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常常被人相提并論。

一個“東邪”，是來自東亞、善于劍走偏鋒的日本軟銀掌門人，手握兩只愿景基金，瘋狂給科技初創公司砸錢，千億美元規模的第一只基金兩年來的回報率接近30%。

一個“西毒”，是來自大洋彼岸、擅長以靜制動的股神，身懷“價值投資”寶典，穩扎穩打重倉全球優質企業，過去五十年間投資復合年增長率將近20%，遠超標普500指數。

兩個人年歲有別，大綻風采的年代也不盡相同，被看作后起之秀的孫正義，時常被人稱為來自日本的“科技界巴菲特”。

甚至，連孫正義自己也曾經信誓旦旦放出豪言：

我的目標是成為科技行業的沃倫·巴菲特。

我們（軟銀）的目標是成為科技產業的伯克希爾·哈撒韋。

顯然，在孫正義眼中，想成為股神的自己與真正的股神之間仍然存在一段不短的距離。而且他還很清楚，兩人涉足的投資領域原本應當算是“井水不犯河水”，自己甚至沒有多少“跨界”的意思。

如此看來，除卻均是身家豪富，這兩位世界級的投資大佬幾乎可以算得上是風馬牛不相及。當人們越發頻繁地拿兩人及其旗下公司進行比較，他們越會發現，二位之間的相似之處終究都是流于表面。

孫正義不是巴菲特。巴菲特也不是孫正義。

他們只是他們所選擇的自己。

有一說一，他們確實有些地方十分相像。細細研究幾年之后，就連華爾街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作為最早考慮兩人和兩家公司“兼容性”的投行之一，伯恩斯坦旗下分析師Chris Lane曾在2017年10月的研報中這么寫道：

我們愿意把軟銀看作是專注于科技產業的伯克希爾·哈撒韋。

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核心業務不是保險，而是“價值投資”，軟銀的核心業務則是“技術投資”。

有意思的是，在這份研報面試前不久，軟銀第一只愿景基金已經順利誕生，孫正義借此著手在互聯網基礎設施領域展開布局，興趣多集中在占有高市場份額、高估值的“雙高”初創企業。

在部分評論看來，軟銀此舉正是無異于創建了一個小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唯一的差別在于，愿景基金投資的大多是尚未取得盈利的年輕科技公司，而非穩定的老字號企業。

一如既往，孫正義像個賭徒，不管不顧大舉押注科技股；巴菲特則是秉持“不熟不買”的原則，穩重地遠離自己并不理解的科技領域，在深入研究過的行業內賺得風生水起。

兩人如此涇渭分明，說來也逃不開一個原因：兩人生于不同年代——巴菲特如今已是耄耋之年，而孫正義小了股神幾輪，現在僅僅稍逾花甲。

光看年齡，少年時代似乎早已離他們遠去，但他們卻都曾經實實在在年少有為，少時所遇見的導師級人物甚至還深刻地影響了他們此后的一生。

無愧于股神之名，巴菲特在年僅11歲時便以38美元的價格購買了人生中第一只股票，隨后在40美元時賣出，小賺了一筆。

可惜的是，這只股票后來竟然一路漲至200美元，這令巴菲特懊悔不已，但也因此學到了長期持股、耐心投資的道理。

上大學之后，巴菲特師從“價值投資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導師書中一句“最明智的投資，是朝向事業化發展（Investment is most intelligent when it is most businesslike）”為他的投資之路奠定了基調。

自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畢業后，他本想進入格雷厄姆所創辦的投資公司工作，卻遭導師婉拒，過了幾年才如愿以償。在導師手下，他嚴格遵守安全邊際法（margin of safety），投資的公司內在價值大于公司市值。

兩年后，格雷厄姆退休關閉公司，巴菲特隨即自立門戶，開始嘗試投資合伙事業。在1956年至1969年期間，巴菲特不斷實踐價值投資哲學，并進行了不少套利交易，年平均投資復利逾30%，遠超大盤的7%-11%。

不過，在1959年，29歲的巴菲特遇到了他的黃金搭檔查理·芒格。在這位低調智囊的提點下，巴菲特的風格漸漸發生了變化，從絕對的“價格低于價值”轉型尋求具有持久性競爭優勢的優質企業。

忘記你過去用很好的價格買進普通企業的做法，轉而用普通的價格買進很好的企業。

—— 來自芒格的建議

反觀孫正義，巴菲特聲名鵲起之時，他才剛剛出生。但他們命運的軌跡一度如此相似：同樣在一本書中找到了投資的真諦，并從一個人身上學到了寶貴的知識。

十六歲那年，他被市面上的一本暢銷書——《猶太人經商法》深深打動，便想方設法見到了這本書的作者，也就是當時的日本麥當勞董事長藤田田。

藤田田沒有輕視這么一個還在讀書的年輕人，反而跟他面對面聊了15分鐘，并告訴他：

不要看過去的工業，而是要關注未來的行業。計算機應該是你進軍的方向。

此后，認為藤田田言之有理的孫正義一發不可收拾。在巴菲特大走背字的1975年，孫正義在美國校園里販賣從日本引進的電子游戲，賺到人生第一桶金。

過了一年，他又搗鼓出可以發聲的多國語言翻譯機，并將專利賣給夏普公司，成功掙到100萬美元。

畢業以后，孫正義創立軟銀，并在站穩腳跟后徹底走上“科技興企”之路，先后投資初出茅廬的雅虎與阿里巴巴，站在隊伍的最前頭吃下了第一波互聯網紅利。

作為投資領域的“時間旅行者”，孫正義利用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之間的差距，先在較為發達的美國發展業務，待到時機成熟殺回日本，然后再擇機進軍中國和印度，猶如駕馭著時光機在過去和未來間穿梭。

從資本密集、利潤率低的電信行業轉向成立愿景基金的投資模式，孫正義的步子邁得很快也很大，近年來逐漸嶄露頭角的Uber、滴滴都成了他的“裙下之臣”。

看好的企業，他最終一個也沒有放過。

誠然，巴菲特之于伯克希爾·哈撒韋，正如孫正義之于軟銀——不僅是門面，更是精神核心。

從明面上看，他們擁有同樣老到又精準的投資眼光，收獲的投資回報也同樣豐厚。但是，比起他們深如天塹的截然不同，那一些共通之處就幾乎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了。

眾所周知，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候，巴菲特都十分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弱勢，很長一段時間內的態度甚至都是“我不太理解，那就遠離這些”。

他不喜歡風險，投資領域穩定又集中。對于不懂的行業，他嘗試過，但失了手——財大氣粗重倉正在轉型的IBM，第一年就買了逾百億美元股票，也是曾經的第一大股東。

但沒有料到，在從PC走向云計算的轉型道路上，IBM輸給了亞馬遜和微軟。巴菲特因此不慎遭到套牢，還一套就套了五年，直至去年才完全清倉。

碰壁之后，巴菲特對科技股愈發小心謹慎。但在美股近十年科技股浪潮身前，屢屢錯過良機的股神也不免有些懊惱悔恨。

巴菲特一直不是一個十分靈活的投資者。反復徘徊猶豫多次，他才終于在2016年下定決心，建倉蘋果并逐年增持，后來又買入亞馬遜，甚至屢開金口稱贊谷歌。

在很多人看來，以往主要投資消費股和金融股的巴菲特變了口味，似乎意味著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整個投資邏輯將會發生改變，“價值投資”的定義也將隨之變得更為廣闊。

巴菲特的“護城河”里，原本多是一些業務簡單易懂、獲利長期穩定，且擁有自由現金流的公司，股神最愛的軟飲——可口可樂就是個中翹楚。

但現在，超出傳統價值投資范疇的科技公司也被允許踏進來“分一杯羹”，這是否代表巴菲特的投資哲學有了全新的缺口，正在向“科技企業狂人”孫正義靠攏？

非也。

說到底，巴菲特看重的仍舊是價值投資當中的“價值”，只是這“價值”現在并不等同于絕對的低市盈率，而是綜合考量公司各項指標之后的產物。

他選擇的公司依舊在利潤、現金流等方面有著無與倫比的優勢，是實打實的賺錢機器。各大銀行股自不必說，諸如蘋果、亞馬遜之流的科技公司，他也是等到他們變得成熟可靠了才愿意伸手采摘果實。

相比于穩扎穩打、專注二級市場的巴菲特，沉迷在一級市場搞風投的孫正義身上更有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勢。能夠入他法眼的公司，絕少已經長成參天大樹，反而基本是都要借著他和軟銀的“大腿”才能從燕雀長成鴻鵠。

細細數來，愿景基金的“賭注”遍布運輸物流、高尖精科技、金融科技、醫療科技、房地產等等領域，漁網撒得非常之大。

除了最出名的幾家共享出行公司之外，建筑公司Katerra、印尼電商Tokopedia、中國平安好醫生等企業也都收到了來自孫正義的橄欖枝。

截至今年6月底，軟銀愿景基金已向83家公司投入了714億美元資金，投資收益高達202億美元，投資者分紅也達到64億美元。

只是，在市場眼中，軟銀這還是在利用自身的業務盈利以及外部投資者的數十億美元資金在對流動性較差的初創企業進行定價過高的投資——押注了未來的“成長”，輕視了現在的“價值”。

這么一通操作下來，甚至有人進一步質疑，孫正義對于科技行業的理解是否還不如巴菲特——“軟銀投的大部分都不算科技公司，而是依賴人工智能或物聯網領域新專利來開發商品和服務的公司”。

物聯網是孫正義的夢想。

在他勾勒中的未來，每個人每一樣東西都與互聯網連接，“即便我們占據整個手機市場，那也不過是70億條電話線路而已。我們要做的，是將1萬億臺設備連上互聯網”。

基于這樣的未來理念，孫正義野心勃勃，率先壟斷物聯網的底層核心技術和關鍵應用場景：芯片技術和共享出行。

為此，他孤注一擲斥巨資322億美金全盤收購英國芯片設計公司ARM Holdings，又把全球范圍內的共享汽車領頭羊投了個遍，提前做好了大冒險的準備。

他很狂，膽子也很大。就算過往數十年的投資成功率只有5%，他仍舊愿意承擔大起大落的風險，信任直覺廣泛下注，抱著“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的想法架構自己想要的企業生態。

對待近年業內趨之若鶩的投資風潮，他同樣是這么一個“先投再說”的態度。

在2017年的那一場牛市狂歡里，孫正義高喊著“數字資產會成為人類最大的資產”，踩著比特幣的絕對頂部——接近2萬美元的價格入場。但熱潮很快過去，在價格暴跌之后，他的個人損失高達1.3億美元。

相比起來，老神在在的巴菲特就很少去追逐這種心血來潮的刺激式投資。雖然沒有否定區塊鏈，但他曾經非常明確地表達了對比特幣的厭惡之情：

這就是一種賭博工具，其中有很多欺詐現象。比特幣自身并不產生價值，對我而言算不上是一種投資。

論及投資，巴菲特總有諸多考量，慎之又慎，任誰看了都會說一句：“老哥，穩！”

除了對公司運營和財務細節上的了解，他對公司管理層的要求也非常之高——看重的東西一共有三樣：智慧、主動/有活力、正直，“若是沒有正直，前兩項就會調轉刀刃殺死你”。

而作為“獨角獸金主”的孫正義并沒有巴菲特這么在意這些。他曾經看上因創始人接連不斷的丑聞而“天下大亂”的Uber，又接手了創始人頻頻引發質疑的WeWork。

然后，那些創始人都被渴望自救、也渴望軟銀出手相救的公司董事會趕走了。

在創始人與資本的這場大戰之中，孫正義幾乎總是能贏。只是這最新的一次，他贏得心力交瘁，最后還不得不支付在外人看來十分不值的十幾億美元才能把那尊大佛送走。

后來，孫正義終于承認，自己高估了WeWork創始人亞當·諾依曼（Adam Neumann）好的一面，而對此人的關于企業管理等壞的一面“視而不見”，當初“應該多了解一點的”。

我從諾依曼身上汲取到了深刻的教訓。我的投資判斷在許多方面都很差，對此，我正在進行深刻的反省。

然而在這個時候，孫正義已是眾口一詞“跌落神壇”。而大洋彼岸穩健保守的股神巴菲特，狀況也不見得有好到哪里去了。

在那一紙中止IPO的聲明過后，市場眼睜睜地看著WeWork從一只超級“獨角獸”變成了聲名狼藉的“毒角獸”，估值從最高的470億美元大舉縮水到區區80億美元，作為最大外部股東的軟銀，也因此栽了一個大跟頭。

光環消失，二級市場拒絕為一級市場的瘋狂買單。無奈之下，軟銀也只能硬著頭皮挽尊接盤，很快就向WeWork發起總價值最高30億美元的收購要約，提供50億美元的新融資，并稱要加快原定15億美元的融資承諾。

自2017年斥資3億美元入股WeWork以來，孫正義一直十分看好這家公司的前景，軟銀迄今總投資逾兩百億美元，現持有WeWork近八成股權。

砸下這么多真金白銀，奈何WeWork并不爭氣，軟銀在多方的利弊權衡過后，也只能選擇“打落牙齒和血吞”，甚至花大價錢清除了“毒瘤”：WeWork的創始人諾依曼。

為了讓這位尚未上市就大舉套現至少7億美元、熱衷于購買豪宅的創始人走人，軟銀向他支付了總計17億美元來轉讓控制權、退出董事會。

不過，諾依曼現在仍持有WeWork股份，能以“董事會觀察員”的身份出席董事會會議。他可以旁觀會議，但不能對決策投票。

即使這樣他也賺大了，畢竟，17億美元里有1.85億美元屬于打著咨詢費名義的遣散費，金額超過了美國任何一位CEO去年全年的收入。

這一通操作下來，軟銀集團出現了十四年以來的首次季度虧損，當季經營報虧7040億日元（約合65億美元），去年同期則為盈利7060億日元。

更重要的是，軟銀愿景基金面臨了大額資產減記的壓力，二期募資也遭拖累受挫，孫正義多年以來打造的“投資神話”信譽度也直線下跌。

對于這樣的境況，孫正義已經開始感到“羞愧和緊張不安（embarrassed and flustered）”。但與此同時，海對岸的巴菲特則是各種意義上的“穩如泰山”。

由于遲遲沒有物色到合適的大型并購標的，即使三季度又花了7億美元回購，巴菲特手上的現金還是越攢越多，氣得老股東直接站出來就是一頓指責。

在大牛市期間，“吮吸手指（巴菲特名言：看到了機會卻什么都不做就是‘吮指之錯’）”并不能讓公司達到預期收益。

對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來說，此次的大牛市本可以成為其職業生涯結局的一個高潮。

——伯克希爾·哈撒韋長期股東、Wedgewood Partners首席投資官David Rolfe

截止三季度末，伯克希爾·哈撒韋現金儲備達到1282億美元，高于第二季度的1220億美元，創下新的歷史紀錄。

更令股東生氣的是，在美股十年牛市之中，股神掌舵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其實并沒有跑贏大盤：2009年迄今，伯克希爾A類股股價上漲了323%，而標普500指數上漲了334%；年初至12月初，伯克希爾股價漲幅僅為個位數，而標普500指數漲幅接近25%！

是巴菲特不想投嗎？并非如此。

他也曾說過，依舊希望用公司堆積如山的現金進行一次大象級別的巨量收購。但與此同時，市場反彈使任何可能的收購目標都變得非常昂貴，而他并不想讓自己在交易上超支。

而且，在他看來，目前具有良好長期前景的企業“價格高至天際”，直接收購公司的溢價已經過高，部分由于來自私募股權公司的競價“戰爭”——穩如股神，并不愿意跟由債務推動、不吝于溢價收購、傾向于快速轉手的私募股權公司一爭高低。

可是，等他好不容易在“黑色星期五”看上一家科技公司，卻又慘遭知名私募股權機構Apollo Global Management（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截胡”，最終落得一個空手而歸的下場。

想投投不了，搶也搶不過，任誰看了都忍不住想問一句：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或許還能。

畢竟沒有人能忘記股神在2008年金融危機動用現金抄底的“當別人貪婪時恐懼，當別人恐懼時貪婪”的操作。

結合著名的“巴菲特指標（即衡量市場健康程度的股票總市值與GDP比值）”來看，股神現在瘋狂囤積現金，其實并不難理解。

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高峰時期，美股與美國GDP的比值飆升到了146%；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這一比值為137%；到了今年，這個指標則高達139.3%。

暗戳戳地，咬定“金融危機將再次到來，不可避免”的股神巴菲特，似乎已經為未來做好準備了。

而在WeWork身上遭遇人生滑鐵盧的孫正義，也終于開始學乖了。

一改從前為初創企業不吝重金、鼓勵被投企業快速擴張的激進打法，孫正義話鋒一轉，強調公司需專注創造現金流，還提出企業應該在“實現盈利、現金流充足且可持續”的情況下上市。

如今世界已經改變，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每一家公司準備足夠強大的基礎，這樣投資者才能相信公司會做得很好。不僅僅只是營收、總商品價值以及日活用戶數量。

沒有所謂的GMV、營收或用戶數量的倍數一說，這些都很難證明是正確的。最終還是自由現金流的倍數，再無別的衡量標準。公司的估值是多少？就是穩定狀態下的現金流倍數。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孫正義的口味正在慢慢向老成持重的巴菲特轉變，力求進化成真正的“東方股神”呢？

沒有人知道。

泡沫或者風口，現在都還只是輝煌表象之下的暗流涌動。漁網已經默默結好，一張四平八穩寵辱不驚，一張瓜剖棋布一擲千金。兩雙織網的手都已是萬事俱備，只待東風。

這股東風會不會有一天領著“東邪”與“西毒”走上一條一模一樣的投資之路？這，或許仍需市場拭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