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有關一系列香港的新聞中，每每提及香港與大陸之間經濟往來，都會出現一種共識：近年以來大陸依靠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和AI獲得的進一步經濟增長，進一步拉大了雙方之間的距離。甚至購物、旅游這類需求，都開始被日本替代。

這種說法是否客觀，可以確定的是，科技產業的發展熱潮，確實讓大陸和香港之間的經濟水平產生了差距。

很多人都說香港之于科技產業的二十年，是不斷錯過的二十年。

之所以說是“錯過”，是因為香港并非沒有創新能力。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香港先大陸一步推出了和微信概念十分接近的Talkbox，如今卻完全被Whatsapp所替代；在更接近的AI時代，著名AI獨角獸商湯科技原本就由湯曉鷗帶領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團隊，但很快商湯就選擇了扎根深圳。不僅如此，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高校每年也在向企業和學界輸出著海量人才。換句話說，香港并非沒有創新能力，而是不具備創新土壤。

香港的創新土壤，究竟去哪兒了？

硅港計劃的失敗不能一直背鍋

香港科技產業的發展遲緩，很多人會歸咎于2000年左右“硅港計劃”的失敗。

1998年十月，當時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其上任后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科技興港,要把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議在港興建名為硅港(Silicon Harbour)的電子技術開發區。

在那個年代，東亞承擔歐美國家轉移出來的晶片、半導體生產需求正在成為主流。臺灣知名的“新竹科技園”大約也是在同一時期建成。當時有數據表明，該項目到2008年有望為香港新增195,000個就業機會和300億港幣的生產總值。

但這一項目卻遲遲沒能推進，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在批地上話語權很低，另一方面也包括了當時美國限制半導體制造設備向香港的出口等。沒地皮、沒生產設備，自然也就建不起任何科技園區了。加之2000年出現了第一次互聯網泡沫的破裂，承擔金融職能較多的香港更加明顯的感受到了相關波動，也留下了更深刻的陰影。

但這些理由顯然不足以解釋后來的問題。在移動互聯網崛起的熱潮中，有很多企業都是從2010年左右才開始發展的后來者，海外的Uber、國內的滴滴都是如此。實際相比大陸，香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擁有著更優異的先決條件。

相比大陸，香港更早的實現了4G網絡的覆蓋。在2010年，香港很多公共場所就已經有了免費WiFi，個人家庭也很早就實現了千兆光纖入戶。包括智能手機的價格和下沉效率，都是要先于大陸一步。其他諸如金融服務，海外科技企業的入駐，也要相比大陸更加完善。

在這樣優異的環境之下，香港卻還能錯過移動互聯網，個中原由值得好好說道說道。

發達地區的詛咒？如何解釋香港在移動互聯網上的失敗

首先我們都知道，香港是一個經濟發達但生存成本居高不下的城市，記住這一點，很多問題就有了根源性的解釋。

第一， 香港移動互聯網有著濃郁的外包風氣。所謂的外包風氣指的并不是把App開發工作外包給其他國家，而是有大量所謂科技企業都以承包App開發來維持生存。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還是來自于政府部分和實體企業的訂單，這些甲方將App作為經營的附屬品，因此在創意上也不會花費太多功夫。久而久之，在這種穩定收入的溫水煮青蛙效應下，科技企業也逐漸喪失了創新能力和積極進取的冒險精神，反而更像服務型企業，最終導致香港出產的App很多都看起來十分相似。

像孵化出TalkBox的GreenTamato就是一家外包App企業，有觀點稱，TalkBox后來的頹勢，也有GreenTamato給予支持不足的緣故。

第二， 香港的勞動力價格昂貴。我們知道移動互聯網中的很大一部分企業，是靠著打通供求信息+廉價的勞動力推進發展的，而城市化發展完善的香港顯然不具備這方面的優勢。如此以來就導致了很多好的模式外流到隔壁——舉例來說，我們今天經常見到的運貨搬家O2O平臺“貨拉拉”，前身就是來自香港的EasyVan。顯然大陸的經濟環境給予了這家企業更好的增長空間。

而且在昂貴的生活成本+求穩的科技行業共同作用之下，導致香港IT從業者收入并不占優勢，遠比不上金融行業，IT被人們戲稱為“頹科”。最終很多人才向海外、大陸甚至臺灣流失。

第三， 資本的保守趨勢。香港的金融行業雖然發達，但也因金融的全球性趨勢導致對于本土企業的“燈下黑”。結合以上兩個原因，已經導致了香港科技企業的艱難發展，資本不愿投以關注也是正常現象。

另一方面，香港本土金融穩定在港口運輸、地產等等收益穩固的行業中，同樣也不具備冒險精神，貿易及物流業、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與旅游業，另外再加上房地產。這四大傳統行業總共占據了香港GDP的60%。資本和創業者都不想冒險，科技產業自然會出現如今的冷寂場面。

對于這種情況，有人將其解釋為“發達地區的詛咒”——社會經濟和階層趨于穩固后同樣喪失活力，很難接納和孕育新的高峰，實際除了這一原因以外，香港本身的土地、人口、外來科技企業的涌入等等因素也構成了種種不利條件，最終形成了今天香港科技產業的寂寞景象。

科技產業發展轉圜：香港AI的未來

如果按照科技產業的發展線路，從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再到AI，我們幾乎可以理所應當地認為香港在AI發展上毫無希望。

誠然，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冷清導致的直接原因就是數據的匱乏和云計算資源的短缺。同時大量數據被掌握在政府端口，香港大學教授Paul Yip稱現在想要調用數據，還需要寫“紙質申請書”。

但我們并不能因此就下定結論。

在長達20年在科技產業上的落后之后，香港在這一次AI熱潮中顯然更加警醒，不僅媒體給予了更多關注，政府端口的動作也開始加速，像是推出了“創新預算資金”、香港的科技創新中心也得到了國家的資助。

另外重要的一點是，和移動互聯網不同，AI技術的出現將切實改變香港人的生活。對于生活高度便利的香港來說，O2O和共享經濟能夠帶來的撬動力量并不大。可是對于金融、港口物流這些行業來說，AI帶來的變化是巨大的。換句話說，香港不接納AI，就有可能被AI替代。

那么在AI上，起步晚、數據少、資本流動封閉的香港，還存有哪些機會？到了AI時代，香港的創新土壤出現了嗎？

目前來看，可以發現香港之于AI的幾項策略。

例如發揮自己在學術方面的優勢，吸納大陸的支持。其實即使香港在科技產業上成就不多，但在科研創新能力上還是不差的，在有IT界奧斯卡的APICTA大會上，香港幾乎每年都能取得不錯的獎項。就像在去年，香港的SmarKie的智能自動售貨機、法諾實驗室有限公司的多語言人工智能客戶服務系統和智能RFID嵌入式機場行李裝載機器人等等，都獲得了獎項。

對于香港來說，實行技術出售的“以色列模式”或許是個不錯選擇。

另一方面，隨著粵港澳大灣區概念的落實，香港在產業鏈中的融合，對于中資企業的接納，無疑會提升當地AI創業者的創業條件。像阿里和商湯就聯合在香港成立了香港人工智能實驗室，大陸企業開放應用場景，香港科研人員獲得數據、算力方面的相關支持。

另外如同當年谷歌“退守”香港意在亞太市場一樣，目前一些小型歐美企業也開始利用起相關中西融合的社會風氣、便利的全球金融服務和地緣優勢，將香港看做進入大陸市場的跳板。舉例來說，來自英國的品牌零售服務企業Aitrak雖然還在初創階段，但已經在香港設置了分公司，希望能夠借此進入資本更活躍、數據資源也更豐富的中國大陸。

如此看來，不管是哪一種策略，香港AI的未來幾乎都與大陸緊密相連。雙方的通力合作和共同生長已經成為定局，抵擋和破壞這一趨勢，是絕不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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