決定組織制定什么政策的權利。

這樣我們就理解了為什么國際組織在全球防疫上擁有的權利遠遠小于主權國家，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防疫政策它都無權進行干涉，對大國來講更是這樣，所以在國際組織中基本是大國的共同意見成為國際組織的決議。

國際組織分成兩種，一種叫政府間國際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就屬于這種；另一種是非政府組織，比如奧委會，是由中國的奧委會、美國的奧委會這些非政府組織參加的。無論是政府間的組織，還是非政府間的組織，總的來講都是協調機構。

在過去的100多年里邊，國際組織的數量不斷上升，增長的速度非常快，從一開始不到100，到上百幾千，現在已經是奔10萬、20萬去了。我想問大家，國際組織多是意味著國際組織的作用在增長，還是意味著國際組織不起作用？

實際上是作用越小，就要越建立組織。這個組織不起作用，就再建一個，再不起作用就再建一個……很多人誤以為我們建立了國際組織，就能解決所謂的全球治理問題，其實不是這樣，國際組織沒有能力解決全球治理問題。大家看到全球治理現在是個倒退趨勢，不是發展趨勢，國際組織越來越多，全球治理卻停滯不前，原因是什么？是這些組織中的成員國，特別是一些大國是不是有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共同的政策取向，決定了國際組織能發揮多大的作用。

今天在防疫面前，我們發現各國，特別是大國之間，他們的利益居然是不同的。這一點很多人沒想到。但其實也很好理解，防疫都是我保護我自己本國的公民，你們國家有多少人感染、有多高的死亡率，跟我沒關系，大家各掃門前雪，但這一掃把這雪掃到別人門前去了，于是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矛盾。

這樣我們就理解了國際組織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沒有大國之間的合作，特別是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雙邊合作，全球治理是很難進行的。100多年來國際組織增長了300多倍，但國際組織在國際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沒有增加300多倍，沒有這樣的線性關系。

現在我們知道了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下，可能會出現一個狀況是誰都不聽誰的，但是不是無政府的國際體系從來不可能出現領導？不是的。有的時候能形成國際領導，有的時候就形不成國際領導。

我們先看領導是什么，然后我們再討論什么是國際領導。領導和追隨者是共生現象，就像老師跟學生、父母跟子女一樣，都是共生現象。沒有子女就沒有父母，子女出生了，生孩子夫妻倆才變成了父母。領導也是一樣，得有追隨者你才能領導者，一個追隨者沒有你領導誰去？

一個國家的領導是靠什么有自己追隨者的？靠合法的權利，他有權命令別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你愿不愿意都得是追隨者。為什么在所有的國家里，領導者跟追隨者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的呢？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在所有的國家里邊，國家的暴力工具被政府壟斷，政府以暴力作為權力基礎，當任何人不服從領導的時候，可以用暴力的工具迫使他們服從。比如你違章了，警察過來要罰款，你不給，警察就要利用他手中的暴力工具來制服你，所以你就必須得接受罰款。

“他們知道跟交警耍賴也好、耍橫也好，都不管用，該罰必罰。”（圖片來源：上海公安交警總隊）

而在國際社會，沒有人是所謂合法的領導權力，國際領導靠什么？靠實力和權威。實力就是說我比你力量強大，如果你追隨我，我給你好處，你不追隨我，我懲罰你。權威就是它做一件事情，大家覺得這個國家這樣做是有道理的，那么別的國家就跟著它走。

比如說歐洲區域的國際領導，我們說是法國跟德國提供了一個集體領導，他們兩個國家在歐盟中擁有的實力比其他成員國實力大，默克爾執政這么多年已經建立了一定的威信，大家覺得默克爾在領導這個地區上還是有道理的，她的領導被大家接受，認為是領導得相對較好的，所以多數的歐盟國家愿意追隨德國的政策。那么英國就不接受領導，它就脫歐。英國就不承認德國的權威、不承認德國實力比自己強，不做德國的追隨者。所以德國跟英國就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但是德國和其他國家在歐盟內部就形成了一個客觀上的領導國和被領導國之間的關系。

所以國內領導和國際領導是不一樣的，今天的重點不是國內領導，我們討論的是國際領導。要想在國際上形成領導，要靠有實力或者有權威。那么如果從防疫的角度講，我想問大家，我們能找到一個國家有這樣領導全球防疫的實力嗎？實力是指物質力量，有國家有足夠大的物質力量能幫助70億人防疫嗎？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這樣的能力，不談別的，連口罩問題都是問題，一上來要讓這70億人都有口罩，你就做不到。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全球性領導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你要有實力，你能夠做的事情別人做不到，然后你幫助別人做事。比如說美國搞得一些軍事同盟，它有實力為它的同盟提供安全保障，而別的國家就沒這個實力。

第二是意愿，有實力之后你還得愿意幫助別的國家。比如美國現在就不再愿意給自己的盟友無償提供軍事安全保障，美國現在說我給你提供保障可以，但你得交錢，它跟盟友關系變成了鏢局的關系，你花錢買我給你保鏢，這樣就是美國給世界提供領導的意愿沒有了。

第三，有實力、有意愿，還有個條件是別人愿意不愿意接受你的領導，人家不愿意接受你的領導，你還領導不了。比如美國跟朝鮮，美國實力比朝鮮強大得多，美國想領導朝鮮，朝鮮不接受它的領導，伊朗也是，不接受它領導，這樣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還是形成不了。

所以從這次防疫的角度來講，我們看到沒有國家、沒有國際組織有這樣的實力來為全世界的防疫提供保障，也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會去接受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國際組織的領導來進行防疫。

那么什么樣的實力能夠做領導？如果從國際關系角度講，一般是在單級格局下，比如像冷戰結束后，出現了所謂的“一超多強”，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實力占了世界的50%，國防開支相當于后邊十幾個國家的總和，這樣的情況下它是有這樣的實力的。

到了今天我們來看看就這兩個圖，一個是按匯率計算的國際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一個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無論哪種計算方式，我們發現都是中美兩國占了世界主要的比重，都是在40%左右。如果這兩家愿意合作給世界提供一個集體領導，這是做得到的。

按購買力平價和匯率計算的GDP，中美合計都占到了40%左右（圖片來自網站 howmuch.net）

問題是中美之間沒有這樣的戰略合作關系，雙方沒有這樣意愿，單方面是不起作用的。雙方都愿意，就像法國跟德國都愿意提供一個集體領導，歐盟才有個領導。而英國說我就不愿意參加，你讓我參加，跟你做一個三駕馬車的領導，我都不愿意，這就形成不了這種領導。

所以中美之間的戰略關系決定了雙方提供不了一個集體的領導，而雙方各自又沒有任何一方有實力單獨提供一個全球性的領導，這就是為什么今天我們面臨了一個世界上沒有領導國的情勢。在防疫過程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出來領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進行共同防疫，這是我們從實力角度講。

那么我剛才講了有實力還要有意愿，一個大國是不是天然就愿意提供國際領導？從國家體系來講可能是誰都愿意當領導，因為當領導就有權，當你權力比別人大，利用手中權力可以干很多事，別人干不了，甚至可以用手中的權力來換取物質上的好處。當然在國家體系里邊大家都想當領導。

但國際社會是所有國家都愿意當領導嗎？比如說我們現在找一個太平洋島國，說你來領導全世界的防疫，我們都接受你的領導。在國際上當領導是有代價的，是要付出的，要提供公共產品。這個國家可能會說，第一我沒實力提供公共產品，第二，我有一點那個力量，我憑什么給你提供公共產品？我憑什么讓你搭便車？

現在我們看到，特朗普就是這樣的領導，他說我們憑什么讓別人搭美國的便車？他特別針對中國，老認為我們中國搭了它便車，所以他說我不再提供世界領導了。特朗普非常明確，說當世界警察的代價太大，對美國是得不償失。這就是為什么他連對自己傳統的盟友都不再提供安全保障。

如果我們簡單一點講，就是在國際社會上當領導就得多花錢，這就是為什么在國際社會當領導的意愿不是天然的，它是有條件的，就是發現當了領導、提供公共產品以后，自己獲益大于別國。

為什么大國愿意提供公共產品？因為大國從公共產品中獲得的好處大于它提供的這個產品的代價。比如現在有一個十字路口，如果不修紅綠燈，每天撞一輛車，有一個車貨，大公司在這每天要過365輛車，可能每天都會趕上這個車禍；小公司一天過一輛車，可能一年才能趕上一次，甚至這一次都趕不上。對大公司來講，一年如果出365次車禍，修車的錢比修紅綠燈還貴，于是它說我來修紅綠燈，而小公司絕不去給你修這紅綠燈。

所以大國之所以能夠產生當領導的意愿，是當領導得有好處，當領導沒有明顯的好處，就不會有人愿意當國際領導。

有實力、有意愿，這時候你這領導就一定被別人接受嗎？我們剛才舉了美國跟朝鮮的例子，可能有人說這是例外，那么我們再看二戰期間形成兩大陣營，為什么納粹德國提供的領導追隨者就少？為什么美、英、蘇三國提供的領導追隨者就多？因為你的政策決定了別的國家愿不愿意接受你的領導，這就是一個關系。也就是說全球性領導的形成是建立在實力、意愿、關系三者之上的，缺一不可。

怎么能讓人家愿意接受領導呢？剛才我們講了，國際的領導要靠實力，或者是權威，或者實力加權威。如果我們比較二戰時期，假設美國和德國的實力相等，會發現美國更有權威，而德國沒權威。

讓別的國家愿意追隨你，有三條路徑，第一條路徑是領導國以身作則的樣板作用。

什么是樣板作用？比如說領導國動作規范，別的國家就問了，你看它遵守規范，它就變得強大了，那么我們也遵守規范，我們是不是也會變強大？由于領導國的成功，它的樣版會被別人效仿，就像班級里考分高的同學的學習方法往往成為別的同學的樣板。家長經常說“你看人家”，這個“人家”都是指分高的，沒有家長說“你看人家”是說你們班那不及格的，沒有人效仿弱者，沒有人效仿失敗者。

領導國作為成功者，在國際上的作為容易被大家效仿，這叫做主動追隨，靠的是權威。這是實現領導和被領導關系的最好的辦法。

第二種方法是獎勵，你跟我學，我給你錢。這叫做自愿，因為有好處，所以它愿意這樣做。主動追隨是思想觀念認識上的，它認為這樣做有好處。而這個是好處在這擺著了，只要你這么干，你就能得到好處。

第三種辦法不好，但是也能起作用，就是懲罰。領導國說你要按我說的辦，不然就要付出代價，這個代價比你按我告訴你的辦要大。也就是聽我的，損失小點；不聽我的，損失更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美國說你這是侵犯國家主權，違背了美國主導的聯合國的憲章。于是老布什就發動戰爭把伊拉克打了一頓，伊拉克沒辦法，把科威特讓出來，美國幫助科威特重建了國家，而且規定不允許伊拉克的空軍在自己領空上飛行。所以懲罰也可以使得對方被迫服從。

今天在防疫面前，我們看不到任何國際組織、任何國家能通過這三個路徑，在全球范圍內建立這樣的關系。現在聯合國成員國194個，別說是全部，能有50%的國家接受你的領導，我認為就可以算全球性領導了。但現在我們看不到任何國家和國際組織能提供這樣的領導。

另外，我想說一點：一個國家的領導力不是以你國家的物質實力為標準的。

舉個例子，美國的物質力量在特朗普上臺之前和特朗普執政6個月之后，沒有發生重大變化。6個月，也沒發生金融危機，一個國家實力能提高多少？能衰落多少？但是2017年的頭6個月，美國的領導力卻大規模下降，為什么？因為它自己違背國際規定，不履行自己做出的國際承諾，退出一些個國際條約，這樣的一個政策，導致別的國家不愿追隨他，追隨者少了，追隨者的意愿下降了，追隨者的力量小了。

當使用谷歌搜索“美國退出”

怎么來衡量一個國家領導力？看有多少國家和國際組織追隨你，也就是你的決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別的國家的擁護。但數量并不決定你的領導力，還有看追隨者自己的實力，如果追隨者的實力很強，說明你領導力很強，因為你跟它實力差距這么小，它居然愿意接受你領導。跟你實力差的十萬八千里的，追隨你可能是靠迫使它，而當那些你力量不能迫使它的大國，能夠讓它追隨你，靠的是權威，是靠你做的事情的正確性和道義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道義現實主義提出的國際領導的道義領導。

那么我們知道了，當一個國家的友好國家普遍實力比較強的時候，這個國家的領導力就比較大。或者以經濟來講，你的國際經濟實力有多強大，就看你的友好國家是經濟實力強者還是弱者，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力也是一樣。如果有一個實力強大的追隨者，你會發現10個小的追隨者的力量加一起都趕不上它，那么你對世界的影響力就遠遠大于那些個雖然好像追隨者數量多一點、但追隨者力量比較都很弱的國家，這就是我們衡量國際領導力的標準。

當然，在防疫面前，因為根本沒有全球性的國際領導——領導都不存在，所以也就不存在領導力的衡量問題。

我們再說一點眼前的情況，眼前的情況是全球化仍在繼續，但是全球治理停滯不前。

很多人把這兩點混淆起來，有人說全球化倒退了，全球化倒退的概念建立在什么基礎上？建立在全球化是好事、壞事都不屬于全球化上。國際產業鏈、全球的產業鏈建立、全球自由貿易，這叫做全球化；疾病在全球擴散、恐怖主義在全球發展、走私在全球泛濫、販賣人口問題在全球越來越嚴重、難民問題，很多人說這些負面的東西不能算全球化。

如果說好事才能定義為全球化，那我就沒什么可爭的了。但是客觀上講，全球化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好事跟壞事同時發展，比如說在全球化過程中，人們旅游更加全球化，到全世界各地旅游變得自由了，疾病傳播能不加速嗎？能不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擴散嗎？

所以全球化就是正面事務和負面事務同時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全球化的負面事件或者說全球化的副作用還在繼續擴大，沒有停止。大家認為的全球化開始停滯，是全球化好的方面、有益的方面現在開始受到阻礙。

第二件事，全球治理。我首先問大家，要治理什么？要治理的是全球化的負面事務，污染、氣候變暖、物種滅絕，這些都是全球化的負面，而全球治理就是要治理這些負面的東西，沒有負面事務的全球化，就不需要全球治理——都是好事你治理什么？

所以今天是疾病全球化，但沒有全球防疫的全球治理。今天我們所說的在疫情面前沒有進行合作，實際是說在防疫的全球治理上停滯不前，甚至某種程度還在倒退。比如美國現在已經提出，今后所有的醫療商品不再搞全球產業鏈，全部在美國國內生產，以免有疫情的時候無法保證醫療資源的充分供給。比如你依賴一個國家生產的鼻條，沒有鼻條你就不能制造口罩，那這不就成問題嗎？

所以現在全球治理實際是一個倒退趨勢，但全球化的負面事務，我自己認為好像目前沒看到倒退的現象，而是變得更加嚴重。這次疫情其實表現很清楚。

那么沒有領導能不能進行合作？這種情況是有的，兩個國家是平等的、三個國家是平等的、一堆國家是平等的，它們在無領導的情況下也能進行合作，比如東盟。但是沒有領導的合作是低水平的合作，所以東盟無法發展成像歐盟那樣高水平的合作，沒有領導的合作是非常不重要的事情，在重要事情上他們合作不起來，實質性的合作還是需要領導。

這樣我們就能理解了，有領導和沒領導影響的是合作的性質、合作的質量、合作的水平以及合作范圍的大小，不能絕對地講沒有國際領導就不能進行國際合作。

那么有領導進行國際合作就一定是好事嗎？不一定。比如二戰期間，法西斯國家在德國領導下進行合作，這是好事嗎？跨國恐怖主義分子在伊斯蘭國領導下進行合作，這是好事嗎？

有領導的國際合作是好事還是壞事，對人類來講取決于領導。領導組織國際合作干好事，那是好事；領導組織國際合作干壞事，那還不如沒有領導。

也就是說，一個領導組織的國際合作做好事是好事，沒有領導、不進行國際合作，不如好領導領導的國際合作好，但是比壞領導領導的國際合作干壞事要好。

根據道義現實主義，領導有四種類型：王道、霸權、昏庸和強權，四種不同的領導帶來的國際秩序也不同，如果是王道的國際領導，那么這個體系就是穩定的，戰爭就是少的；如果是霸權國家領導，就會有一些戰爭，但是有限，不會打得昏天黑地。體系總體是穩定的；如果是昏庸的國際領導，整個體系就是動蕩不定的，就是大家所說的不確定性增強；如果是強權的領導，那就是戰爭連綿不斷。

所以領導的性質不同，給世界帶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有好有壞。那么什么樣的領導好？有實力但主要依賴權威進行領導、讓大家自愿跟隨的領導，帶來的國際秩序就相對是好的；如果靠實力強迫別的國家必須服從，這樣的領導帶來的國際社會就可能好，也可能不好。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國際領導怎么形成權威。要讓大家愿意跟著它、接受它的領導，其中最重要一條就是有國際戰略信譽。國際戰略信譽是指它制定了國際規范，并且遵守它制定的國際規范。比如說今天連美國的盟友都在批評美國，說自由貿易的規范是美國主導下建立的，結果現在美國反過來反對自由貿易，不遵守已有的國際規范，這樣的行為就會使戰略信譽下降。戰略信譽和國際領導的領導力成了正比，戰略信譽高，領導力就強；戰略信譽低，領導力就弱。

戰略信譽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行為，就像大家說一個人可信不可信，不是看他一次的行為，而是根據他過去長期的行為是不是講信譽來判斷的。一個國家的戰略信譽不是靠一次、兩次建立的，而是經過許多事情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戰略信譽的增長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是戰略信譽的衰落是很快的，是跳水式的，只要干一次不好的事，聲譽就下來了。信譽形成和衰敗的機制不同，帶來的結果和速度也不一樣。

最后我想說一點，我們今天面臨的世界是什么情況？世界并不是總是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比如說中國歷史上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我把分裂視為不好，把統一視為好，這都是歷史進程，我們就看到歷史有時候前進、有時候倒退。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今天看到的國際社會的發展是倒退的趨勢，是國家不那么講信譽的趨勢，不是國家越來越講信譽、越來越遵守國際規范、越來越按國際規則約束自己的行為，而是越來越多的國家不遵守國際規范、不履行自己的承諾、不執行國際的規則。這種情況說好聽一點，叫國際秩序出現嚴重的不確定性；說難聽一點，就是國際秩序從相對穩定向著越來越不穩定發展。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么？前面我們講過，大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的行為所形成的樣板作用，這個樣板作用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壞的。我們看美國現在提供的樣板作用，就是一個負面的樣板作用，很多人會效仿美國，你不遵守條約，我也不遵守；你不履行承諾，我也不履行；你在外交發言中間隨便譴責別人，我也隨便譴責；你說話不負責任，我說話也不負責任……現在就出現了這樣的現象，美國哪兒不好就學它哪兒。

所以我們就看到，國際社會在美國現任政府不那么遵守國際組織、搞脫鉤戰略、不斷退群的情況下，這個世界的互聯網不是越來越緊密，而是正在呈現一個碎片化趨勢，主權的觀念在回歸和強化，主權的規范在重新制定，越來越強調主權，而不是越來越讓渡主權。

最后我想說，很多人問疫情對世界會產生什么影響？疫情會不會改變國際格局？疫情會不會改變國際體系？疫情會不會改變我們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

我的觀點是，疫情對這些事情都會有影響，但沒有本質性影響。疫情幫助我們看清了過去看不清楚的復雜的國際關系，疫情讓我們看清楚了國際領導得建立在實力、意愿和關系三個必要條件之上，缺任何一個都形成不了全球性的領導；疫情幫助我們看清了世界現在沒有全球性領導，如果有全球性領導就不存在各自為政的防疫政策；疫情幫助我們看清楚了，全球治理在退化，全球的負面性事務正在繼續發展，而且有擴展之勢。

那么我們現在進入到這樣一個沒有領導的世界，于是我們所有的國家就面臨一個問題：怎么辦？我想說，不僅僅是今天的防疫各國得靠自己，今后越來越多的事情都得靠自己。

“大家會發現，今后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縮短它們的國際產業鏈，產業鏈越長、節點越多，你的依賴性就越強，這種依賴性會造成國家的脆弱性。”中國經濟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中國經信研究國研智、中國經信研究國情講壇研讀表明：所以防疫反映出來的各個國家各自為政，恐怕代表了今后10年甚至20年的趨勢，就是各國之間更加強調主權，更加自各行其政。

全球合作謀定未來？-國研智庫：疫情放大了無政府國際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