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文娛商業觀察，作者 | 浮萍

“這次終于搶到票了！”

說這話的時候，雖然已經過去很多天，但是小月仍然有些激動。作為周杰倫的鐵粉，她已經連續10次搶票都沒中，這是第一次搶到一手門票，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以前是我太傻，只知道拼手速和人品，不知道搶票中還有很多技巧，如果掌握了搶票就相對容易一些。”小月對文娛商業觀察表示，她體驗過地表最強、大麥、貓眼和永樂4款軟件搶票，但是總體來說搶票難度排序為大麥>貓眼>永樂>地表最強。

“地表最強 位置最好也是最容易的搶票軟件，但是缺點是需要簽到、刷分之類的，特別麻煩。”小月對每一個搶票APP的特性都了如指掌。

在這一次搶票大戰開始前，小月就同時在4款APP中輸入收貨地址、自己的身份證、撕掉手機鋼化膜、修剪自己的長指甲、卸載不常用的軟件等，目的只有一個：最快的速度搶到演唱會門票，紀念自己的青春歲月。

事實上，小月只是演出市場中眾多搶票大軍的一個縮影。在“一票難求”的現象不斷涌現背后，這片市場究竟發生了什么？又該如何解決？

演出市場兩極分化，高票價與折票價并存

類似小月搶票周杰倫演唱會的難度，最近以來頻頻上演。

2019林俊杰《圣所2.0》巡回演唱會杭州站的預售上，相關數據顯示有150萬人次參與此次在線搶票，88秒內預售票全部搶空，最終還是有很多粉絲都無法現場感受“行走的CD”的魅力。此外今年9月10日，陳奕迅跨年演唱會《Fear And Dreams》門票開啟預售，公開發售的門票接近58000張，然而當天因為太多人搶票導致售票網站癱瘓。

一線明星的個人魅力引發搶票熱潮在意料之中，而熱門的IP類演出同樣一票難求，甚至部分極端熱門的演唱會出現票價奇高的現象。

比如上個月《陳情令》國風演唱會門票開售當天，有208.9萬人同時在線搶票，僅5秒鐘門票便售罄一空，部分門票甚至被炒至天價，“肖王cp”的市場號召力可見一斑。

當然，在熱鬧的搶票氛圍、被捧高的票價背后，也有眾多非熱門演出的售票情況并不理想。比如曾參加競演綜藝《相聲有新人》而成為網紅的李宏燁，真正到線下辦相聲演出時屢屢碰壁，門票7折銷售仍少有人問津，在西十區等二級票務平臺上積聚著大量類似的折扣票。

這種高票價與折扣價的并存構成了當下演出市場的兩極分化的趨勢。這并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反映出當下演出市場還存在一定的問題，一個良好的演出生態應該是一個金字塔型結構，少數熱門演出引關注之外，應該涌現更多中腰部內容。

核心是供給與需求錯位，演出市場生態需完善

事實上，演出市場之所以出現兩極分化現象，核心原因還是供求與需求的錯位。

本質上演出市場的供給可以看做是一款非標產品，即某一個明星的演出時間，場次以及現場觀眾人數都是有限的，這就意味著其無法做到量化供給。比如“演藝界勞模”張學友去年一年開了60場次演出，動員人數達一百五十多萬人。

這基本上已經是目前華語歌手年度演唱會數量的新紀錄，但是相對于張學友的粉絲量來說依然杯水車薪。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出道的張學友，粉絲群體從50年代一直跨度到如今的00后，具有跨年齡層、跨地域的穿透力，全球華語地區的粉絲大幾千萬甚至是上億，這就導致很多人仍然搶不到票。

頭部明星享受著市場的溢價很正常，但是中腰部內容并沒有得到市場有效的重視，比如前面提到的李宏燁，還有此前黃國倫的鳥巢演唱會門票觸礁等等。這些中腰部內容在明星咖位、傳播上都相對較弱，導致在演出市場取得的成績不甚理想。

其次拋開供給側，反過來看觀看需求本身也難以進行量化。在區域上，比如華南、華東地區觀眾更喜歡演唱會，華北觀眾更喜歡話劇歌劇，而東北觀眾則最愛曲苑雜壇。

另外即便在同一個區域內，不同的人群對細分的演出類型也有著不一樣的需求。如在歌劇、音樂會等劇場類演出中，女性用戶占比達64%，比男性多貢獻兩倍票房。

因此，票務市場供給與需求的難以量化導致二者之間極其容易發生錯位，從而引發“一票難求”的現象產生。換句話說，演出市場的兩極化本質上是由區域、人群、市場主體等多方面因素糅雜而成的結果，是票務市場長期以來的難題。

三四線下沉、場館改造、動態定價，或成演出市場生態緩解良藥

據業內人士表示，近年來，中國演出市場票房規模每年都以雙位數的速度增長。預計2019年將超過兩百億元。

在市場蓬勃發展的同時，前面提到的兩極分化隱患不容忽視，不然始終會成為市場前行路上的攔路石。

目前來看，增加供給和動態定價這兩把殺手锏無疑是對付隱患的一劑良藥。

首先，增加供給維度具體來說就是演出主體下沉到三四線城市，并增加巡演場次。

近年來張學友、王力宏、林俊杰等一線藝人紛紛演唱會下沉到三四線城市，同時像開心麻花、孟京輝、賴聲川等IP化的劇場演出也從一線城市往下傾斜。

這種下沉固然是因為三四線城市對于主辦方而言是一塊未開發的掘金地，但同時它也大大緩解了演出資源過于集中在一線城市，導致門票被秒搶的現象發生。

當然，下沉并不是單純的地域遷移，更重要的是如何高效、高質地實現供給目標。

這里就涉及到兩個關鍵點，一個是大數據輔助演唱會選址，即主辦方可以利用互聯網，通過底層數據篩選出最具有地域優勢的演出位置，使得該地區的演出需求最大化的集中爆發于一點，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這是增加供給的方法之一。

第二便是場館改造的提速。許多三四線城市其實并不具備開設演唱會條件，即沒有大型的場館用來舉辦幾萬人的演唱會。因此，增加基礎設施的建設、加速原有場館的改造、讓三四線城市落后的場館具備開設演唱會的資質，其實也是在變相的增加供給。

其次，在增加供給的同時引入市場化的“動態票價”也是一種緩解。

所謂動態定價，是讓市場的真實供需關系來決定門票的價格，而不是依靠主辦方的一家之言。

過去很長時間，部分主辦方對于門票價格的區間設置大量采用固定定價，對于市場沒有一個清晰、深入的認知，往往造成了畸形的市場需求。

如今引入動態定價，就意味著針對某些熱門的演唱會，二級票務市場可以提供交易機會，讓市場化下的動態價格來調和需求。如需求足則提高價格平抑，不足則降低價格刺激。

當然需要強調的是，動態票價模式與黃牛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前者是遵循市場的自動化機制，后者是人為的價格操縱。

在熱門演出之外，針對那些對于中腰部內容，二級票務市場可以提供折扣票價的窗口，讓閑置的資源充分利用起來，滿足大眾對于優質文化生活的需求，這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主辦方的收入。

總而言之，對于目前兩級分化的票務市場而言，要想破除當下的隱患，既需要加大下沉市場的投入力度，又要將價格“放權”給市場，二位一體形成市場解決良方，一步步將錯位的票務供需關系矯正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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