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云網】10月8日報道（文/尹子璇、王瀟宵）

2013年，職場菜鳥王大錘正在求職，他的腦海中浮現出了自己的完美人生：“升職加薪、當上總經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巔峰！”隨著《萬萬沒想到》網劇的現象級火熱，這一句話成了一時的潮流和經典，擔任CEO也成了成功人士的標配。

有趣的是，在王大錘說出這句話的那一年，移動互聯網大潮降臨了：李彥宏立下了從PC互聯網轉型為移動互聯網的決心，騰訊用1500萬元投資了剛起步不久的滴滴打車，阿里則通過對UC瀏覽器、新浪微博、高德地圖等項目的投資開啟了新的布局。

在頭部的BAT逐漸成型并開始聚焦移動互聯網的入口時，整個中國也都涌現出了持續不斷的創新熱潮，“終端+應用”雙引擎正在驅動中國移動互聯網走向進一步的繁榮。一年后，在一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下，移動互聯網進入了全新的篇章，風頭甚至開始蓋過房地產。

從那時起，“出任CEO、走上人生巔峰”不再是職場新人可望不可及的夢想，在北京的中關村、上海的五角場，CEO名片與時代帶來的機遇一樣，隨處可見。

而當我們把時間撥回到眼下的2019，CEO這份職業卻不再那么穩定了。

一、企業業務不佳、董事會分歧/管理層變革、道德問題導致離職

在剛剛過去的幾天里，就發生了幾起相關事件：9月25日的24小時內，三位來自知名企業WeWork、eBay和Juul的CEO陸續辭職，引發討論；討論的熱潮還未平息，早在5月份就宣布離職的百度搜索CEO向海龍又陷入了“辭職還是開除”的羅生門。

根據高管培訓公司Challenger，Gray&Christmas的數據顯示，截至8月，2019年共有1009名美國公司CEO離職，高于2008年經濟陷入金融危機時的水平，位列歷年第一；在這其中，我們關注的科技領域，2019年以134人的離職人數位列領域排行第二，僅低于政府/非營利部門，較去年同期統計離職的99人增長34%。

CEO離職率大幅增加這一現象也并不局限于美國，我們進行梳理后發現，在國內，同樣在2019年發生了不少CEO職位變動。

那么，為什么是科技領域？為什么是2019？懷著這些疑問，獵云網根據公開報道對今年國內外知名企業的CEO離職情況進行了盤點，并希望對其表象背后的原因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根據這份知名企業CEO離職盤點，我們可以看出，CEO離職與所在領域似乎并無太大關系。而在離職原因中，企業業務不佳、董事會分歧/管理層變革、以及道德原因成了最常見的離職原因。

以WeWork聯合創始人亞當·諾依曼(Adam Neumann)同意辭去首席執行官一職為例。據彭博社此前報道，軟銀集團曾敦促其擱置IPO計劃，但WeWork卻無視軟銀警告，開啟IPO路演。WeWork自降身價IPO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給軟銀造成了巨大的投資損失，針對WeWork估值的暴跌，該公司大股東軟銀集團和其他股東曾向他發起攻擊。

然而，即使諾依曼堅持，卻最終因為市場反應無奈決定將WeWork IPO的時間向后推遲。

一面是WeWork的估值下降，另一面是與股東軟銀的巨大分歧，最終，在We Company召開的由7人組成的董事會會議上，為了說服諾依曼辭職，軟銀設法爭取到了董事會中多數的人。隨后，諾依曼公開表示離職，并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近幾周來，針對我的審查已經成為一種重大的干擾，我已經認為辭去首席執行官一職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

在諾依曼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企業業務不佳以及董事會分歧巨大直接導致了他的離職。

除此以外，因丑聞離職的CEO數量也并不少。根據Challenger，Gray&Christmas的數據顯示，7月有六名首席執行長因丑聞離職，今年迄今共有16人因此原因離職。

當我們將目光聚焦到國內CEO離職，可以看到，其中，包括電競在內的文娛領域出現6起離職，位居行業第一，其次是體育。

這背后與行業變化不無關系。

文娛領域正在受大環境和政策的壓縮：隨著近年中國文娛上市企業集中度不斷提升，巨頭企業的資源聚攏效應顯著，強者更強的行業格局或已形成，其中阿里系、騰訊系兩強，今日系異軍突起，文娛行業已經逐漸進入寡頭時代。而在2018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監管政策，包括游戲行業、影視行業等細分領域都經歷了數個政策層面的變化，以遏制行業亂象，倒逼產業進行自我出清。

在體育領域，也有一些有趣的共性，2019年1月，阿里巴巴集團宣布阿里體育CEO張大鐘離任；2019年9月，萬達體育中國公司CEO楊東為離職。這背后，是體育產業徹底進入考驗精細化運營的存量時代，阿里、萬達在高舉高打進入體育產業后，面臨著經濟周期大調整下的商業變現困境，CEO需要承擔新的歷史任務。于是，最終二人離開后，都由母公司的“老人”接手，期望通過調整將體育產業融入母平臺。

而在離職原因方面，除去正常的人事變動以外，企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或發生管理層動蕩，需要進行管理層變革成為了最常見的原因；其次便是因為業績不佳或丑聞被問責，于是辭職；當然，也有不少CEO因為個人原因進入了新的人生征程。

二、大環境正在變化：經濟形勢放緩、移動互聯網紅利期結束

據上周的一項調查顯示，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和全球增長放緩導致美國大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下調了對美國經濟的展望。

而放眼國內，移動互聯網發展也正在迎來新的變革。

今年7月，QuestMobile發布了《中國移動互聯網2019半年大報告》。報告顯示，隨著城鄉差距的進一步縮短，移動互聯網人口紅利天花板已至。數據顯示， 2018 年全年，中國移動互聯網月活用戶規模凈增 4607 萬，而 2019 年這一增長趨勢逐步放緩， 2019 年第二季度移動互聯網用戶凈減 200 萬，中國移動互聯網月活躍用戶規模達到11.38億，同比增速首次跌至4%以下。

當移動互聯網紅利消失，移動互聯網的流量爭奪基本進入存量階段，未來將不會更多地強調人口紅利，想要贏得用戶使用時間，需要更硬核的企業實力和資本來爭奪了，企業和資本都迎來了新的挑戰。

1、企業競爭加劇

移動互聯網競爭趨于白熱化，龍頭仍然領先。

在流量入口方面，巨頭的護城河牢不可破，且對市場的爭奪愈加激烈。數據顯示，BAT三家公司的滲透率均超過89%，騰訊的滲透率甚至達到了97.8%。與滲透率有著相同結果的是，BAT和字節跳動對全網時長的占用也已達到73.7%。

巨頭們除了搶占用戶和時間，也更加重視商業化和變現能力的提升，2019年在廣告收入的爭奪上，它們都將面臨更加復雜和艱巨的競爭。

而BAT的日子也算不上好過，《中國移動互聯網2019半年大報告》顯示，行業競爭加劇，用戶在多平臺之間徘徊，打開短視頻APP的個數漲至1.7個。如字節跳動在如今憑借短視頻產品逆勢突圍，去重后的月活用戶規模同比增長達到26.6%，而BAT的增速為2%至4%。

當BAT面臨激烈競爭的同時，各垂直領域中的中部企業也進入了最后廝殺階段。有一定發展時間的體育行業、旅游服務行業、內容行業、直播行業都逐漸進入洗牌期，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正在被壓縮。例如，旅游服務行業的頭部企業通過渠道下沉、構建線下門店獲得用戶規模的高速增長，行業TOP4 APP用戶份額超過80%，馬太效應突出。

這樣的情況下，老玩家開始尋找新的紅利，如下沉市場；新玩家則需要尋找全新的賽道。但整體而言，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互聯網生態成了競爭的重要助力，市場的爭奪、拓展成為主要的競爭方式，變現能力也成為互聯網企業越發強調并為之努力的方向。

2、資本也在步入寒冬

2018年下半年，一眾新經濟企業赴美、赴港上市，但投資人期待中的回報收割并沒有出現。緊隨其后的一二級市場估值倒掛，直接把“項目估值虛高”的殘酷現實擺在了投資人面前。

與此同時，移動互聯網熱潮帶動的“人民幣基金崛起，與美元基金雙分天下”的局面也開始被打破，2018年前11個月，人民幣基金募資額超9000億，較去年同期下降了46%，2018年大規模的“募資難”導致了2019年人民幣投資產生斷崖式下跌。

CVSource投中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VC/PE募集完成基金數量同比下降了 51.69%，總規模則下降30.17%了。7月份頹勢繼續，工商資料顯示，2019年7月工商新注冊基金數量236支，同比2018年7月的352支下降32.95%。

過去的一年中，資本本身的發展環境并不樂觀，且很多企業并沒有給到資本想看到的成績單，而這樣的現象或許還將蔓延，作為對之前過渡追求增長和估值的市場修正。

三、CEO職業要求正在步入拐點

這樣的梳理下，大型企業CEO頻繁更替的原因出現了。

1、停滯不前的CEO將無法度過新的競爭

如果說過去5年是創業的黃金時代，那這一時代毫無疑問已經走向尾聲。會講故事、有好模式就能獲得青睞的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

投資人和市場對CEO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這個市場只會留給在最惡劣環境下生存的老人們。

一方面，CEO需要精打細算，增加項目造血能力，因為寒冬里投資人會更注重財務數據、經濟模型的健康程度，過去燒錢出現的規模效應企業將極少出現；另一方面，CEO也進入了精英創業者時代，對行業認知、技術能力、人脈資源的要求越來越高。尤其是在這個消費互聯網轉入產業互聯網的當口，如果說消費互聯網適合年輕人，那產業互聯網對CEO的綜合實力要求將會越來越高。

2、公司董事會的整體容忍度發生了變化

過去一年中，Uber和Lyft等公司在沒有明確盈利途徑的情況下上市，隨后出現的股價低迷態勢；國內，燃財經曾給出了這樣的數據統計：2018年以來，國內共有46家新經濟公司在美股或港股上市，其中2018年33家，2019年至今13家。然而，截至2019年6月，相比上市首日收盤價，這46家上市公司中，有40家股價下跌，占比高達87%。

因此，投資者對于企業的擔心開始增長：押注于過去10年引領行業的成長型創業企業是否是好的想法，尤其是面對經濟低迷時期。

投資者開始不耐心了。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索南菲爾德則直接指出，目前大型企業CEO頻繁更替的最重要原因，是公司董事會的整體容忍度發生了變化。

有專家分析指出，由于對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輿論更傾向于問責制。這樣的情況下，CEO離職則成了企業成績不好的常見解決途徑。

3、CEO為什么丑聞頻出？

普華永道在報告中對“為什么CEO越來越不道德”的現象做出了分析，報告稱，數字時代所有的信息都會在網上留下痕跡，使得高官們不得不加強自身的透明度和潔身自好，否則不論是公司內部的揭露者，還是潛伏在暗處的黑客都可以讓他們的真實面目曝光于公眾面前。

與此同時，公眾對于各大公司的負面新聞、不道德行為的容忍度越來越低，這些民意能夠從很大程度上影響公司公眾形象、進而引發估值變化，這讓公司格外重視。且7/24小時工作制的數字媒體和社交平臺，會讓一些過去認為只是小瑕疵的道德問題迅速被放大，甚至形成公司危機。

這樣的情況下，公眾擔心CEO們歪曲了價值衡量標準，因此CEO在企業或自身出現丑聞時，都將被推倒風口浪尖承擔必要的責任。

《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評論就如此表示：大權在握就可以亂來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即便是高高在上的CEO們也要跟群眾一樣，接受道德的約束；公司的董事會和投資人也不再會容忍一個業績不錯、但是卻在生活上有瑕疵的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