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云網（微信號：）】11月18日報道（編譯：Kim）

2018年10月3日，日本電信集團軟銀首席執行官孫正義在印度大諾伊達發表有關太陽能的演講，他說：“陽光是眾神的禮物。只要你有土地和陽光，我就能給你供電。”軟銀的愿景是成為技術和AI投資的先鋒，全球資本市場都十分關注它。當時，孫正義承諾在印度太陽能基礎設施上投資高達1000億美元。

同時，在九個半時區以外，快速增長的全球辦公室租賃業務公司WeWork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亞當·諾伊曼在紐約正慶祝近期來的公司成就。

這兩人早在兩年前，就已成為合作伙伴。當時他們關系良好，正在雄心勃勃地計劃完成一筆200億美元的交易，目的是買斷WeWork的其他投資者，并為新的擴張計劃提供資金。這個計劃也意味著WeWork在長時間內不能公開募股，要避免外界對其審查。計劃一旦成功，雙方都能大大受益。這筆交易既可以成為孫正義投資領域的杰作，同時也可以讓諾伊曼躋身美國杰出企業家圈子，與馬克·扎克伯格和特拉維斯·卡蘭尼克等人相提并論。

同時，在這個事件中，還有第三個人，就是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他是軟銀的最大投資者。兩年前，他投入了將近一半的資本，即450億美元，以支持創建孫正義旗下1000億美元的愿景基金，在當時也為WeWork、Uber、DoorDash和字節跳動等世界上最大的初創公司提供了燃料。十月，薩勒曼公開表示他打算再提供450億美元。并且，他還在沙特阿拉伯召開的沙漠達沃斯金融會議上，邀請了孫正義和諾伊曼。

接著，10月3日，《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賈馬爾·卡舒吉在伊斯坦布爾的沙特領事館內的神秘謀殺案件讓薩勒曼受到牽連，軟銀受到質疑，導致該公司股價暴跌20%，市值縮水約200億美元。

正是在這段時間里，由于重重壓力，孫正義開始重新考慮對諾伊曼的報價。他和諾依曼都在爭奪WeWork的最終控制權。傳聞在圣誕節前夕，孫正義打電話給諾伊曼，告知他之前的交易計劃停止。諾伊曼感到震驚和沮喪，但公司的運轉仍舊需要現金流，于是他做出了另一項重大決定：2018年12月28日，他提交了文件，決定進行WeWork的IPO。

當時沒有人知道，此舉讓WeWork覆滅的死亡時鐘開始敲響。

2019年8月14日，已更名為We Company的WeWork發布了IPO招股說明書。由于該公司讓人懷疑的管理決策歷史以及財務狀況不佳的公開文檔，五周后，負面消息越來越多，諾依曼推遲了公開募股計劃。一周后，他辭去了首席執行官的職務。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從準備慶祝650億美元的IPO，淪落至被一家瀕臨破產的公司趕下臺。

崩塌如多米諾骨牌，十分殘酷。由于現金用完，它爭先恐后地尋求新的融資，成千上萬員工被裁員。對這些員工來說，諾伊曼就是一個背信棄義的壞人。最終，他在2019年10月下旬與孫正義談判達成最終交易的一部分——退出董事會并放棄對公司的控制權。目前看來，孫正義損失最大，他必須扭轉WeWork的局面。潛在的合作伙伴和投資者對他的判斷提出了質疑：孫正義對諾伊曼的判斷怎么如此不準？

這次的坍塌并不僅僅是一個億萬富翁的錯誤決策，它暴露了一個嚴重缺陷的系統內部，這個系統影響著全球數十億人。風險投資曾經在全球金融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今已成為公司和技術重塑人類生存幾乎各個方面的主要力量，它影響著我們的工作、移動和生活方式。它導致投資者推動創始人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自己的公司，統治市場，扼殺競爭對手。在金錢迷戀和估值飛漲的推動下，企業家愿意遵守這種規矩。亞馬遜、蘋果、Facebook和谷歌設定了不惜一切代價贏得市場份額的標準和步調，甚至以犧牲人權、民主、隱私和公平為代價。

文中被采訪者大多不愿透露姓名。在諾伊曼公開宣布他的IPO計劃之前，我還兩次采訪過他。通過采訪，他們向我展示了一個有魅力但有性格缺陷的人物形象，他勢力強大的恩人以及他們之間奇怪而復雜的關系是如何陷入一團糟的。

初次相識

諾伊曼于去年冬天一個早晨講述了孫正義和他的第一次見面，那是2016年1月，在一個名為Startup India的活動上，當時WeWork的估值為120億美元，但營業地點不到75個，在印度都沒有營業點。諾伊曼說：“他第一眼看到我，我正在臺上發言。”諾伊曼穿著傳統的印度服裝，露出燦爛的笑容。

孫正義當時是來找投資機會的。一個月前，他宣布了計劃向印度的一家初創公司投資100億美元，并且他已經在支持一位年輕的企業家：Ritesh Agarwal。但是諾伊曼還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諾伊曼身高1.95米，有著一頭烏黑的長發和線條分明的輪廓，吸引到了孫正義的注意。“對于這樣一個精神國度，”諾伊曼開始看著在新德里Vigyan Bhavan會議中心里聚集的企業和政府領導人們說道。“我聽過很多關于估值和籌集資金演講，感到很驚訝和幻滅。建立一個大公司不是目標，要追求的是找到真正喜歡的東西，背后有信仰支撐，確保它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那天晚上，諾伊曼和孫正義共進了晚餐。

當時的諾伊曼不知道，面前這個58歲的日本大亨即將開始募集新的基金。孫正義打算用1000億美元的“愿景基金”建立一個龐大的全球性數字時代初創企業集團。這將幫助他塑造并主導由人工智能驅動的下一次技術革命，他相信這將重塑全球市場和行業。他把他的投資策略稱為“gun-senryaku”，日語的意思是排成隊形飛行的群鳥。為了實現這一夢想，他需要一支由像諾伊曼這樣野心勃勃的企業家組成的大軍，他們愿意承擔大風險追求高收益。

在準備投資諾伊曼時，孫正義起初是很靦腆的。他參加了2016年3月的WeWork融資，該融資是由中國風險投資公司弘毅投資領投。幾個月來，他都并沒有表現出太大興趣。那年12月，孫正義在訪問紐約期間要求參觀WeWork的曼哈頓總部。當時也沒有表現出想要投資的意愿，只是說好奇想看看。

WeWork員工回想起諾依曼那天很緊張。孫正義遲到了將近兩個小時，他到達時告訴諾伊曼，他只有12分鐘的時間聽他介紹。諾伊曼可謂是用盡了全力，在孫正義要離開的時候，邀請諾伊曼上車，繼續談話。

在車上，孫正義拿出一臺iPad，寫出了對該公司進行44億美元投資的條件。他在底部繪制了兩條水平線，在一條上劃了他的名字，然后將iPad交給當時37歲的諾伊曼，兩人達成協議，諾伊曼用手機拍下了協議照片。

諾伊曼說：“當孫正義第一次選擇投資我時，他只用了28分鐘。”他回想起孫正義當時和他說：“上一次給我這種感覺的人是馬云。”2000年2月，孫正義用了2000萬美元投資阿里巴巴，后來阿里巴巴的價值超過2000億美元。這句奉承中也摻入了一種暗示：諾伊曼有望像馬云一樣。

亦父亦友

諾伊曼一直進取心很強，要求很高。在孫正義宣布對WeWork進行投資后，他更加如此。與諾伊曼密切合作的員工表示，孫正義一直督促他更快速地發展，這讓他更加急于求成。一位高管回憶有一次因為沒有達到孫正義快速發展的要求，諾伊曼在散會后十分沮喪。

于是，他加快了步伐，撕毀原來的計劃，要求新增30個新地點，并堅持要求將團隊擴大到60名員工。這名員工當時就和他說：“這會給公司帶來壓力。”開設了更多的WeWork站點后，一系列工作也隨之而來：談判租賃、設計空間、獲得許可證、建造工程、尋找租戶以及為特定社區量身定制營銷。公司狂熱地成長，導致有些問題被忽略了過去。

高管們說，當試圖說服他謹慎一點時，他會很生氣，稱他們為“次級員工”，甚至有人被剝奪職務、被禁止參加會議、被無視等等。

當然，很少能有人像諾伊曼那樣擁有這樣一個絕佳的機會，孫正義不僅僅擁有絕對的財富，還可以成為一個盟友、知己、夢想家和支持者。WeWork的前首席財務官Artie Minson說：“諾依曼和孫正義之間的關系很特殊。”諾伊曼的父母在他七歲時就離婚了，他由母親撫養長大，他不想讓自己視為人生導師的孫正義失望，而孫正義對他的期望也很高。

諾伊曼長期以來一直保留著最初的一些草稿紙，上面有他和聯合創始人Miguel McKelvey勾勒出的關于公司如何發展的早期藍圖，包括住宅房地產（WeLive）、銀行業（WeBank）以及之后的WeNeighborhoods和WeCities。同時，孫正義幫助諾伊曼和他的團隊將自己設想為下一個亞馬遜，通過將WeWork定位為類似于數萬億美元的巨頭，他倆共同創造了一種敘事，在理論上證明WeWork的估值可以飛漲。

諾伊曼在一月份的采訪中說：“孫正義是一個絕地武士，而作為一個絕地武士，他擁有很多超級能力。”

在孫正義的鼓勵下，諾伊曼瘋狂收購，在六個月內收購了五家公司，并將公司定位為技術平臺，因為這將有助于提高公司估值。諾伊曼從蘋果聘請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產品經理，他開始討論WeWork如何在地板上安裝傳感器等等。WeWork的業務與構想早已超越了工作間，開始涉足教育、健身、社交聚會、運動和休閑等各種領域。

矛盾重重

同時，孫正義似乎承受著更大的壓力。到2018年秋季，愿景基金已向全球幾十家創企投資了數百億美元。其速度和規模，令硅谷和其他風險社區感到畏懼，但這也意味著超額回報的期望。

為了保持計劃的執行，孫正義需要更多的錢。

在卡舒吉謀殺案后，2018年10月，孫正義前往沙特阿拉伯與薩勒曼私下會面。孫正義從未對外公開過這次談話的性質，他在離開沙特阿拉伯時，沒有得到增加資金的堅定承諾，同時沙特政府也從未正式撤回其450億美元的初始報價。

諾伊曼希望孫正義落實之前承諾的200億美元，并讓自己擁有對公司的最終控制權。兩人之間的矛盾更加激烈。

然后，又一突發事件發生了。2018年12月19日，軟銀的日本手機部門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尋求融資180億美元。但當時全球股市暴跌，達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移動分拆股在交易的第一天下跌了15%，是日本歷史上新股發行以來最差的表現。

在這次災難性的IPO之后，孫正義告訴諾伊曼，他們原本計劃為200億美元的交易現在變成了20億美元。從表面上看，諾伊曼做了很大的讓步。他當時對我說：“我們希望能用更少的資源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諾伊曼感到非常不安。業內人士說，他在辦公室的行為越來越不穩定，在夏威夷與大浪傳奇人物Laird Hamilton一起沖浪之后，他決定動用公司資金向Laird Superfood投資3200萬美元。他做出的決定讓周圍的人感到不解和沮喪。

公司被改名為?We Company”，2019年初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超過60億美元，消耗現金的速度比注入現金的速度快得多。自軟銀進行首次投資以來的15個月內，該公司的規模翻了一番，卻沒有增加任何新的支持者。諾伊曼一直不愿公開上市，他不想進行財務審查。但是，進入公共市場似乎是籌集新資金的唯一選擇。

危險終現

4月的一天，諾伊曼漂浮在印度洋中部的沖浪板上。那是他40歲生日的一周，他來馬爾代夫與家人和最親密的朋友一起享受這段時光。

諾伊曼經常談論沖浪在他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他聲稱曾沖過高達18英尺甚至更高的波浪。但CEO不能只專注于浪潮。回到紐約，Artie Minson，他的首席財務官和其他高管告訴他，必須決定是否上市。Artie Minson正準備與銀行家見面，并要求諾伊曼簽字。于是，諾伊曼決定申請上市。

在決定進行IPO后，諾伊曼表現得十分興奮。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他與妻子還出去度假了一段時間。這對夫婦決定，如果諾伊曼出事，麗貝卡將幫助挑選她丈夫的繼任者。一位高管這樣說：很多高管在IPO招股說明書發布前幾天才知道——“原來諾伊曼唯一的老板是他的妻子麗貝卡。”

諾伊曼在7月份的IPO路演中進行了彩排，邀請了一批華爾街分析師，他在人群面前講述自己的故事，麗貝卡坐在前排。不同于早期的亞馬遜，We Company很快就將超越其最初的桌面租賃業務。

諾伊曼當時判斷路演將取得成功，而員工們已經在私下里竊竊私語，認為公司開始搖搖欲墜。7月中旬，《華爾街日報》一則名為《WeWork聯合創始人套現至少7億美元》的報道爆出。在華爾街，這是一個重大的危險信號。這表明業界對公司的前景缺乏信心，還提出了有關董事會監督的問題。諾伊曼的發言人當時通過電子郵件進行了回應。同時，一些投資者了解到，最早的風險投資支持者Benchmark沒有參加后來的融資，這意味著它并沒有意向增加投資。而諾伊曼當時對這些負面消息甚至還感到難以理解。

平凡之人

諾伊曼于2019年8月14日上午發布了招股說明書。他沒想分析師們發現公司的缺陷：巨額虧損（僅在2019年上半年就虧損了9億美元），諾伊曼對公司的超大控制權（他的股份擁有比其他任何人大20倍的投票權），麗貝卡在未來中的核心作用以及470億美元的租賃義務。

諾伊曼被群嘲，他在8月底飛往東京，與孫正義進行交談，討論了軟銀是否能提供更多資金作為IPO的一部分或代替IPO的選擇。諾伊曼仍然在期待孫正義能救他于水深火熱之中。他不知道很快自己就會失業。9月18日，《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有關諾伊曼行為的報道，其中包括關于他在國際私人飛機上吸食大麻的行為。

在持續數周的緊張局勢后，董事會要求諾伊曼辭職。9月24日，諾伊曼卸任首席執行官。一位內部人士說：“諾伊曼時代已經結束。”諾伊曼和麗貝卡的辦公室很快轉變為公共會議室。至于諾伊曼與孫正義的關系，麗貝卡于10月16日通過發言人發送的電子郵件表示：“他與孫正義及其團隊保持定期聯系。”

10月下旬，孫正義以9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WeWork（尚待監管部門批準），并剝奪諾伊曼的職權。諾依曼辭職后，孫正義迅速采取行動修復公司。他在東京的一家WeWork公司工作了四天，研究了公司業務的方方面面，分析了WeWork成員利用空間的頻率和時間。他們現在正修改公司的戰略和運營，以期在18個月內使現金流為正并實現盈利。孫正義在WeWork辦公的第二周，他飛往沙特阿拉伯拜訪了王儲。據消息人士稱，他們正在就下一步的愿景基金與沙特阿拉伯進行積極的談判。軟銀已承諾投入380億美元。

11月6日，軟銀報告凈虧損64億美元，這是14年來的首次虧損。愿景基金經營虧損近90億美元。孫正義在回應財務分析師關于WeWork的問題時說：“我太喜歡諾伊曼了，但我也獲得了慘痛的教訓。前行道路沒有變化，愿景也沒有變化，戰略也沒有變化。我們要做的就是繼續前進，繼續前進。”

孫正義仍然在尋找投資機會，目前自稱“全球增長最快的連鎖酒店”Oyo也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力。在過去的兩年中，Oyo進入了中國、日本、歐洲和美國。創始人Agarwal似乎讓孫正義看到了年輕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