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歲末年終，2019的余額已不足1%，如果要給今年評選個年度最熱詞，非“老賴”二字莫屬。最早給公眾普及老賴知識的是賈躍亭，憑借下周回國四字傳遍坊間，繼而一發不可收拾，ofo戴威、暴風馮鑫、錘子羅永浩、長城影視趙銳勇、趙飛凡父子等知名創業者、企業家紛紛登場，而把老賴一詞推向輿論高點的還數國民老公王思聰，貴為隨口說出“1個億小目標”的千億身家首富之子竟然也進入此名單，再加上王思聰過去這些年的高調行事風格，對比今日之反差，著實令吃瓜群眾在大跌眼鏡之下熱議了一把。

事實上從法律角度而言，上述一干知名人士是有區別的，很多人對老賴這個詞的概念有所混淆。以上人士中，賈躍亭、馮鑫、趙銳勇、趙非凡父子在失信被執行人之列，即俗稱的老賴，而戴威、羅永浩、王思聰則只是被列入“限制高消費令”，和老賴還有一步之遙。二者之間的法律定義和相關區別的司法解讀在此就不展開了，有興趣了解者自行百度即可。

我們來看一組數字，根據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的數據，自2013年10月實施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公布制度起，截至2019年11月中旬，全國法院累計發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1591萬人次，2019年新增執行案件930萬起，當前公布失信被執行人571萬。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說全中國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位曾經或當前屬于“老賴”身份。這個比例不可謂不驚人，不知不覺間，老賴已悄然來到你我他的身邊。

不可否認失信被執行人制度實施以來對社會的誠信體系建設，對有錢不還惡意拖欠的那些真老賴的打擊震懾，對債權人權益的合法確保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這些都是我國法治建設的進步，應該得到充分肯定。但是，這項制度也同樣存在某些極為不妥之處，如不加以修正任其發展將有可能給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嚴重隱患。

我們來看幾起真實的故事（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王大建，男，29歲，來自農村，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進入一家IT企業做技術，因不甘平庸希望通過奮斗改變命運，2016年投身創業做了一家提供同城閃送服務的公司，剛開始運氣不錯拿到了200萬的投資，也跑了一些數據出來，遺憾的是沒能在競爭中扛住，造血能力不足卻又不忍放棄，結果各種找人借錢，最后借不到了就開始網貸，身上的擔子也越來越重，終于在2019年陷入到再也支撐不住的狀態，資金來源徹底枯竭，只能把公司遣散后背負著幾百萬的債務重新再尋找新的機會。

魏飛星，男，36歲，2017年從某巨頭企業離職，和幾個同事一起創業做了一個SaaS項目，憑借著出色的能力和履歷背景，很順利的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融完了天使、Pre-A和A輪，但是由于缺乏經驗，在股權的機制設計和把控上有所欠缺，融完A輪時作為創始人的他便已經失去了控股權，一方面業務發展相當順利，公司月營收已突破300萬，一方面由于后進入的投資方開始對公司的經營布局和方向有所干涉而不斷產生矛盾，在此過程中創始人的某些決策行為觸發了投資協議中的回購條款并彼此不斷爭斗惡化，最終楊飛星以身背千萬應付回購款項的巨額債務而黯然離場。

李青銘，男，41歲，2009年就從一家待遇頗豐的上市公司辭職，創辦了一家軟件外包企業，憑借過硬的技術和良好的口碑，業務發展勢頭蒸蒸日上，幾年下來攢下了上千萬元的家底，作為一個外地人在京有房有車有事業，兒子也已上了小學，妻子在家相夫教子，在一般人看來，儼然已是人生贏家。16年的時候，在朋友的鼓動下，新啟動了一個AI創業項目，誰曾想人生就因此迎來巨大波折，AI項目早期研發投入巨大，由于不熟悉資本運作，也因為手里有些家底并未急于融資，結果越陷越深，原有業務所花心思越來越少再加上環境遇冷收入逐漸萎縮，新項目始終未能產生現金流卻在不斷吸血，然而已經高達幾千萬的投入和始終覺得能堅持到迎來曙光讓他不忍放棄，手頭的資金用完了開始向親人朋友借，把房和車抵押出去貸款，卻終未能挽回頹勢，最難的時候身上連200塊錢都拿不出來還被曾經的朋友堵在家里要債，最崩潰的是，妻子竟在這最艱難的時刻懷上了二胎，關于這個孩子要還是不要他內心無比糾結。有人問他，你為什么不跑路呢，他說其實除了輕生之外所有的想法都想過，但還是選擇堅守，畢竟錯是自己犯下的，他不能對不起那些曾經幫助過他的朋友和仍然選擇信任他的員工。如今的他只能將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一個小縣城去讓父母幫忙照看，自己孤身留在北京繼續打拼謀求再起。

以上幾位，統稱為創業失敗者。是的，除了開篇提到的那幾位大家耳熟能詳的知名人士之外，在這數以千萬計的失信被執行人和被列入限高令的人群當中，有很大一部分群體就是由這些創業失敗者組成。他們積極響應了國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他們懷揣夢想滿腔熱情，他們渴望通過努力拼搏來改變命運。然而創業的路途注定是坎坷的，或由于產品設計欠佳，或由于技術力量薄弱，或由于市場開拓不利，或由于缺乏融資渠道，或由于股權紛爭甚至商業陷阱，在拼盡全力之后，項目可能仍以失敗告終。他們中的很多人為了創業耗盡了所有積蓄，借遍了親戚朋友，甚至于被迫賣房賣車而變得一無所有，近幾年來這種因商致貧的案例越來越多，在創業圈已屢見不鮮。

更為遺憾的是，當他們從失敗中反思沉淀之后，甘愿背負著沉重的包袱，鼓起勇氣準備繼續上路再次拼搏時，卻發現竟已寸步難行，可能由于公司某位員工、合作伙伴或是供應商的一紙上告，判決生效后被列入“限高令”，甚或被申請強制執行無果而升級到“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從此與飛機、高鐵無緣。作為債權人來說，通過法律手段來追訴自己的合法權益確也無可厚非，但此時的他們正是處境最為艱難的時期，由于無力償還，只能承受此制度下帶來的種種約束。把不準旅游度假、不準入住高星級酒店、不準進行高檔娛樂奢侈消費、不準乘坐飛機商務艙以及高鐵一等座以上艙位列入禁令是理所應當，把飛機經濟艙和高鐵二等座也列入高消費就匪夷所思了，我國高鐵總長已超2.2萬公里，這是一項惠及全國人民的基礎建設工程，乘坐過高鐵的應有幾億之眾，如果坐個高鐵二等座就屬于高消費的話，那么我國的富裕人群數量著實龐大。而飛機經濟艙，經常出行的人都知道，遇到淡季打折的時候甚至比高鐵票還便宜。作為想要東山再起的企業家和重新翻身的創業者，商務出行是他們最基本的需求，不能出去洽談業務，不能外出尋找資源，他們何以自救？身背老賴之名又有何人敢與他們合作？

而把遭遇困境的企業家和創業失敗者稱呼為老賴則更是一種悲哀，他們本應是這個社會最值得尊敬的群體之一，他們為國家創造了稅收，為大眾提供了就業機會，為國家的經濟繁榮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然而，或由于市場環境的趨冷，或由于決策管理出了問題，無論何種原因，企業陷入困境乃至破產，昨天的某某總便已成為今日的老賴。這對他們公平嗎？對于有錢不還或者隱匿和轉移財產的真老賴，如何打擊都不為過，但對于一時落難的企業家和創業者，在查清他們是真的無力償還債務，但并不逃避責任，愿意繼續通過拼搏努力來清償債務的，真心希望能夠把他們頭上的老賴之名摘去，在合理的范圍內給予他們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019年的時局之難相信每個人都有所體會，馬云在12月21日的演講時說他一天內接到5個朋友的借錢電話，大家可以自行腦補，能夠有馬云電話號碼并且能夠直接給他打電話開口借錢的朋友會是什么級別的人物，也就可想而知今年的形勢嚴峻到何等地步。在凜冽的寒冬之下，為什么我們的相關管理部門，我們的社會公眾以及我們的媒體不能夠給這樣一個特殊且重要的群體多一些寬容，多一分溫暖？

若創業失敗就可能意味著傾家蕩產乃至聲敗名裂，誰還敢創業？

若創業者們都被這些不合理的制度和輿論環境嚇得止步不前，中國的民營經濟發展哪來的新生力量？

若都不創業，何來工可打？

這些問題，真正值得有關部門以及整個社會深思。

而恰恰是這些創業失敗者，他們大多在三四十歲，正值盛年，作為創業失敗過一次甚至多次的老兵，他們擁有豐富的創業經驗，他們體驗過失敗帶來的人生低谷而更加懂得謹慎和珍惜。他們都是未來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他們也必將在自我療傷修復之后重返戰場。

值此年末之際，衷心祝愿所有真正有擔當、有抱負卻正在遭遇坎坷挫折乃至歷經至暗時刻的企業家、創業者們時來運轉。

2019即將成為過去時。

2020，再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