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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電影在國內正迎來黃金時代。

近兩年，小成本電影《看不見的客人》《調音師》《何以為家》等開始靠評分在國內完成票房逆襲，而劇情不足的好萊塢影片、大制作爛片在市場上屢遭遇滑鐵盧，中國電影受眾已逐漸走向成熟——重視口碑、審美多元化，這也為獨立電影生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第十三屆First電影展已閉幕一周有余，鈦媒體與兩位參加訓練營的初出茅驢的導演，和一位入圍影展競賽單元最佳長篇的導演進行了深度交流。

在聊到獨立電影面對市場該如何保持自覺意識時，他們表現得不卑不亢；這群有著海外留學背景的導演們，在對比國內外獨立電影的發展現狀時，一致認為國內的獨立電影，將迎來蓬勃發展的時期。

學會尊重市場

上世紀末，第六代導演開始嶄露頭角，以婁燁、王小帥為代表的青年電影人，從宏大和集體敘事的風格中走出，開始聚焦于小人物和鄉野邊陲，關注當代人的精神求索，以自己的生活經歷出發，刻畫當下人的生存困境與人生百態。

自此，在傳統的商業公司投資的大制作電影之外，興起了一批不可忽視的小眾電影人，他們的電影或常年巡回于電影資料館、獨立電影展，抑或從海外電影節的獎項開始為人所熟知。很多時候，他們也被業界稱之為中國的第一代“獨立電影人”。

資本的介入程度和導演個人表達的話語權，一直被認為是衡量電影“獨立性”的尺度；而是否要在受眾的觀影品位、審美能力面前委曲求全，也是內容相對晦澀的獨立電影繞不開的市場議題。

在第一代獨立電影人的觀點中，資本與自由表達之間，似乎有著水火不容的關系。

本屆First青年電影展的評委之一、著名導演刁亦男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曾表示，許多年前，他認為中國第六代導演之后再無理想，因為他眼中的“理想”，是排斥商業的；而如今，他也不再認為兩者不能并存。

現在的年輕導演們，從離開象牙塔不過一年光景的訓練營導演張志威和源根，到涉足電影市場已有幾個年頭的年輕導演汪崎，鈦媒體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一些共同的特質：依然在創作時以堅持自己的意圖為航行之舵，但在理想與現實面前，他們更懂得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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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與個人化表達何者先行”，是年輕導演們首先需面對的議題。

不過，在年輕一代的獨立導演身上，鈦媒體發現，獨立不再被假以“神圣不可侵”之名。在“純凈”的電影和商業氣質濃厚的電影之間，導演們不再對后者嗤之以鼻。“超級英雄電影也越來越走心了，我主要想做獨立電影，但是我不排斥商業，而且我其實很希望這一生能夠去做一個漫威那樣的超級英雄電影。”源根這樣談自己的電影理想。

獨立和超英，可以不再是兩條平行線。

當超級英雄注重敘事，不但可以為獨立電影帶來資金上的反哺，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打動人心，還可以進一步為導演打造品牌。李安為了給自己的獨立電影事業開辟康莊大道，也接拍了《綠巨人浩克》，通過收獲高票房，獲得了和投資人去談下一部文藝片的更高籌碼。

訓練營師生結業典禮現場

生于日本、留英學電影的海歸派導演汪崎，他的作品《離秋》已經拿到了龍標。作品《離秋》講述的是華裔日籍小男孩一家三口、和小男孩的爺爺四個人之間發生的關于華僑生存狀態、家庭矛盾等相關內容。這些電影中的角色之下蘊藏的也是導演的表達，也符合商業性與導演想傳遞的社會鏡像一致性的特質。

汪崎的電影原本更尖銳地突顯了一些社會變革下華僑歸國與否的抉擇問題，在制片人與投資方的建議下，汪崎選擇了更冷峻的呈現方式：“如果不做出改變，我想要表達的內容，首先都無法傳遞給大眾。”

當投資方已經與導演達成協議、電影的團隊不斷壯大時，導演不可能再100%擁有影片的駕馭權。導演致力于呈現社會現實，投資人致力于降低投資風險，在不同的目標面前，勢必會遇到分歧。

在分歧面前，年輕導演們選擇的是保留自己的核心意圖，但會愿意根據市場對影片內容作出調整。

獲得最佳演員獎的作品——《離秋》海報

在尋求商業化變現的路徑時，為了不使自己的觀點有失偏頗，以懂行的制片人彌補自己不熟悉的題材，不失為一種選擇。比如，找女性制片人為婦女題材擔綱，可以在遵從內心想法的同時，更好地去尊重題材所面對的人群。

“文藝片想打動人，沒有商業策略也不行。”本屆電影展“三高”電影養成記論壇（三高指的是高口碑、高榮譽、高收益率）上，淘票票總裁李捷也以此前遠超阿里票房預期的黎巴嫩電影《何以為家》為例，介紹了它商業成功背后的一些基因密碼：

該片故事的內容發人深省，但主題很壓抑，試映后觀眾反映其結尾過于悲傷。于是，影片就在正式上映前通過剪輯淡化了結尾的悲傷基調，國內版的海報也改成了孩子的笑臉，將影片融入了更多希望的元素。

當主旨不變、導演的主要意圖大抵可以在電影中實現，很多時候，在影片的基調與內容細節呈現方式等方面，為市場做出些許改變，不失為個人化與商業化表達之間明智的處理方式。

國內獨立電影比歐美有更多機會

除了市場與個人意圖實現之間的抉擇和博弈，導演們還不自主地和鈦媒體談起了國內外獨立電影的培育體系與生存發展現狀對比。

從教育領域學院對各個電影工種培養的專業人才缺失，到“導演中心制”而不是“制片人中心制”的創作模式，年輕導演們在評價中國電影的體系化程度時，都一致認為與歐美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

在受眾和資金支持方面，有著海外留學背景、旅居國外多年的年輕導演們，都認為國內有著更多的機會。

電影《何以為家》海報

近兩年來，小語種電影《何以為家》在國內一攬數億票房，類型電影《風中有朵雨做的云》在市場上引發了強烈反響，這在高中開始就在美國留學的源根看來，是美國獨立電影難以企及的市場狀態。

豆瓣評分9.1、成本只有400萬美金、沒有任何商業片基因的黎巴嫩影片《何以為家》在國內的票房達到了3.7億人民幣，而美國卻只以165萬美金（約合1155萬人民幣）收官；豆瓣8.3分的《調音師》，在中國晚于印度半年上映、網絡資源已流出數月的情況下，依然獲得了3.2億人民幣的票房佳績，與美國119萬美金（約合830萬人民幣）的票房全然不在一個數量級。

這顯示出了在美育教育提升的80后、90后和Z世代消費者成為文化消費中堅力量后，網絡社交平臺在口碑宣傳方面起到了更廣的媒介作用之后，國內市場對高口碑電影的高度認可。

據貓眼專業版數據，從2017年至2019年，國內電影的口碑對票房的影響產生了巨大變化。

2017年上半年，我國票房最高的國產電影評分在8-8.4之間；2018年票房較高的電影則在8-8.4分和9-9.4分兩個分數段；而2019年，國產電影的票房與口碑之間呈現顯著線性關系，9-9.4分的電影中的最高票房在所有電影中奪魁，并且隨著電影口碑的下降，票房呈現直線下降趨勢。

而美國院線市場，卻鮮有小語種、文藝片和獨立影片的立足之地。

在源根眼中，好萊塢占據了美國電影的過大市場，“尤其是我現在在的城市洛杉磯好萊塢那邊，基本上我們學校就在好萊塢正中心，你去攔一輛出租車，那個人都可能正在寫劇本、都想做導演，整個洛杉磯的人都是做電影的，競爭壓力非常大。”

汪崎也和鈦媒體聊到了一個細節：與他參加柏林電影節訓練營的兩三百位導演中，有一百多位，近半數都是美國導演。“他們告訴我，在美國，小導演的生存空間非常小，籌資、拍片，成本和市場，都缺乏機會。”

與此相似的還有英國。汪崎高中開始就離開日本、赴英國留學，在他看來英國的長片獨立電影至少100萬英鎊（約合900萬人民幣）才能成片，普通中產想要自己投資拍攝根本承擔不起，融資的話機會也比較少。而國內的低成本長片電影，可以將成本控制到50、60萬，房地產公司、快遞公司的老板朋友，不圖回報都可以把錢“捐”給他。

“我的英國同學有一次在facebook上跟我說，‘汪崎你最起碼你還在拍，因為你在中國’。”

比起中國一年城市院線觀影人次超過17億（國家電影局2018年數據）的龐大市場，英國、日本等電影市場相對要小很多，高昂的“小成本影片”制作費用和有限的市場規模，都是制約本地獨立電影發展的羈絆。

當然，國外也有不少利于獨立電影發展的優勢。

在電影節的獎項、基金之外的政策方面，源根提到了美國更多元化的鼓勵方式：“像我們那邊會有一些免稅政策，如果蘋果的員工給導演捐1000美元，他就可以把相應的賦稅免掉。”

但是在理性的美國市場，剛入行的導演想要籌集資金，愿給錢的人并不多，存在僧多粥少的局面。“如果是眾籌，多半拿到的都是一兩百美金的數額；而中國人在眾籌時卻比較慷慨，有時會遇到愿意給上萬元資金的老板。”

中國文化里不可或缺的“好面子”，是汪崎與源根對于中國商人愿意小額施以援手的大體猜測。這種或許多少帶有一點虛榮心的面子工程，卻真正可解年輕導演的燃眉之急。在歐美與發達電影工業化體系下相對冷峻的投資關系面前，這一點“人情味”在獨立電影導演事業發展的起步階段，倒是有裨益的。

生存與等待

雖然國內的獨立導演們相對國外有著很多優勢，但生存永遠是導演們需要自力更生的問題。

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著名電影人張獻民曾在接受書評人、獨立電影研究者許金晶的采訪時表示，中國的獨立電影人大體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只拍非常“純凈”的獨立電影，任何人都看不到影片中的商業價值，并且打算一直在獨立電影之路上走下去；

第二種是選擇獨立電影為捷徑的年輕人，在資源和作品尚未成熟前，通過獨立電影獲得關注，從而轉向商業電影發展；

第三種是中產階級的休閑，一年當中工作十一個月，用剩下的一個月來拍獨立電影。

而鈦媒體在源根、張志威和汪崎身上，更多看到的是另外一種狀態：以獨立電影為自己長期熱愛的事業，或者說是生活方式，但在這之外，又賴以多種謀生方式生存，從而更好的反哺他們的獨立電影理想。

“電影是我熱愛的事業，但可以和其他事情并行不悖。”對汪崎來說，信仰顯然不能沒有經濟為基石。

作為精通中、日、英三國語言的汪崎，每年在拍攝小成本電影之外，還先后做過中日展覽交流的翻譯、接拍廣告、做景區導游，并且至今一直經營著一家日本電影設備租賃公司，少不了中日兩邊跑。按照他的話來說，除了需要坐辦公室的、占據長期時間的，其他的都做過。

源根和張志威也在畢業后做剪輯、做副導演、接拍MV，在籌備長片的同時，手頭還會并行3-4個短片項目，以此來對沖長周期影片的收益風險，同時為導演帶來充足的現金流。

用一些相對不那么自主的任務性工作，來換取主航道——獨立電影一定程度的財富自由，從而為自己拍攝的電影爭取更多的話語權，是當下獨立電影人的一種生活常態。

同時，這也是一種漫長的、考驗耐力的生活常態，五年、十年的等待在他們前輩的身上司空見慣。

曾于2013年獲得過First青年展短片評委會特別獎的文牧野，從拍攝第一部短片到《我不是藥神》成為現象級高口碑高票房國產類型片，歷經了八年。

忻鈺坤在《心迷宮》斬獲First電影展獎項并在國內上映前，與妻子北漂、當家庭煮夫、遭遇資金斷裂，賬戶上一度不足萬元。

《哪吒》的導演、80后的餃子，耗時3年拍攝制作影片，為達到預期的視覺效果，用國內60個動畫團隊、共1600余人參與制作。期間因資金不足，餃子獨自承包了從劇本、人物設計、場景設計、三維設計等工作。在沉潛數年后，《哪吒》以破26億元票房、豆瓣8.6分的口碑佳績，迎來了他的高光時刻。

“我們一直在等待機會，這也不算什么，我常常會說，李安也等了6年嘛。”張志威在采訪的最后給鈦媒體留下了這句話。

李安6年閑賦在家的經歷是無數新人導演耳熟能詳的故事，那就像黑夜中的一座遙遠燈塔，給了無數人等下去的希望。

“我還年輕，我能等，畢竟李安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已經36了。”（本文首發鈦媒體，作者 | 陶淘，編輯 | 李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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