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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媒體注：本文來自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作者為毛曉瓊，責編為王吉陸，鈦媒體經授權發布。

剛剛過去的2019年，張勁（化名）有些失落。

作為國內一家非公立醫療機構質子治療中心項目的負責人，他在這一年里深刻體悟到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這句話的意味。

質子放療，是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醫療技術之一，可以無創傷、低副作用、精準地殺傷癌細胞，被稱為“治癌利刃”。上海質子重離子醫院2019年5月發布過數據，35位臨床試驗患者2014年接受質子治療后，5年生存率97.1%。

高治愈率意味著龐大的需求，中國每年新增400萬左右癌癥患者，都在尋找高效的治療方法。

目前全球已經運營的質子治療中心不到100家，中國有4家，其中臺灣兩家，上海和山東各1家，在建和擬建的則超過70家。

建一個質子治療系統，通常需要3-4年，耗資十幾億到數十億人民幣。如果沒有配置許可，這些投出去的錢就相當于處于沉睡中。

今年主管部門計劃批6臺。2019年6月，張勁滿懷希望地提交了申請，然而10月，第一輪結果公布了5臺，全是公立醫院。

2013年國家發布的《關于加快發展社會辦醫的若干意見》中，曾提出“放寬大型醫用設備配置……嚴格控制公立醫療機構配置……非公立醫療機構設備配備不低于20%”。

2017年，有關部委負責人談及大型醫用設備規劃時，也曾公開提出“按照20%~25%左右為民營醫療機構預留空間”。

可是2019年這一次，非公“團滅”。難道，政策趨勢變了？還是說預留空間放到了2020年？

△2019年11月，進博會上展示的質子放療系統模型

質子放療，每年150億左右的市場需求

全球接受過質子治療的患者已超過12萬，其中就有馬來西亞羽毛球一哥李宗偉，2018年9月，他被診斷為鼻咽癌，在高雄長庚醫院進行了33次質子治療，順利康復。

當時媒體傳言李宗偉的治療費用需要1000萬人民幣左右，這是一個誤傳，很有可能最早傳言的人把一個療程的費用當成了一次治療，再乘以33次，所以就弄錯了。

根據上海質子重離子醫院的數據，一個療程收費27.8萬，算上其他費用需要31萬元左右。

中國每年有400萬左右癌癥新發病人，其中100萬人有放療需求，在這其中，如果5%的病人適合質子放療，就有5萬人，每人31萬，意味著150億左右的市場規模。要對應這個需求，國內至少需要規劃20家質子治療中心。

張勁所在的這家機構，是國內最早下重金引進質子放療的團隊之一，光是設備采購就不下10個億。

2018年10月，國家主管部門曾制定《2018-2020年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規劃》，明確把質子放療系統作為甲類醫療設備，提出要在3年內配置10臺，其中，2019年6臺，華北、華東、中南、東北、西南、西北6個區域各配置1臺（2019年10月先批了5臺，并在隨后的第二輪申報中給了西北地區1個名額）；2020年4臺，華北、華東、中南、西南再各1臺。

2019年6月，張勁作為機構代表向主管部門遞交了申請材料。他告訴八點健聞，當時，同一批遞交申請的醫療機構中，算上他們，只有4家已經看到了設備，具備最快上馬的條件。“當時我們的團隊里有一個美國專家，專門負責申報過程中的技術問題，他特別有信心地告訴我，說無論是比技術還是比進度，我們肯定能夠入選。”

可惜，結果讓他失望了。其它3家進展最快的機構也無一獲得配置許可。第一輪5個寶貴的名額全部落入區域性龍頭公立醫院的口袋。

2019年10月公布的這份甲類醫療設備配置許可名單，總共涉及91臺設備。除了5臺質子放療系統全部劃給了公立系統外，28臺PET/MR的名額也全部給到了公立醫院；58臺高端放射設備，社會辦醫只拿到了3臺。

91中3，是社會辦醫在這一輪高端醫療設備配額爭奪戰中的收獲。

政策收緊了？

中國對高端醫用設備向來有管控傳統。

早在1985年，原國家經委就下發了《關于控制重復引進、制止多頭對外的報告》，開始對大型醫用設備實施管理。

1995年，衛生部以第43號部長令的形式發布《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與應用管理暫行辦法》，提出實施“三證”管理，包括配置證。

2005年3月1日起，原衛生部、發改委、財政部聯合發布的《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與使用管理辦法》正式施行，目錄管理由此拉開序幕。

2018年，由于醫療技術水平的突飛猛進，主管部門對目錄內容進行了較大調整，一是將原本屬于甲類目錄的設備調入乙類目錄，比如PET-CT、手術機器人、伽馬刀等。二是將原本屬于乙類目錄的設備調出，不再實施配置許可，比如相對低端的CT、MR，各家醫療機構可以自行配置。

審批門檻在放低，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也有人察覺出了一絲異樣。

一位長期從事非公醫療領域研究的專家表示，前述的《2018-2020年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規劃》中，有一句很關鍵的話：不分所有制、投資主體、隸屬關系和經營性質的醫療機構，配置大型醫用設備均由衛生健康行政部門實行統一規劃、統一準入、統一監管。

“像浙江、上海這些經濟發達的地區，這幾年陸續在推動對社會辦醫采購乙類設備不做審批的試點，實行備案制管理，實質上就是放開了。但如果按照現在這個說法，各省的指標是明確的，社會辦醫還得和公立醫院一起競爭名額，反而是讓這些地方試點失去了意義。”

上述專家告訴八點健聞，2018年初，國家對社會辦醫的態度還是以鼓勵支持為主，各地相繼出臺鼓勵社會辦醫的文件，其中就包括了放寬社會辦醫購置高端醫用設備的口子。

天津、黑龍江、廣東都曾先后出臺方案，明確對社會辦醫配置高端醫用設備不做過多限制。2018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由上海浦東新區作為試點，取消社會辦醫機構乙類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許可證核發等審批。這也被解讀為，國家全方位放開社會辦醫設備采購的序幕。

但僅僅幾個月后，政策近乎反轉。這對于此前已經放開一部分口子的地方政府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因為之前的配置證發多了，就意味著今后可用的額度變少了。

八點健聞曾經拜訪過東部沿海省份的一家醫療設備生產企業，這家企業能夠生產1.5T核磁共振系統，屬于乙類醫療設備。企業老板說，在政策寬松時，自己手頭上最多有過50臺訂單，多數來自民營醫院。他還為此投資了6000多萬新建機房，提高生產能力。沒想到機房剛剛造好，政策就收緊了。以他所在的省份為例，一個季度只發了5張1.5T核磁共振系統的配置證。

“醫院等了一兩年才拿到一張證，你說他會買國產的嗎？門都沒有！”?

社會辦醫：給我們一個上場的機會

華東地區一家民營醫院的負責人向八點健聞表示，公立醫院購買高端醫療設備，動輒上千萬，都是財政掏的錢，而用得上這些設備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人。用高額的財政支出去換取少部分人的治療機會，這違背了財政用于公共支出的基本定位，當然應該從數量上嚴格控制。

“但對于民營醫院來說，它恰恰是用自己的錢，補上了公立醫院的缺口，而且自負盈虧。按理來說，應該歡迎都來不及，為什么還要加以限制呢。”

除此以外，在相關部門的文件表述中，民營醫院的醫務人員是否具備操作設備的能力，昂貴的費用是否會帶來過度醫療，是監管層顧慮最多的問題。

在2017年的一份對人大代表建議的回復件中，有主管部門指出，國內存在盲目追求配置質子/重離子治療系統的情況，但相關專業技術人員嚴重不足，特別是最關鍵的放射物理技術人員數量、質量與保障使用安全的要求差距較大。

對此，前述民營醫院負責人認為，這些顧慮應屬多余。首先，任何一臺上千萬的高端醫療設備，設備廠商都會對操作人員進行培訓，達到臨床要求后才能上崗，確保基本安全。其次，不少非公立醫療機構都通過和當地三甲醫院合作的方式，引入人才，能夠符合國家相關的準入標準。

一位長期研究國內醫療體制改革的學者認為，“對于社會辦醫來說，只需要管住兩件事。一是設備本身的安全有效，二是操作人員和診斷醫生有相應資質。事實上，即便是質子放療這一類世界公認最先進的技術，都是在國外已經成熟使用多年的，對于肯花錢的民間資本來說，這兩點都不是問題。”

而對于過度醫療的問題，前述醫院負責人表示，應該通過“事中事后監管”的方式來加以規范，而不是通過“事前審批”。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PET-CT剛出來的時候，確實出現過過度醫療的問題，但現在我們已經有足夠多的辦法來規范它。比如說，監管部門直接和醫院的系統聯網，醫院的所有診療數據都能在后臺看到，一家醫院給100個病人做PET-CT，如果只有3個人是陽性的，我就懷疑你過度醫療，對你采取重點監控。”

“我們一些非公醫療的朋友經常在一塊聊天，大家其實都很歡迎主管部門能夠加強事中事后監管，促進優勝劣汰，規范行業發展，扭轉過去非公醫療給社會留下的不好印象。但前提是，至少要給我們一個上場的機會”。

改變“公強民弱”局面的撬板

適度放寬民營醫院高端醫療設備審批許可的呼聲一直都有。

2019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武漢亞洲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謝俊明在提案中指出，缺乏醫用設備已經成為非公立醫療機構長遠發展的障礙，希望相關部門“在設備使用人員資質和技術服務能力符合要求的情況下，即發放配置證。同時加強對非公醫療機構的日常監督檢查。”

一位接近決策層的人士告訴八點健聞，事實上，多數高層領導都傾向于廢除對社會辦醫采購乙類醫療設備的行政許可，相關部門也草擬過詳細的文件，并在國家層面的相關會議上獲得多票通過，但最終卻因為種種原因夭折。

剛才那位學者表示，放開社會辦醫購置高端醫療設備的行政許可，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當下，醫改進入到深水區，最核心的問題依然是公立醫療體系過于龐大，三甲醫院人滿為患，患者難以得到人性化的優質服務，醫生負擔過重……

據官方統計，截止2019年10月，全國有醫院3.4萬個，其中公立醫院1.2萬個，民營醫院2.2萬個；而2019年1-10月，全國醫院總診療人次為30.9億人次，其中公立醫院26.2億人次，民營醫院4.7億人次；出院人數共16757.2萬人，公立醫院13879.2萬人，民營醫院2878.1萬人。

也就是說，機構數量占比接近65%的民營醫院，只提供了不到20%的醫療服務。想要改變這種“公強民弱”的局面，突破高端醫用設備的配置管理，或許是最有力的一塊撬板。

“我們希望以后能形成有序競爭，三甲醫院繼續提升醫教研管各個環節的水準，看住基本面。特別高端的醫療服務可以放給社會辦醫，兩者錯位發展。只有這樣，國內的醫療生態才能平衡，醫改才有推進的空間。”上述學者說道。

“否則，高端設備這個點不放開，人才不會來，病人不會來，鼓勵社會辦醫就永遠是一句空話。”

2020年，質子放療的配置許可還將繼續審批，張勁和他的同行們還有希望。

回首2019年的結果，“我們現在可以理解的點是，公立醫院需要先拿到配置證，才能申請財政資金，所以在程序上讓他們先走一步。”張勁告訴八點健聞。

盡管如此，他心里還是沒底，5個名額，70多家機構，競爭非常激烈。“關鍵是我們不知道，政策是不是已經偏向了公立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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