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資產加碼投入的背后,是一輛輛貨真價實的汽車。
01
2019年春天的一個早晨,程維走進北京金融街麗思卡爾頓酒店,看到了已在此恭候多時的戴威。酒店大廳里,當戴威提出“滴滴可以收購ofo”的請求時,程維選擇了拒絕。
對于滴滴而言,“橫尸遍野”的ofo已經沒有任何價值。程維把精力收回來了,他還是想大干網約車。
時間退回一年前,還是一個春天的早晨,北京國貿的萬豪酒店宴會廳中,聚集了中國汽車圈一半的掌舵人。北汽徐和誼、一汽徐留平、比亞迪王傳福、廣汽馮興亞,以及造車新勢力中的風云人物李想、李斌等。
攢這個“局”的,正是程維。
一直以來,程維的心都懸著,他十分清楚,滴滴雖具備最早入局的先發優勢,但短板同樣明顯:在網約車這場巨頭的混戰中,作為線上運營平臺,滴滴始終缺乏自身產業鏈和專業技術積淀。另外,在商業模式上,作為一個簡單的撮合交易平臺,滴滴也無法對私家車輛統一安裝車載系統和收集數據。
相較之下,B2C(Business to Customer,即企業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模式)模式下的平臺似乎更具優勢:一方面,營運車輛可以被統一監督管理;另一方面,以車企為主的出行平臺,其車輛多為集中供應的標準化車輛,在數據收集、大數據價值挖掘、產品研發與改進上有顯著優勢。
宴會上,程維手握話筒有些激動地說,滴滴要成為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臺。他還要共建汽車運營商平臺,推廣超過1000萬輛共享新能源汽車。
那天,滴滴還與31家汽車產業鏈企業共同成立了“洪流聯盟”。
出行市場的蛋糕很大。中國僅網約車市場,就從2014年的3000萬用戶、50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21700萬用戶、300億美元。BCG預測說,中國如果照平均每年19%的速度穩步增長,到2022年底將形成2600萬輛的規模。
這樣龐大的市場規模,對于車企而言,既是誘惑,也是愿景。那些在百年汽車歷史中埋頭前進的重資產企業,突然就像風口上飛起來的豬,一頭扎進了網約車的盛宴中。
除了牽手出行“一哥”,自主品牌中,如上汽、廣汽、長城、東風、吉利、江淮等企業已經搭建了自己的網約車平臺。
國際巨頭中,寶馬獲得成都網約車牌照并開始專車服務;戴姆勒聯手吉利成立網約車合資公司;大眾公司發布逸駕智能;通用高管也開始在各種場合公開宣布著自己的轉型計劃……
就連一向謹慎的豐田章男都沒有錯過這次熱鬧。今年7月,滴滴和豐田共同宣布,將在智能出行服務領域深入合作。豐田還將向滴滴投資6億美元,其中部分資金將用于滴滴、豐田以及廣汽豐田三者共同成立的合資公司中,專注出行服務。
一時間,網約車從無到有,遍地開花。
“從造車第一天開始,我們就希望能進入每個城市當出租車。”吉利汽車總裁劉金良如是說。今天,他終于有了另一個身份——曹操出行董事長。
然而,這些汽車廠商對網約車美好愿景的背后,還藏著顯而易見的秘密——
他們的車不愁賣了。
02
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傳統燃油車銷量9連跌,雖然今年6月出現上漲,但也是車企通過“骨折價”交換而來。國六新車型上市后,車市再次迎來寒冬反撲,7月和8月出現大幅度下跌,8月跌幅甚至超過去年。
與傳統燃油車的迅速下滑形成鮮明對比,新能源汽車卻在各種優惠政策下出現了逆勢上漲。以今年為例,我國8月新能源汽車的產銷分別是8.7萬和8.5萬輛,環比分別上漲2.9%和6.4%;今年前8個月累計銷售79.3萬輛,同比漲幅32%。
新能源汽車漂亮的成績單,與網約車的迅速崛起密不可分。
迄今為止,已有20家車企通過不同的方式布局網約車。其中,有14家車企直接參戰,方式有網約車(B2C)和分時租賃兩種;其余6家則選擇遠程操控:投資網約車公司,或直接給網約車平臺提供車源支持。
B2C模式中,以吉利旗下的曹操專車為例,它更像是吉利集團新能源汽車的大買家,統一采購并運營吉利集團的新能源汽車吉利帝豪EV。
遠程操控中,以豐田和滴滴的合作為例。其協議中明確規定,新成立的合資公司,將采購豐田汽車作為運力,然后將其借給司機。
“洪流聯盟”的車企也不是白入局的。程維推廣超過1000萬輛共享新能源汽車的方式是:整合用戶需求,探討共享新能源汽車的設計與標準制定,對共享新能源汽車進行定制化生產與推廣運營。
那么,推廣的1000萬輛新能源汽車由誰生產呢?毫無疑問一定是合作伙伴了。
今年以來,滴滴發力的小桔車服獨立之后,又聯合北汽新能源成立“京桔新能源”公司,3月京桔新能源交付了10000輛EU5網約車。到現在,滴滴平臺已注冊超過26萬輛新能源汽車,預計2020年將超過100萬輛。
為什么網約車一定要新能源汽車呢?
縱使綠色出行已倡導多年,但一年前的“限電令”,才算為新能源汽車的銷售市場徹底拉開大閘。
2018年7月,《佛山市網絡預約出租車經營服務暫行辦法》中提出,2018年11月1日起,佛山市所有新增的網約車必須使用新能源汽車。
今年9月底,鄭州交通運輸局發布了《關于市區出租車經營者使用新能源車輛有關事項的通知》。其中顯示,自2019年10月1日起,鄭州市市區新增的網約車和更新巡游出租車將停止使用燃油、燃氣等類型車輛,必須使用行業官方網站公示的新能源純電動汽車。
除此之外,9月初的《深圳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也明確規定,深圳新注冊的網約車必須為純電動汽車。
據統計,目前出臺相似規定的城市,已有廣州、江門、昆明、惠州等地。
對于新能源汽車而言,網約車平臺仿佛一個個“泄洪庫”,迎接著從主機廠行駛而來的滾滾車流。入局網約車,短期來看,車企在整體行業下滑的同時將庫存車輛轉化為銷量,做到了及時止損。
汽車廠商有了一個可觀的增量市場,網約車的專業化和規模迅速提高,這潮流浩蕩的結合看似雙贏而美好,但卻從本質偏離了共享的初心,也為未來埋下巨大隱憂。
03
Uber創始人卡蘭尼克最喜歡引用的一個數據:如果你擁有一輛車,那么這輛車96%的時間都是沒有被使用的。
2015年5月7日,滴滴快車上線那天起,許多原本96%的時間都在閑置的私家車發動了起來。它們的車頂上沒有“taxi”的小白燈,但常載著一波又一波的乘客,兢兢業業。
一年后,2016年6月的一個晚上,Uber中國區的18位高管在杭州一家五星級酒店齊聚。席間,卡蘭尼克如往常一樣老練而富有激情:“早晚有一天,北京的工程師會和舊金山一樣多,并且他們不會只為Uber中國工作。”
當時沒人聽出他的弦外之音。
一個多月后,Uber中國和滴滴合并的消息在業界炸開了鍋。程維和他一手打造的網約車王國迎來高光時刻,他吃到了“共享經濟”的第一杯羹。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如今,隨著車企的陸續入局,網約車開始與“共享經濟”背道而馳。
與車企達成合作的網約車平臺,將直接從車企采購車輛作為運力,然后雇傭司機組成車隊。這就意味著,那些擁有96%閑置時間的私家車,將重新回到自己的閑置隊伍中去。
在互聯網技術的外衣下,網約車的實質正在向傳統出租車逐漸靠攏。與此同時,出行需求與運力匹配的問題也就順理成章地卷土重來。
這其中,時空匹配的問題依然是關鍵。什么是時空匹配?舉個簡單的例子:
不考慮價格因素的情況下,10月1日早上9點,有一人在北京五道口想要打車去三里屯。假設當時全北京只有1輛出租車,且還在南鑼鼓巷附近,那這個人的需求就無法被滿足,即時空不匹配。
地鐵站、公交站的站點設置就是將需求與供給都集合到一個點,在固定的時間,使需求與供給得到匹配。網約車同理。當需求、供給密度高,且兩者都發生在同一時間、同一區域,匹配成功的概率就會更大。
對于不同時空“供求匹配程度”這一問題,筆者曾在《如果滴滴上市,“打車難”只會更嚴重?》一文中,建過一個BP神經網絡模型,最終得出北京市不同時空出租車資源的“匹配”程度,如下圖所示:
不難看出,對網約車來說,早晚高峰的六環內需求集中。此時,需要運力結構具有彈性:專職、兼職司機比例適當,在高峰期時有大量兼職司機補充運力。
早期的滴滴、Uber按照這一規則想出了一個有效吸引司機的方式——瘋狂補貼。大量的兼職司機上線為早晚高峰提供了充足的運力,兩家的獎勵政策也充分鼓勵司機在高峰期上線、平峰期下線,這讓城市早晚高峰時期的運力緊缺問題得到過有效緩解。
如今,在政策和市場的雙推動下,網約車平臺放棄私家車,轉而選擇滿足合規要求、來自車企的新能源汽車,司機逐漸變成以專職為主,運力結構失去彈性,高峰期運力與平峰差異縮小,打車難的問題再次浮現。
另外,如果網約車平臺自己買車,能夠獲得的運力是有限的。從乘客的角度看,若打車成本提高,打車需求就會下降。在運力、需求都較低的情況下,匹配效率隨之下降,盈利也會變得困難。
04
“這讓我感到慚愧和緊迫。”業績報表披露時,孫正義的臉色并不好看。他說,軟銀的投資“結果與目標相去甚遠”。
令這位身家240億美元的前日本首富感到慚愧和緊迫的項目之一,便是出行服務提供商Uber。后者在今年第二季度大幅虧損超過50億美元,同比增長近500%。
Uber在美國的難兄難弟Lyft也曾在招股書中坦白,“我們有凈虧損的歷史,可能無法實現或保證未來的盈利能力”。自2012年誕生以來,Lyft無一年實現盈利,在最新一季的財報中虧損6.442億美元,估值縮水近1/3。
中國國內,滴滴的日子更不好過。規模和效率與初期的私家車共享模式相比大幅度降低,未來業務的想象空間縮小了,公司估值也從2017年的560億美金降低到了500億美金。
2018年9月,程維發了一封內部信給滴滴員工。他說,6年來,滴滴沒有實現盈利。截至2018年,滴滴共計虧損約390億元。此后,滴滴依靠裁員、融資才獲得喘息的機會,整體裁員比例占到全員的15%,涉及2000人左右。
其他玩家似乎也已身陷窘境。此前,易到控股股東韜蘊資本公開叫賣易到。韜蘊資本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2月,易到現有34億元負債中28億元為韜蘊資本向易到的墊款。
在資本看不到回報的情況下,“一哥們”的出行大廈時刻處在傾覆的邊緣。但看看前仆后繼的車企們,誰也不能保證這些后來者不會更慘。
在運營成本上,B2C的重資產投入模式遠高于C2C(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電子商務)模式。雖然車企不差錢,但如果無法保證市場占有率、形成規模效應,虧損情況毫無疑問將會更加嚴重。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神州專車、曹操專車、首汽約車、上汽的享道出行、江淮的和行約車、北汽的華夏出行、長城的歐拉出行……這些車企搭建的網約車平臺,市場份額加起來都不到10%。
在創投圈里,有人曾把ofo稱為“史上最大的災難性投資”。這些投資人在今天很難承認,曾經的那三百多個日夜里,他們在那場火熱的共享單車投資戰中,有著多少難以言喻的反常。
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ofo完成共計5輪融資,總額近90億元人民幣。這是中國創業史上前所未有的。
如今,資本、車企大佬們對網約車的狂熱投入中,又保持了幾分理性?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這股聲勢浩蕩的潮流中,已經不能排除有些廠商故意利用網約車的風頭,為自己已經失去競爭力的主業增加茍延殘喘的機會,甚至打著共享經濟的旗號,誘惑更多的資本入場為自己買單。
不斷的加碼投入,讓廠商暫時去了庫存,讓網約車加速向專業車輛、專業司機的傳統出租車模式,而不是社會車輛、社會司機的共享經濟模式前行,也給行業乃至社會留下后患。
我們真的需要那么多出租車嗎?
《城市道路交通規劃設計規范(GB50220-95)》中規定,標準城市每萬人出租車擁有量為20輛。而據統計,截至2018年,我國已超過30個省市自治區,其出租車資源嚴重過剩。
北京每萬人擁有30.71臺、拉薩每萬人擁有31.3臺、天津每萬人擁有20.65臺、上海每萬人擁有20.25臺、沈陽每萬人擁有21.52臺、銀川每萬人擁有24.79臺、西寧每萬人擁有24.04臺……
在網約車行業摸爬滾打兩年多的張景(化名)說,以前網約車數量不多時,司機只要一打開系統,每天就接單接個不停,現在網約車過剩,基本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
“有一次,周圍兩公里范圍內有30多名乘客下單,然而該范圍內卻有200多輛閑置車輛。”張景無奈道。
如果說路邊隨處可見的黃色“尸骸”是一場災難,一旦網約車資源嚴重過剩,車輛大量閑置、廢棄停車場車滿為患,將成為更大的災難。為網約車而網約車的爭先恐后和前赴后繼,正讓行業走在通往災難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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