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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桐廬幫”沉浮：一場浙江民營企業的歷險

鈦媒體 App 2019-12-13 18:03 搶發第一評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MissXY

2019年，是物流行業高速洗牌的一年。

一系列變化已經發生。唯品會自營物流品駿快遞在11周年店慶前宣布關張，順豐接手，“降價”殺入電商，華南格局既定。而在電商之都杭州，早在今年3月，阿里系斥資46.6億入股申通，成為第二大股東。如果算上此前的系列操作，至此，阿里已完成對圓通、中通、申通、百世等四家快遞公司的戰略投資。

在中國快遞行業，“通達系”的創始人，全部來自于杭州以西一百公里的桐廬深山的同一個鄉鎮。在90年代初期，他們紛紛洗腳上田，下海經商。過去二十多年里，急速擴容的經濟規模和不斷升級的消費能力，如同恣意泛濫的大水，他們在其中獲得了加速度，賺取財富，也改變個人命運。在這一過程中，“通達系”旗下超百萬的快遞員，就像奔波的工蟻，撐起了電商高速發展的賽道。

他們生于草莽，果敢、堅韌，不憚于冒險，因大時代浪潮而乘勢崛起，也因時代的劇烈變化，而備受自身局限的掣肘。

某種意義上，桐廬幫的沉浮，也是一場浙江民營企業的歷險。

01黎明之前?

在江浙一眾城市中，古代的桐廬一直是個逃荒、避世的好去處。浙江“七分山兩分水一分田”地貌特征在這里展露無疑。2500年前，伍子胥被楚平王的手下追殺，一路行至桐廬的深山里。他發現這里易守難攻，高興得且歌且舞——此地因此得名歌舞村。歌舞村及周邊的幾個村子，就是“通達系”創始人們的故鄉。

北宋年間，范仲淹游賞至當地，大筆一揮“瀟灑桐廬”。不過，這只是“祖上闊過”的往事了。上山下鄉時，有知青因為歌舞村的名字，爭相申請來這里插隊。結果到了以后發現，這里不過是個貧窮閉塞的山溝，哪里來的“歌舞”。

教育在這里是奢侈的。因為如此，申通、圓通、韻達、中通的創始人們，僅有兩人學歷是中專，其他人不過初中畢業、小學畢業。

第一個吃螃蟹的桐廬人是聶騰飛。1993，21歲的聶騰飛在杭州一家印染廠當工人，無意間發現了一個商機。當時，浙江外貿工廠漸成規模，但出口報關必須去上海。然而，報關單走郵政寄到上海需要三天，收費100。他算了一筆賬，往返杭州上海的車票是30元，如果人肉跑腿也有70元的利潤，而且次日就能送達。

隨后，聶騰飛東拼西湊借了3萬元，印染廠的工友詹際盛出資5000元，在杭州湖墅南路沈塘橋附近租了巴掌大一間小屋，創辦了申通快遞的前身盛彤，主營業務就是往返于杭州上海送報關單。房間里除了桌椅，還有一張沙發，聶騰飛平時就住在這里。

上世紀90年代，中國正值二次改革的高潮時期，對于企業而言，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訂單像雪片一樣飛來，申通的業務逐漸從送報關單逐漸延伸到送其他包裹。

一切看似意外，但也有跡可循。1993年，在同樣經濟外向度高、市場經濟活躍的華南，22歲的順德青年王衛發現，把印染廠的樣品送給香港客戶最快的辦法是托人帶過去。年輕氣盛的王衛立即找父親借了10萬，在順德注冊了順豐速運，同時在香港砵蘭街租了幾十平米的店面。幾個月后，宅急送也在北京成立。

差不多同一時間，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三個區域，最早的民營快遞公司相繼誕生。不過，相較于北京和廣東，只有在民營經濟最活躍的浙江，快遞行業在激烈的競合之間形成了獨特的集群，也為日后包郵區的崛起鋪就了基石。

申通是桐廬幫的黃埔軍校。申通創立第二年，合伙人詹際盛出走，和弟弟一起創立天天快遞。只是故事峰回路轉，幾年之后，聶騰飛的妻子陳小英和她二婚的丈夫一起，收購了天天快遞，隨后又將它賣給蘇寧。

不幸的是，1997年，聶騰飛在從杭州去往寧波的路上發生車禍去世。這位年僅25歲民營快遞的開拓者，沒有等到新的篇章。

聶騰飛身后，桐廬快遞江湖風起云涌。

首先，妻子陳小英和她的哥哥陳德軍執掌盛彤，次年在上海更改了注冊信息，正式成立申通快遞。

其次，1999年，聶騰飛的弟弟聶騰云從申通出走，到上海創立了韻達速遞，諧音“運達”。2000年，在陳德軍的同學張小娟的勸說下，做工程虧了錢的丈夫喻渭蛟揣著5萬元到了上海，在居民區的一個倉庫里成立了圓通，“因為地球是圓的”。在此之前，張小娟在申通擔任財務。

2002年，歌舞鄉村民，陳德軍小學同學賴松梅，從木材生意里轉行，擠進上海，成立中通。公司名字取得樸素，只是為了壓申通一籌，“‘申’是上海，‘中’是中國”。一年之后，同樣是桐廬人的退伍軍人徐建榮接手了“匯通”。我們通常所說的“四通一達”算是湊齊了。

擺在這群浙江年輕人面前的，是一條雪足夠厚，坡道足夠長的賽道，這是他們的幸運。

02?草莽江湖

如果把故事置于時代中考量，則更有深意。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中國真正進入“發展才是硬道理”、用金錢重估一切價值的世俗狂歡時代，下海經商成為人們的主流生存選擇。有意無意之間，他們趕上了這波大潮。

申通成立后的第二年，杭州的英語老師馬云也辭職下海，創立海博翻譯社。不過，那時候的馬云，離機場大師還有很遠的距離，阿里巴巴要等5年后才會成立，日后改變中國快遞格局的淘寶直到9年后才能誕生。“桐廬幫”有充足的時間去打怪升級。

在中國的改革史上，民營企業的很多創新，都是從“違法”開始。這條金科玉律在快遞行業也未能幸免。

按照1985年制定的郵政法，名義上郵政業務歸國家專營。這使得很長的時間里，“四通一達”們都在與郵政玩“貓抓老鼠”，快件被扣、被罰款是家常便飯。

為了逃避追捕，快遞公司都安排晚上送貨。于是押車員都是白天睡覺晚上工作，因為老是晝伏夜出，屋子里又堆滿了包裹，有房東大媽還曾以為他們的是小偷。一位申通義烏分公司的高管，曾因為快遞件被扣與郵政起了沖突，被關押了半年。

即便在夾縫中求生，搭上中國經濟快車道的“桐廬幫”依然迅速崛起。除了通達系之外，長三角一度出現超千家快遞公司，而幾乎每家公司都能看到桐廬人的影子。數據顯示，人口數量僅40萬的桐廬縣，有超過一半的人在外地做快遞，快遞是名副其實的支柱產業。很多年后，馬云說：“所有快遞人員把爸爸媽媽、二姨等都拉出來做快遞，是了不起的企業家創業精神。”

不過，這種“創業精神”的弊端在創業之初就暴露出來。因為出身草莽，且多為家族企業，江湖氣息濃郁，所以，“通達系”之間反目成仇、街頭喋血這種古惑仔劇本，在最初的幾年里經常上演。

早期，四通一達幾乎全部依靠加盟制完成擴張，在他們的理解里，這與農村的包產到戶如出一轍。加上管理方式粗獷，利益糾葛不清，加盟商“叛變”經常發生。

2003年4月，韻達安徽籍的高管反水，將韻達的全部加盟商都帶走，連保潔員和看門大爺都不留。聶騰云得知消息后，立馬將其解聘。但是，上海的安徽幫接著起事，把韻達總部的大門堵了個水泄不通，不僅把加盟商的件都運走了，還揚言要到總部去搶件——大戰一觸即發。

一天晚上，上百手持器械的人突然沖進了韻達總部。韻達也早早準備了300根鋼管。員工們操起鋼管，雙方在院子里對峙。幸好警察趕到，及時制止了沖突，否則“四通一達”就少“一達”，而上海的監獄里多出一個桐廬“陳近南”。

據說以小紅馬快遞公司為代表的“北京幫”一度打算去長三角開拓市場，老板去上海轉一圈回來后，被嚇死了，主動放棄了，“桐廬幫”太可怕了，他實在沒法壓價，也無法承受時不時的械斗。

這種競爭方式，既加速了“桐廬幫”的洗牌，也穩固了他們在長三角的地位。在郵政法制定16年之后，2009年，國家修訂了法律，民營快遞正式轉正。“通達系”繼續壯大，而許多他們老鄉的小公司，則逐漸消亡、沉寂，龍頭開始浮現。

但是，民營快遞離真正做大、做強還有距離。一如經濟學家鐘朋榮提出，浙江民營經濟的模式就是“小狗經濟”，“讓小狗變成小老虎”才能抵御更多的風險和威脅。

03?愛恨淘寶

“2005年以前，民營快遞沒有什么故事。”一位“通達系”的高管曾如是說。

2005年春節，圓通的張小娟和喻渭蛟回老家過年。張小娟在剛剛成立兩年的淘寶上買了一件貂皮大衣，結果年三十還沒有送到。喻渭蛟聽著她的抱怨，問了一句：“什么是淘寶？”

這一問，開啟了“桐廬幫”的新故事。在粗淺地了解了淘寶之后，元宵節還沒有過完，喻渭蛟就急匆匆從桐廬趕到杭州，上門拜訪馬云。

據《快遞中國》，2006年5月，圓通成為淘寶配送服務商，日業務量陡升2000單。很快，中通、申通、韻達也分別與淘寶簽訂合作協議。這場合作也為日后埋下了隱患——精明的阿里將每單的快遞價格砍到了8元。這比當時市場價的對折還要低，這意味著快遞行業的利潤，已經被壓得非常微薄。

但不管怎么說，此后，淘寶、天貓極速攀升的訂單量就像漫灌的大水，“通達系”從中獲得了發展加速度。

雙十一舉行的第一年，淘寶網已成為中國最大的電商網站，對外宣布年交易額999.6億元。最早與淘寶合作的圓通，每日僅淘寶業務量便已躥升至28萬件。在他們重倉布局的長三角，包郵區的說法開始流行。

高速發展同時掩蓋了問題。

2007年，中國民營快遞企業的老板有過一次游學，目的地是美國小城孟菲斯，聯邦快遞創始人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的故鄉，也是該公司的物流中心。他們被眼前所見的場景深深震撼：聯邦快遞的500多架貨運飛機在機場不停地起落，自動化分揀的機器日夜運轉。在中國民營快遞企業里，這一切在當時都是人工來做，有一條輸送帶已經很了不起了。

早在1971年，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創立聯邦快遞時，就斥資9600萬美元，購置了14架飛機。那時，今天許多民營快遞創始人還沒出生。40年后，聯邦快遞拼資本、拼技術的玩法，依然是“桐廬幫”不可想象的。

但是，震驚歸震驚，回到上海灘，他們又跌回現實：拼人力、打價格戰、搶占份額。技術含量低、同質化的惡性競爭，是中國民營企業無法打破的怪圈。

2010年，匯通經營不善，賣身周韶寧創立的百世快遞，更名百世匯通。在上市前夕，百世匯通再次更名，去掉了“匯通”二字。“四通一達”成為往事。

如果人不變、環境不變，這種循環幾乎不可能停止。

這些當然被馬云看在眼里。不過，對于阿里而言，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物流已經逐漸成為電商發展的掣肘。那幾年，阿里高管開會，發現投訴最多、問題最多的就是物流。

2011年初，在北京的一次物流會議上，馬云號召“讓中國物流進入新時代”。口號喊出去了，可是怎么做？馬云還不知道。

盡管沒想明白，馬云對物流行業的投資早已經開始了。不過，最早入他法眼的，并非“通達系”，而是百世快遞。2007年，阿里聯合富士康小試牛刀，投了1500萬。百世的創始人周韶寧與“桐廬幫”截然不同。他擁有復旦、普林斯頓的背景，創業之前曾先后供職于貝爾實驗、AT&T以及谷歌等企業。此后10年之間，阿里曾5次增資百世快遞。

2010年初，馬云再次解囊，7000萬投資星晨急便，其創始人來自于宅急送。不過，僅兩年之后，這家公司就因為資金鏈斷裂而破產倒閉。

倒逼馬云不得不想明白的是雙十一。2012年雙十一，天貓和淘寶總銷售額達到191億元。在當時，這是個不可想象的天文數字。雙十一之后，快遞行業全面爆倉，堆積如山的包裹，擠爆了各家的物流中心，配送時間大幅滯后，平臺消費者投訴如潮。

馬云意識到，僅靠投資快遞公司是無法根本解決問題的——菜鳥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催生出來。

04?菜鳥后飛

2013年5月28日，春末夏初，阿里巴巴攢了個局，把斗得你死我活的幾家快遞公司拉在一起，同時喊上了復興和銀泰等資方，成立了菜鳥網絡。馬云浙商總會第一任會長，銀泰的沈國軍是執行會長，復興的郭廣昌是副會長，三人私交甚篤。除了這三大股東，圓通、中通、申通、韻達等快遞公司各出資5000萬，各占股1%。

馬云為菜鳥定下了一個小目標，實現全國24小時送達。兩年后，他又修正了這個目標，還要實現全球范圍內任何一個地區72小時送達。與此同時，馬云還聲稱阿里不會自己做物流，不會把別人的飯碗砸了，菜鳥要做的是用技術和數據驅動社會化物流資源。

盡管如此，桐廬幫并沒有放松警惕。這種焦慮的正面作用比較明顯，通達系在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之后，紛紛開始嘗試轉型。可堪玩味的是，他們的道路選擇幾乎如出一轍。

首先，三通一達幾乎同時搬到了上海青浦區，建設全新的總部大樓。然后同時開始不惜成本、高薪外聘人才，進行管理層換血。在此之前，通達系的高管主要是他們桐廬的親戚朋友。例如，2013年6月，相峰空降圓通，擔任副總裁，在此之前，他曾供職于通用汽車和UPS。

而在2015年末、2016年初，各大快遞公司紛紛開啟了百米賽跑的模式，爭相融資、上市。圓通、申通、中通、百世快遞、順豐、韻達，一個都沒少。

除了涉足資本市場之外，這些創始人開始圓自己的“夢”，豪擲資金買飛機。2015年雙十一前夕，圓通的“淘寶號”從蕭山機場飛出。喻渭蛟下了血本，一口氣買了15架波音。2016年10月，申通跑去香港，舉辦了跨洲際的首航儀式。陳德軍夸下海口，合適的話，考慮買一家航空公司。

此處值得一提的是，盤踞華南的順豐，在錯失電商紅利的同時，也沒有卷入價格戰，利潤為各家之最。早在2009年，順豐就開始使用飛機送件。2017年，王衛還在湖北鄂州不聲不響投資了一個機場。

經過了幾年的摸索，菜鳥逐漸穿越迷航。“技術”、“數據”、“智能”，也越來越多地被這些桐廬農村走出來的創始人提及。而對于阿里會不會自己做快遞的擔憂，演變成新的焦慮——物流產業鏈上高附加值的部分，都被阿里占了，而“通達系”將成為阿里廉價的“跑腿”？

2017年6月1日，順豐與菜鳥網絡切斷接口，將快遞江湖積壓已久的怨氣擺到了臺面上。通達系對此緘口不言。最后，此事以郵政出面斡旋而告終。

一個插曲是，就在順豐與菜鳥齟齬爆發的前幾天，2017全球智慧物流峰會上，馬云聲稱他沒發現民營快遞公司上市和不上市有什么區別，“我可以明確地告訴大家，我還沒看到你們準備好的東西，但我看到一批新的物流公司將會長出來”。“通達系”的創始人們排排坐在臺下。

馬云給他們指了條“明路”：錢要花在正確的地方，趕緊共享數據，關注技術、人才和創新，做技術公司，“如果今天還靠爸爸媽媽二姨是沒有前途的”。次日，很多媒體以《馬云“訓話”民營快遞企業老板》為標題報道了這件事。

隨后兩年，阿里加快了物流的投資步伐，將通達系逐一收入囊中。在圓通、申通、中通、百世快遞的股權結構中，阿里系均處在第一、第二的位置，話語權可謂舉足輕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家人好說話。”在阿里斥資46.6億入股申通之后，申通一位高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是說。

人事變動也同步進行。今年10月中旬，圓通完成董事會及高管的換屆。阿里系3位大員出現在董事會名單中，原阿里系云鋒基金董事總經理潘水苗繼續出任總裁，來自菜鳥的萬霖、云峰基金黃鑫出任董事。在此之前，申通創始人陳德軍由于個人原因辭去總經理一職，但仍擔任公司董事長。

新的競爭格局拉開了序幕。6年過去了，菜鳥成立之初“24小時送全國，72小時送全球”的小目標尚未完成，馬云在公開場合又迭代了一版菜鳥的KPI：把中國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降到5%。目前，這個數字在中國是15%，但在歐洲、美國是7%～8%。

“不管你們同不同意，這里至少一半的人，十年以后都不會在這里了，這就是殘酷的未來。”兩年前“訓話”時，馬云如是說。根據美國的經驗，中國最后留下來的大型快遞企業不會超過5家。在《南方周末》早年一篇對桐廬幫的報道末尾，韻達一位桐廬籍的高管掰著手指數了順豐、京東、郵政、菜鳥之后，不無感傷：“留給‘三通一達’的時間和機會不多了。”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